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州的隱士
一
何謂“士”？士是男子能任事者之稱。《論語·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漢書·食貨志》“：士農工商，四民有業，學以居位曰士。”從上面的釋文看，士，首先是男子，是有學識，能擔任重任的人。
何謂“隱士”？就是隱居而不仕的人。這裏的“仕”作當官講，學而優則仕。所以隱士，應該是有知識、有能力、聲望很高，而不願當官、不願擔當重任的人。隱士有大小之分，所以就有了“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朝”或“小隱隱於野，大隱隱於市”的說法。
隱士，並不是說一輩子不當官，不要名聲。《荀子·正說》說：天“下無隱士。”他說的是沒有人一生爲“隱”的。有的人當了一陣官，後來歸隱，也有人先藏而不發，後來又當官出仕了，可見隱只是他們人生中的一個階段。
吳地人傑地靈、物阜民豐，歷史上出過無數忠臣義士、名宦清官，也出過許多大大小小的隱士。春秋時的季札可稱得上是一位大隱士。他知書識禮，在當公子時出訪過許多諸侯國，表現出非凡才能，爲提高吳國的地位作出了很大貢獻。父親吳王壽夢非常看好他，想把自己的王位傳於季札。但是，季札拒絕了。壽夢不得不把王位傳給長子諸樊，並規定“兄終弟及”繼承王位，這樣王位最終將傳給季札。諸樊和餘祭、餘昧三兄弟，都很尊重父親作出的決定。餘昧將死時，要把王位傳給季札，但季札還是不接。餘昧沒有辦法，就將王位傳給了自己兒子——僚，結果使吳國出演了“專諸刺王僚”的鬧劇。季札對公子光自立的事非常憤怒，發誓“去之延陵，終生不入吳境”，到延陵（今常州）去當了一位隱士，人稱延陵季子。
孫武也是一位大隱士。他生於齊國，爲避亂、謀求自己發展來到吳國之後，闢隱深居，世人莫知“其能”（《史記》）。由於伍子胥“七薦”，孫武出山效力於吳王，被拜爲上將軍。終於在闔閭九年（公元前506），五戰五捷、破楚入郢，取得了伐楚的勝利，顯示了孫武卓越的軍事才能。孫武在吳七年，看似轟轟烈烈，但其志未揚。孫武和吳王闔閭最大的分歧，發生在吳國攻佔楚國郢都之後。孫武建議廢楚昭王，而立楚太子建的兒子勝爲王，他認爲太子建被楚平王廢黜而死，楚國大半人都抱不平，如果立其子勝爲王，楚國人肯定感激大王，列國諸侯必定欽佩大王，公子勝更忘不了大王，這樣楚國就將永遠變成吳國的屬國，實在是個名利雙收的好辦法。但建議未被吳王採納。闔閭貪圖楚國的地盤，聽從伍子胥建議，執行了一整套錯誤的策略：把楚國的宗廟拆了；伍子胥掘楚平王之墓，斷其頭，棄之原野，以孝奪忠，家仇及國。“郢都城中，幾於獸羣而禽聚”，極盡侵略者之能事……孫武看透了吳國君臣，當時，吳國雖強，卻已潛伏着滅國的危機。於是孫武急流勇退，決心棄政歸隱，從此不再出山。
戰國初，范蠡也是一名大隱士。他協助勾踐滅吳，功成之後“泛五湖而去，不知其蹤”。在吳地，留下了蠡墅、蠡口等遺蹟。
“商山四皓”是秦朝的大儒：東園公、夏黃公、綺裏季和甪里先生。他們的真名叫唐秉、崔廣、吳實和周術，曾隱居吳地，今洞庭西山有東村、夏公井、綺裏、甪里，還有“四皓祠”，都是紀念他們的遺蹟。
東漢初年的鄧禹，協助光武帝劉秀奠定了東漢政權。在論功時，被列爲“雲臺二十八將”之首，位列三公，當上了司徒，但是不久他歸隱了。民間傳說他還來到了吳地，所以光福纔有了鄧尉山，有了司徒廟。與鄧禹同時，吳地還有一名隱士叫高獲，字敬公，與光武帝也是好朋友，後來高獲隱居到了吳地，並“卒於石城”。靈巖山西側的石城山旁邊有獲村，據說高獲就隱居在這裏。當地所產的硯臺，又稱“獲村硯”。
東漢時節，還有梁鴻、孟光寓居於蘇州城內的皋橋頭。皋橋因皋伯通居住於此而得名。梁鴻、孟光在這裏還留有“舉案齊眉”的故事。
魏晉南北朝時期，吳地出了一位知名的隱士——支遁。他與全國著名的隱士“竹林七賢”有着密切關係。吳地的白馬澗、支津、支硎山得名都與他隱居在此有關。支遁在佛教界有着很高的地位，他開闢華山（今花山）、天池的佛教寺廟，比佛教禪宗之祖達摩東渡還要早一百四五十年，所以天池、華山（今花山）被譽爲“吳中第一淨地”。
在宋代，抗金名將韓世忠與文臣范成大、李彌大也是大隱士。“紹興名將，以韓、嶽爲最”，韓世忠怎麼是大隱士呢？在岳飛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冤殺之後，韓世忠也被罷黜了兵權。他騎驢攜酒，終日徜徉西湖，從此不問朝政。後來來到吳地，住在滄浪亭，還經常到靈巖山燒香拜佛。他的部下隱居在穹窿山，乾脆削髮爲僧，在寧邦寺當了和尚。韓世忠還經常到寧邦寺去看望他們。現在穹窿山的邀月臺，就是當年他留下的遺蹟。
范成大隱居在石湖，“石湖之名，前此未曾著，實自範文穆公始，由是繪圖以傳”（《蘇州府志》）。他擔任過吏部郎官，處州知府等職，出使過金國，不辱使命，全節而歸。晚年歸隱石湖，在吳地做了許多事，包括編纂《吳郡志》。
比范成大早的還有李彌大。李彌大（1079-1140），字似矩，號無礙居士，吳縣人。他和他的胞弟李彌遜均爲宋代朝廷高官，《宋史》有傳。金兵滅遼之後，大舉進犯中原。李彌大、李彌遜兄弟都是積極的主戰派。宋高宗南渡之後，李彌大先後出知紹興府、平江府，擔任戶部尚書兼侍讀，因爲他始終與呂頤浩等主和派不合，最終只能回到故鄉，在西山林屋山上築道隱園，過上了隱居生活。他寫的《道隱園記》雖然通篇主要在寫湖山景色，沒有涉及朝廷政事，然“吾少嘗爲儒，言迂而行躓，仕則不合而去”實在是對自我一生的反思：自己空有一腔熱血，根本沒有用。
吳地元、明、清三代及至民國的隱士越來越多，可以說不勝枚舉。比如王鏊、趙宧光、朱鷺、王在公、徐枋，比如戴易、鄭敷教、巢鳴盛，比如熊開元、宏儲、金道照、大休和尚等等。
二
縱觀這些隱士，他們都有非常明顯的特點。首先，他們都是有能力的人。武將可以攻城略地，拓疆守土；文臣可以謀國富民，奠定乾坤。他們中絕無庸碌之輩。其次，他們有主見、有抱負、有傲骨，都有鮮明的個性。他們洞明世事、知人善任。對時世有前瞻性，他們不渾渾噩噩，不願隨大流，也不肯輕易改變自己的立場觀點。第三，他們大多數不爲利益所動，而非常注重名節，非常能夠隱忍。不肯“爲五斗米折腰”，寧願清貧受窮，也不肯趨炎附勢。歸隱後絕不氣餒與頹廢，會在其他領域成就驕人業績。
這些隱士歸隱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社會因素、政治因素是隱士歸隱的主要外因，而鮮明的個人性格是隱士歸隱決定性的內因。在朝代更迭、社會動盪、推行強權政治，或奸臣當道之時，比較容易產生隱士。而在社會和諧穩定、政治清明、寬鬆的情況下，產生隱士的概率就小得多。
隱士，有復出或異地爲官的。這大多是因爲外因起了重大變化，致使他們更改了歸隱的決定。譬如朝代更迭之後，新的當權者常常會“請隱士，舉逸民”，因爲他們確實是有能力、值得重用的人，可以成爲朝廷的肱股。同時朝代更迭之後，外因發生了重大變化，隱士也願意爲社會作出貢獻。
吳地爲什麼會有這麼多隱士？我想首先與這裏的地理、自然環境有關。吳地離都城比較遠，這裏物產豐富，氣候宜人，有山有水，特別適合人居。同時，這裏文化發達，士人較多，有隱士生活的文化氛圍，這是隱士較多的重要原因。
三
吳地有那麼多的隱士，他們創造並留下了豐富的隱逸文化。
蘇州是一座有名的園林城市，據統計，明代蘇州有園林二百七十餘座。目前還有六十多座。園林建造講究“藏”，不能顯山露水，這就是受隱逸文化的影響。大部分園林，都與隱士有關。比如拙政園，王獻臣因爲“仕宦不達，故築室種樹，灌園鬻蔬，曰：此亦拙者之爲政也”，這就是拙政園園名的來歷。比如吳江的退思園，它是安徽鳳穎兵備道任蘭生的私第，他以“進則盡忠，退則思過”這句名言作爲園名，說明他有反思一生的思想。實際上吳地的許多園林，從名稱就包含着隱逸文化。比如西山的周隱遙廬，唐代的文學家令狐楚，爲之留下了吳地第一篇名園記《周先生住山記》。之後朱長文又寫了《樂圃記》，這篇記也寫得相當好。文章開頭寫道：“大丈夫用於世，則堯吾君、舜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稷、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於世，則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說明了士大夫造園的原因。
宋代的李彌大，在西山林屋山歸隱以後，在山上造了一座道隱園。親自寫了一篇《道隱園記》。這是一篇可以與《桃花源記》媲美的文章，記中寫道：吾少嘗爲儒，言迂而行躓，仕則不“合而去。遊於釋而泳於老。”築駕浮亭，將“駕浮雲以躡虛。結庵以居，曰無礙；築易老堂，將棲息於茲，學易老以忘我年。”寫出了他隱逸的原因。
類似的園林還有許多，比如怡園、王鏊的壑舟園、且適園、從適園；元代的讀易樓、冷庵、歸田園、楓橋的松鶴堂、沈德潛寫過記的掃葉莊、槃隱草堂、袁枚寫過記的逸園、韓是升的樂凱園、洽隱園、木瀆的桂隱園等等。
彭啓豐寫的《網師園說》，非常有代表性。彭啓豐是清康熙欽點狀元彭定求之子，自己是雍正朝狀元。彭啓豐的兒子彭召升是乾隆朝進士。一門三進士，官運亨通，而且父子兩朝狀元，這在蘇州歷史上是不多見的。網師園是彭啓豐的妻弟宗元所建。宗元也是當官的，他建網師園“有隱居自晦之志”。但是他後來又到長安，鞅掌王事，身不由己。彭啓豐在記中說，“予嘗泛舟五湖之濱，見彼之爲網師者，終其身出沒於風濤傾側之中，而不知止。徒志在得魚而已矣。乃如古三閭大夫之所遇者，又何其超然志遠也。”說出了官場的險惡，就如同網師者在風浪裏一樣，所以彭啓豐的兒子雖然考中了進士，但終生不爲官，在家研儒學佛，研究心性之學。
知道官場的險惡，所以隱士們才“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才“灌園鬻蔬，拙者之爲政”，才“遊於釋而泳於老，學易老以忘吾年”。所以蘇州的園林中蘊含着十分豐富的隱逸文化。在歷代文獻中，反映隱逸文化的內容就更多了。
文：吳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