在胡適的來往信集裏，能找到這樣一封寫於1921年2月14日的信：“北京的燕京大學雖是個教會的學校，但這裏的校長Dr.Stuart是很開通的人，他很想把燕京大學辦成一個於中國有貢獻的學校。

“上星期他們議決要大大的整頓他們的‘中國文’一門。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響全國的學校。他們不論薪俸多少，都肯出，最重要的是全不受干涉。他們很誠懇的託我，我也很誠懇的請你對於這個提議作一番細細的斟酌，並希望你給我一個回信。”

信件的收件人是周作人先生，而信中提到的“Dr.Stuart”，正是當時燕京大學的校長司徒雷登。

燕京大學有33年的校史，而這位金髮碧眼的傳教士擔任了27年的校長。是這位外國人毅然提出：要使燕大徹底中國化。

01一、來杭即是歸故鄉

時至今日，如果你沿着杭州的中山北路一路向前，在一處十字路口，你還能找到一處名叫“耶穌堂弄”的巷子。

“堂弄”是地道的中國街道稱謂，而“耶穌”則是西方基督教信奉的神明，兩者的結合，正如那個年代西學東漸的風氣。

19世紀的七十年代，一個名叫約翰爾·司徒的美國傳教士跋山涉水來到美麗的杭州，帶來了他的信仰與福音書。

他在杭州天水堂教會傳播着基督教思想，並在日復一日的傳教中愛上了這片土地，紮根於此。約翰爾夫婦在這裏開辦學堂，不收學費，但是隻有一條——學生不許纏足。

1876年6月，這位傳教士的家庭增添了一位新成員。他的兒子司徒雷登誕生在這裏，生得金髮碧眼，是典型的外國人長相。可他是吹着西湖岸邊的風長大的，他不僅有一箇中國胃，還能說一口流利的杭州話。

輕快悅耳的杭州話躍動在一個外國孩子的舌尖，鄰居家的孩子們都拿好奇的目光打量他。

司徒雷登就像是出生在杭州的無數孩子中再普通不過的一員似的，他和小夥伴們穿梭在杭州的各個景區，會偷偷地爬上古廟的老樹摘野果，也會劃遊船、喫野餐、看社戲。

他在江南水鄉一直長到17歲，才隨着父親回到美國唸書，故國的一切對他來說都是那樣的陌生。他需要重新適應這個完全嶄新的環境，刻苦學習。

與杭州一別就是十餘年，當已經成長爲一名傳教士的司徒雷登繼承父親的衣鉢回到中國時，他還是那副杭州化的模樣：身着深灰色的絲棉袍，頭戴珊瑚頂瓜皮帽，手捧水菸袋，時不時地吸上一口。

即使是與朋友喫飯，司徒雷登也從不到西餐廳。他算是喫杭州菜的行家了，喫飯到要到清河坊裏最正宗的王潤興飯店，點菜也頗有講究，開口便知道不俗：“醋魚要帶鬢,件兒改刀炒菜心,木郎豆腐免辣重胡椒,要燒得入味；晌鈴兒要毫燒否則不脆……”

帶鬢是指一魚兩喫,件兒是五花兒鹹肉，木郎豆腐實則是魚頭豆腐。最傳神是那句“毫燒”，如果不是在當地生活許久，哪裏能猜到這是“快”的意思呢？

他對杭州的熱愛，在他對杭州菜的熟悉和挑剔上就可以略見一斑。多年後他的學生請他喫謝師宴。

他用杭州話感慨道：“中華爲餘第二故鄉，杭州是我血地，皇飯兒的杭州菜使餘難忘！”如果當時要選出中美飲食文化的交流大使，那麼杭幫菜的外籍代言人非司徒雷登莫屬。

1947年，杭州市政府甚至爲他頒佈了“榮譽市民”稱號。當地的民衆都知道這位傳教士的喜好，賀禮不送別的，只送杭州的特產：杭扇杭剪、都錦生絲、杭州綢緞、西湖毛巾。更不消說還有金華火腿和龍井茶葉。

02二、燕京大學起毫末

傳統西方人的家族觀念重，司徒雷登的父親讓他出生在杭州，是他與杭州的緣起；而司徒雷登選擇讓自己的孩子也在杭州出生、成長，似乎也預示着彼時他已經決定在這方土地上奉獻自己的一生。

1918年，司徒雷登接到美國南北長老會的命令，要他在中國創辦一所綜合性大學。正逢北京幾所教會學校與普通高校合併，需要有一個在此之前和幾所學校都無瓜葛的人來出任校長，而精通中英雙語的司徒雷登正是最合適的人選。

他賦予了這所新組建的大學以“燕京”之名，和最初的九十三名學生一起，在狹小破舊的校區白手起家。

1919年的燕京大學一窮二白，只有五間教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以及一間教員辦公室。它能發展到之後的宏大規模，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司徒雷登出色的社交能力。

師資匱乏、學生稀少、條件簡陋……司徒雷登到處找人募捐，又萬般無奈地暫時以獎學金來留住學生。

想要燕京大學具有一定的規模和地位，在現下的廢棄工廠邊是必然行不通的。他騎着毛驢或是自行車，有時只單憑步行，在北京四郊不停地尋找合適的校區選址，最終發現了清華園周圍的一塊空地。

空地的主人是山西督軍陳樹藩。司徒雷登不僅說服他讓出這塊地，還爭取到了極低的轉讓費。

他的誠懇打動了陳樹藩，後者把轉讓費的三分之一用來設立獎學金。於是，以玉泉山塔爲對景，這塊地方被重新命名爲“燕園”，亦是如今北京大學的主校園。

遷校址、蓋新樓、招新生、聘良師，處處都要用錢。司徒雷登爲此返回美國不下十次，憑藉他非凡的口才和說服力，爲燕京大學募集到了150萬美元的資金。

建校所用的資金，85%都是來自於這樣的募捐。

司徒雷登請來美國著名的設計師墨菲爲燕京大學的新校區做總體的規劃和設計，在外表上全部採用中國古典宮殿的風格，內裏的陳設卻使用當時最現代化的設備：暖氣、熱水、抽水馬桶、浴缸、噴泉。

這處中西合璧的美麗校園終於建成，清華園的故事就此開始。

沒有良師的大學不過是徒有其表，司徒雷登爲了招聘兼有素養與學問的教授，開出了高額的薪資，廣託友人，許諾不會干涉教授的一切教學。

教授不必信教，中外教師享受同等待遇。胡適作爲被司徒雷登邀請的名士之一，雖然最終沒有在燕京大學任教，但還是被他的誠懇打動，說服周作人前往。

正是這樣兼融開放的環境，才造就了燕京大學的羣英薈萃。這裏的教授各個學富五車，哲學系有馮友蘭、張東蓀，史學系有錢穆、顧頡剛，文學系有周作人、鄭振鐸，西方語言文學系有吳宓。

司徒雷登任校長27年，燕京大學培養出了五十多位院士，其中不乏周汝昌、冰心、孫道臨等家喻戶曉的人物。

作爲一名傳教士，司徒雷登的職責就是傳播教義，廣泛吸收基督教教衆；可是作爲一名校長，他有責任與義務去培養學生追求真理的精神，有獨立的思想。

雙重的身份，幾乎把他割裂成了對立的兩面，他必須做出抉擇。選擇前者，他是一個失職的校長；選擇後者，他就是一名失敗的傳教士。但他終要抉擇。

從燕京大學的校訓就能得知司徒雷登的答案——“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務”。

“不應要求學生去教堂作禮拜, 或強求他們參加宗教儀式, 不應在學業上優待那些立誓信教的學生, 也不要給那些拒絕信教的人制造障礙。它必須是一所真正經得起考驗的大學, 允許自由地教授真理, 至於信仰或表達信仰的方式則純屬個人的事。”

他選擇了以溫和的方法奉行基督教的教義，將西方的基督教義和中國的傳統文化結合在一起，最終化爲對社會服務的強調。

03三、四海何處埋枯骨

這樣一位優秀的校長，自然受到師生的愛戴。但當我們翻閱燕京大學的校史，會發現司徒雷登的校長任職只到1945年。

原因出在這一特殊時間點中美關係的轉變。馬歇爾任命年逾七旬的司徒雷登爲新任駐華大使，看似極其恰當，可這一榮譽的加身開啓了他晚年的悲劇生活。

1949年解放戰爭接近尾聲，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國民黨對大陸的統治政權基本覆滅。作爲駐華大使的司徒雷登向美國政府提出，建議他們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這樣有利於美國的發展，並在同時聯繫北京，希望通過洽談來改善中美關係。

可沒等北京方面回應，來自美國紐約的一則電報就已經粉碎了司徒雷登的想法。國務卿艾奇遜語氣果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得訪問北平”，並命令他立刻返回美國。

爭取無果，蚍蜉又如何撼樹？萬般無奈，司徒雷登只能收拾行李，離開這個他度過了大半生的地方。

當他從飛機的舷窗中最後一次俯瞰中華大地的時候，美國國務卿正發表了一則白皮書，名爲《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將美國“失去”中國的責任全部推卸到了司徒雷登的身上。

這一則白皮書的發表，斬斷了司徒雷登和中國再續前緣的可能。他是被美國政府推出來的“罪人”，無可辯白。

他回到美國之後，辭去了大使的職務，一文不名，生活拮据。此前做大使的積蓄，大部分被他捐出做建設燕京大學之用，晚景着實淒涼。

司徒雷登在中國度過半生，回到他的故國，既無親人，又無社保，以將近八十歲的高齡也沒有人會僱用他。

僅在回國三個月後他就中風臥牀，失去了自我照顧的能力。而他的妻子早在二十多年前就於北京病逝，司徒雷登無人照顧，全靠美國一家慈善機構的資助勉強度日。

1955年8月1日，司徒雷登留下遺囑：“我指令將我的遺體火化，如有可能我的骨灰應安葬於中國北平燕京大學之墓地，與吾妻遺體爲鄰；我並指令，如果此種安葬證實不可能，則上述骨灰可安葬於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不葬在燕京大學與妻併骨，那麼葬在何處，對他而言都是一樣的。

1962年，在中風偏癱十三年之後，司徒雷登還是帶着無限的憾恨離開了人世。

聞一多先生在《最後一次演講中》這樣總結司徒雷登的一生：“他是中國人民的朋友，是教育家，他生長在中國，受的美國教育。他住在中國的時間比住在美國的時間長，他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學者，是真正知道中國人民的要求的，這不是說司徒雷登有三頭六臂，能替中國人民解決一切，而是說美國人民的輿論抬頭，美國纔有這轉變。”

司徒雷登本質上就是一個傳教士，卻又是一個不合格的傳教士。他奉獻畢生精力的事業是教育，而在他任校長期間沒有強迫過全校任何一名師生信教。他受美國的教育，也讀中國的書，贊同“有教無類”。

即使歷經人世滄桑，司徒雷登還是堅持認爲，文明是沒有國界之分的。它來源於某個民族，可它屬於全世界，屬於全人類。

而站在今人的角度，我們難以用單一的評價定論他的“好”與“壞”。因爲他的選擇不僅僅是他個人的選擇，更是時代的選擇、命運的選擇。歷史的洪流裹挾着每一個人往前走，是逆流而上，還是順流而下？

站在時代岔路口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