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照东 刘俊宝 /文

在《大漠长河共沧桑———草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一文中，我曾提出：在我国的各条丝绸之路中，草原丝绸之路是起步最早（大禹时代）、历史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国）、跨越时间最长（约4000多年），覆盖地域最广（整个北方中国）、通行路线最多（自山海关至额济纳旗）的。文章发表后，专家、学者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提出商榷，也有人认为所谓“草原丝绸之路”纯属子虚乌有，完全不能成立。我认为，这一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他也关系到对中华民族、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正确认识，以及一系列的相关问题。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分析。一、草原丝绸之路的起源与形成

“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上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央王朝与周边地区并延伸到更远地区的贸易通道的称谓。经过多年研究，史学界一般认为有自长安经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自长安经青藏高原通向南亚的丝绸之路（高原丝绸之路），自成都经滇西通向南亚的丝绸之路（“蜀身毒道”），自泉州经台湾海峡通东南亚的海上丝绸之路。各条丝绸之路形成、发展的客观条件存在明显的差异，贸易对象、贸易内容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对外输出的商品以丝绸、瓷器、茶叶等为大宗，相延成习，以“丝绸之路”名之。而草原丝绸之路则因其特点还有“皮毛路”、“茶马路”的称谓。

丝绸之路的形成必须有两大要素，首先要有相对稳定的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其次要有在一定时期相对稳定的贸易通道。当然，这种通道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形态的，即所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变成了路”，或者说“路是人走出来的”；另一种是人工修筑而成的路。两种形态既可以相互衔接，又可以相互演变，如自然形成的路可经人工修筑成为大道通衢，坦途大道也可以因为失修而退化成自然通路甚至废弃。

对于草原丝绸之路来说，大宗商品交换的需求起源于原始社会农业与畜牧业的分工，中原旱作农业地区以农业为主，盛产粮食、麻、丝及手工制品，而农业的发展则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马等）；北方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盛产牛、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产品，而缺少粮食、纺织品、手工制品等。这种中原地区与草原地区在经济上互有需求、相依相存的关系，是形成草原丝绸之路的基础条件。

但是，作为草原丝绸之路的相对稳定的贸易通道形成于什么年代，目前还难以下定论。考诸史籍，黄帝时期可能是草原丝绸之路形成的重要年代。翦伯赞先生认为，“在神农、黄帝的时代，正是由采集、狩猎经济转化到农业、畜牧业经济的时代”①。

据史书记载，黄帝出身于北方游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并首先发明了车辆，因此号为“轩辕氏”。黄帝统率以熊、罴、虎、豹、貔、貅作为图腾的六个氏族，战胜炎帝部族联盟、蚩尤九黎部族联盟，平定四方，“披山通道，未尝宁居”。“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②”交通往来的区域已经十分广阔。黄帝统一了众多游牧部族与农耕部族，使草原牧区与中原农区的经济交换关系大为发展，“北和禹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与其财物以市虎豹之皮”，互通有无，各得其所，从而形成中原与北方草原贸易往来的第一个繁荣时期。

至尧、舜时期，已设立“司空”之职，专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设“车正”，掌管车辆舆服之政，设“牧正”掌管牧马之事，可见交通运输已经具有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继尧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间从事贸易，故史书中有“舜贩于顿丘”③之说。这一时期，北方草原与中原地区的贸易也大为发展，其主角即是兴起于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商族。

据史书记载，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时代的人。其母简狄，为有女戎氏之女。“狄”、“戎”皆为北方或西北草原游牧民族的称呼，可见其出身于游牧民族。这一民族原居住于红山、老哈河即史籍中所称“紫蒙川”、“砥石地方”，因是处于燕山以北的草原牧区、燕山以南的农业地区、环渤海渔业地区毗邻之地，具有贸易往来的有利条件，在契的统领下，举族从事贸易活动。因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又是举族经商，故被称为“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后代商汤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称之为“商朝”。

自契至汤历14代，商族大规模迁居8次，逐渐从北方草原进入中原。其间，汤的十一世祖相土发明了先进的马车，七世祖王亥发明了先进的牛车，载货运输，十分方便，遂为天下所学习。④商族的畜牧业和贸易都很发达，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数百的记载。因此，周谷城先生认为，“商代的畜牧生活，大概是众人所承认，而不成问题者。”⑤王亥率领牛车队，以牛、帛充当货币，在华北从事贸易。王亥的财富引起世人的觊觎，狄人有易族杀死王亥，掠夺了他的牛车队。王亥之弟王恒战败有易，夺回牛车。⑥王亥的子孙祭祀他要用300头牛，礼节十分隆重。在自契至汤的数百年间，商族人自赤峰地区南越燕山，到达河北的易水流域，并溯黄河进入中原；或向东南，到达辽西、河北东部渤海湾一带，乃至山东半岛，应当形成了若干条较为稳定的贸易通道。

因此，自黄帝时代到夏朝，应当是草原丝绸之路起源与形成的时期。二、草原丝绸之路的延续与发展

1、商朝

商朝是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商业都十分繁荣的朝代。商朝为征服北方的游牧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战争。高宗武丁时期，征伐鬼方的战役多达300多次。武丁平定北方，号称商朝的“中兴之主”。当时的人们歌颂道：“武王靡不胜”，“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来假祁祁”。“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⑦这就形成了北方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以至于朝贡、贸易之旅不绝于途，氐、羌之属也成为中原的常客。殷商之际，是中原与草原经济、贸易大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出土的大量畜骨及甲骨文记载，内蒙古地区考古发现的商代青铜器及中原风格的工艺品等，都是历史的明证。但是，当时的贸易通道，则有待于考古发现与研究论证。

2、周朝至春秋、战国时期

周朝的先民起源于西北的古羌族，在关中地区建立中央王朝之后，为保证北方安全，曾多次大规模用兵。周武王征伐戎狄，“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名曰荒服”。⑧这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范的岁贡，即戎夷以土特产贡献周王朝，周王朝则按贡品价值给予答赐的朝贡贸易。周康王曾一次俘获鬼方人众13000多名及大量牲畜、车辆。周穆王征伐犬戎，一次即“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即战胜并俘获了四个以白狼为图腾、四个以白鹿为图腾的犬戎部落。周宣王曾数次派大军打到猃狁故地大原———河套北部地区，并派大将南仲在鄂尔多斯高原西部的黄河南岸（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境内）修筑了朔方城，派兵驻守。⑨这应当是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建筑的第一座城。不论是大军征伐，还是保证朔方城守将士的军需供应，都必须要有运输通道。和平时期，这样的通道也就成为“商道”。据史书记载，周朝的道路建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尤其是京城及周边地区，“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⑩

据《穆天子传》记载，穆王十七年（公元前930年），周穆王曾出京城期间，北行山西至内蒙古河套一带，西行至青海，新疆，至昆仑丘，会见西王母。周穆王出行与返回时，均曾于犬戎、河宗氏之地停留并宴会，并互赠礼品，反映当时内蒙古中部地区与中原已有便利的交通。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原与北方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时期。越武灵王“胡服骑射”，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设云中郡。云中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东行可通达代郡（今河北蔚县）、原阳（今呼和浩特市东南），西行可经九原（今包头市麻池古城）达高阙（今包头市西昆都仑沟）、或南行经榆中（鄂尔多斯东部）至秦国都城咸阳，也可由云中直接西行榆中至咸阳。

燕国位居河北省东北部、辽宁西部、内蒙古赤峰市地区、与东胡接壤。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遂于燕山北麓设置右北平郡，修筑道路，南行可经七老图山（五虎玛梁）、渡濡水（今滦河）、过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西南）至蓟（今北京市）：北行可沿老哈河、过西拉木伦河至大兴安岭以西的呼伦贝尔地区。3、秦、汉时期

秦始皇扫平六合，一统华夏，分天下为三十六郡，修筑驰道以方便运输。在赵国“直南”路的基础上，拓展延伸，修筑了著名的“直道”。秦直道自云阳（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经陕北、鄂尔多斯高原直达九原，因其“堑山堙谷，直通之”，故名“直道”。秦直道全程为秦制“千八百里”，合今制700公里左右。路宽50步，并“隐以金锥，树以青松”，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虽未全部完工，但是已经具备了通行的条件。秦始皇死后，运其尸体的车就是从九原经直道运达咸阳的。

秦始皇还修筑了北方边郡大道，自碣石（今河北省昌黎县北）西北行，沿燕山南麓出雁门、抵云中、渡黄河、经上郡（今陕西省榆林市东南）至咸阳。秦始皇北巡曾走过这条大道。

汉武帝数破匈奴，廓清漠南，将蒙古高原正式纳入汉朝版图，中原与大漠南北道路畅通，主要有：

稒阳道。自九原经石门水（今昆都仑沟）、光禄城（今达茂旗百灵庙林场汉古城）西北至受降城（今乌拉特后旗乌力吉境内汉长城附近）；

云中经五原至陇西道；

定襄至匈奴漠南单于庭道，即著名的“白道”，于今呼和浩特北越阴山的蜈蜙坝至草原；

代郡至瀚海（今贝加尔湖）道；

右北平郡弓卢水（今克鲁伦河）道；

朔方高阙塞至漠北匈奴龙城（今蒙古国鄂尔浑河西侧的和达木湖一带）道；

西河郡经鸡鹿塞至受降城道；

北地至居延道；

自酒泉至居延、北行至匈奴龙城的居延道路。4、北魏、隋、唐时期

拓跋鲜卑发祥于大鲜卑山（今大兴安岭北麓嘎仙洞），经数百年辗转迁徙，南越阴山，建立代国。至拓跋珪更号为魏，史称“北魏”。北魏统一了北部中国，相继建都盛乐（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并建成了平城经盛乐至五原、平城经牛川（今乌兰察布市黄旗海）至和龙（今辽宁省朝阳市），平城经云中至统万城（今乌审旗南白城子）、平城越阴山至大潭南沿（今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北境）、平城至安北六镇以及连通安北六镇的交通要道；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主要有五原至兔园水（今蒙古国图音河）、已尼陂（今俄罗斯贝加尔湖）、石水（今蒙古国色楞格河支流齐老图河）的道路，张掖经居延塞北行的道路，牛川至弱洛水的道路，盛乐经白道至鹿浑海的道路。

隋、唐时期，大漠南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十分密切。隋朝在漠北形成了突厥五可汗之间的东西间道路，漠南形成了以定襄即大利城东西延伸的道路；自漠南通往漠北的则有黄龙道、卢龙道、幽州道、恒安道、白道、夏州道、灵武道等多条南北道衢。

唐贞观四年（公元630年），东突厥被唐攻灭，大漠南北统一于唐。唐朝于阴山南麓置三受降城，道路相通，并可南达长安，北抵碛口（今阴山北麓草原）；并有胜州经夏州灵州至甘州，行至夏州、延州；单于大都护府南行至朔州、太原府，北行经白道至碛口的道路，从而形成干道相连的交通网络。漠北诸部酋长尊唐太宗为“天可汗”、“天至尊”，遂开辟了自漠北回纥牙帐（即唐安北都护府，在今蒙古国杭爱山哈拉和林一带），经鸊鹈泉达西受降城南行至长安的“参天可汗道”、“参天至尊道”。唐太宗在这条路上设置了68个驿站，备有马匹、酒肉、食品，以供使臣往来之需，各部每年贡貂皮作为赋税○。

发达的道路网络有力地促进了贸易的发展。以唐与回鹘的马绢贸易为例，“安史之乱”以后，自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回鹘西迁前的80年间，回鹘向唐王朝输出马匹上百万，赐回丝绸达2000万匹以上。回鹘购得的丝绸除少量为贵族使用外，大部分向西运输到大食、印度，甚至辗转运销至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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