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照東 劉俊寶 /文

在《大漠長河共滄桑———草原文化對中華文明的歷史貢獻》一文中，我曾提出：在我國的各條絲綢之路中，草原絲綢之路是起步最早（大禹時代）、歷史年代最多（自夏代至民國）、跨越時間最長（約4000多年），覆蓋地域最廣（整個北方中國）、通行路線最多（自山海關至額濟納旗）的。文章發表後，專家、學者有的表示贊同，有的提出商榷，也有人認爲所謂“草原絲綢之路”純屬子虛烏有，完全不能成立。我認爲，這一問題不是一個單純的學術問題，他也關係到對中華民族、中華文明形成與發展的正確認識，以及一系列的相關問題。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加以分析。一、草原絲綢之路的起源與形成

“絲綢之路”是中國歷史上黃河、長江流域的中央王朝與周邊地區並延伸到更遠地區的貿易通道的稱謂。經過多年研究，史學界一般認爲有自長安經河西走廊通向西域的絲綢之路（綠洲絲綢之路、沙漠絲綢之路），自長安經青藏高原通向南亞的絲綢之路（高原絲綢之路），自成都經滇西通向南亞的絲綢之路（“蜀身毒道”），自泉州經臺灣海峽通東南亞的海上絲綢之路。各條絲綢之路形成、發展的客觀條件存在明顯的差異，貿易對象、貿易內容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對外輸出的商品以絲綢、瓷器、茶葉等爲大宗，相延成習，以“絲綢之路”名之。而草原絲綢之路則因其特點還有“皮毛路”、“茶馬路”的稱謂。

絲綢之路的形成必須有兩大要素，首先要有相對穩定的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其次要有在一定時期相對穩定的貿易通道。當然，這種通道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自然形態的，即所謂“世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變成了路”，或者說“路是人走出來的”；另一種是人工修築而成的路。兩種形態既可以相互銜接，又可以相互演變，如自然形成的路可經人工修築成爲大道通衢，坦途大道也可以因爲失修而退化成自然通路甚至廢棄。

對於草原絲綢之路來說，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於原始社會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中原旱作農業地區以農業爲主，盛產糧食、麻、絲及手工製品，而農業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爲主，盛產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製品等。這種中原地區與草原地區在經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存的關係，是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條件。

但是，作爲草原絲綢之路的相對穩定的貿易通道形成於什麼年代，目前還難以下定論。考諸史籍，黃帝時期可能是草原絲綢之路形成的重要年代。翦伯贊先生認爲，“在神農、黃帝的時代，正是由採集、狩獵經濟轉化到農業、畜牧業經濟的時代”①。

據史書記載，黃帝出身於北方遊牧部落有熊氏，即以熊爲圖騰的氏族，並首先發明瞭車輛，因此號爲“軒轅氏”。黃帝統率以熊、羆、虎、豹、貔、貅作爲圖騰的六個氏族，戰勝炎帝部族聯盟、蚩尤九黎部族聯盟，平定四方，“披山通道，未嘗寧居”。“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爲營衛。②”交通往來的區域已經十分廣闊。黃帝統一了衆多遊牧部族與農耕部族，使草原牧區與中原農區的經濟交換關係大爲發展，“北和禹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使“大夫散其芭粟，與其財物以市虎豹之皮”，互通有無，各得其所，從而形成中原與北方草原貿易往來的第一個繁榮時期。

至堯、舜時期，已設立“司空”之職，專司管理路政，夏代又設“車正”，掌管車輛輿服之政，設“牧正”掌管牧馬之事，可見交通運輸已經具有了相當重要的作用。舜在承繼堯位之前，也曾在部落之間從事貿易，故史書中有“舜販於頓丘”③之說。這一時期，北方草原與中原地區的貿易也大爲發展，其主角即是興起於內蒙古東南部赤峯地區的商族。

據史書記載，商的始祖名契，大禹同時代的人。其母簡狄，爲有女戎氏之女。“狄”、“戎”皆爲北方或西北草原遊牧民族的稱呼，可見其出身於遊牧民族。這一民族原居住於紅山、老哈河即史籍中所稱“紫蒙川”、“砥石地方”，因是處於燕山以北的草原牧區、燕山以南的農業地區、環渤海漁業地區毗鄰之地，具有貿易往來的有利條件，在契的統領下，舉族從事貿易活動。因其長袖善舞，多財善賈，又是舉族經商，故被稱爲“商人”、“商族”。而由契的後代商湯代夏而立的王朝，也稱之爲“商朝”。

自契至湯歷14代，商族大規模遷居8次，逐漸從北方草原進入中原。其間，湯的十一世祖相土發明了先進的馬車，七世祖王亥發明了先進的牛車，載貨運輸，十分方便，遂爲天下所學習。④商族的畜牧業和貿易都很發達，甲骨文中多有牲畜繁衍，一次祭祀可用牛、羊數百的記載。因此，周谷城先生認爲，“商代的畜牧生活，大概是衆人所承認，而不成問題者。”⑤王亥率領牛車隊，以牛、帛充當貨幣，在華北從事貿易。王亥的財富引起世人的覬覦，狄人有易族殺死王亥，掠奪了他的牛車隊。王亥之弟王恆戰敗有易，奪回牛車。⑥王亥的子孫祭祀他要用300頭牛，禮節十分隆重。在自契至湯的數百年間，商族人自赤峯地區南越燕山，到達河北的易水流域，並溯黃河進入中原；或向東南，到達遼西、河北東部渤海灣一帶，乃至山東半島，應當形成了若干條較爲穩定的貿易通道。

因此，自黃帝時代到夏朝，應當是草原絲綢之路起源與形成的時期。二、草原絲綢之路的延續與發展

1、商朝

商朝是畜牧業、農業、手工業、商業都十分繁榮的朝代。商朝爲征服北方的遊牧民族進行了長期的戰爭。高宗武丁時期，征伐鬼方的戰役多達300多次。武丁平定北方，號稱商朝的“中興之主”。當時的人們歌頌道：“武王靡不勝”，“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⑦這就形成了北方較爲安定的社會局面，以至於朝貢、貿易之旅不絕於途，氐、羌之屬也成爲中原的常客。殷商之際，是中原與草原經濟、貿易大發展的時期，中原地區出土的大量畜骨及甲骨文記載，內蒙古地區考古發現的商代青銅器及中原風格的工藝品等，都是歷史的明證。但是，當時的貿易通道，則有待於考古發現與研究論證。

2、周朝至春秋、戰國時期

周朝的先民起源於西北的古羌族，在關中地區建立中央王朝之後，爲保證北方安全，曾多次大規模用兵。周武王征伐戎狄，“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貢，名曰荒服”。⑧這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規範的歲貢，即戎夷以土特產貢獻周王朝，周王朝則按貢品價值給予答賜的朝貢貿易。周康王曾一次俘獲鬼方人衆13000多名及大量牲畜、車輛。周穆王征伐犬戎，一次即“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即戰勝並俘獲了四個以白狼爲圖騰、四個以白鹿爲圖騰的犬戎部落。周宣王曾數次派大軍打到獫狁故地大原———河套北部地區，並派大將南仲在鄂爾多斯高原西部的黃河南岸（今鄂爾多斯市杭錦旗境內）修築了朔方城，派兵駐守。⑨這應當是中原王朝在北方草原建築的第一座城。不論是大軍征伐，還是保證朔方城守將士的軍需供應，都必須要有運輸通道。和平時期，這樣的通道也就成爲“商道”。據史書記載，周朝的道路建設達到相當高的水平，尤其是京城及周邊地區，“周道如砥，其直如矢”。⑩

據《穆天子傳》記載，穆王十七年（公元前930年），周穆王曾出京城期間，北行山西至內蒙古河套一帶，西行至青海，新疆，至崑崙丘，會見西王母。周穆王出行與返回時，均曾於犬戎、河宗氏之地停留並宴會，並互贈禮品，反映當時內蒙古中部地區與中原已有便利的交通。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原與北方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時期。越武靈王“胡服騎射”，攘地北至燕代，西至雲中，設雲中郡。雲中成爲重要的交通樞紐，東行可通達代郡（今河北蔚縣）、原陽（今呼和浩特市東南），西行可經九原（今包頭市麻池古城）達高闕（今包頭市西昆都侖溝）、或南行經榆中（鄂爾多斯東部）至秦國都城咸陽，也可由雲中直接西行榆中至咸陽。

燕國位居河北省東北部、遼寧西部、內蒙古赤峯市地區、與東胡接壤。燕將秦開“襲破走東胡，東胡卻千餘里。”○遂於燕山北麓設置右北平郡，修築道路，南行可經七老圖山（五虎瑪梁）、渡濡水（今灤河）、過漁陽（今北京市密雲縣西南）至薊（今北京市）：北行可沿老哈河、過西拉木倫河至大興安嶺以西的呼倫貝爾地區。3、秦、漢時期

秦始皇掃平六合，一統華夏，分天下爲三十六郡，修築馳道以方便運輸。在趙國“直南”路的基礎上，拓展延伸，修築了著名的“直道”。秦直道自雲陽（今陝西省淳化縣西北）經陝北、鄂爾多斯高原直達九原，因其“塹山堙谷，直通之”，故名“直道”。秦直道全程爲秦制“千八百里”，合今制700公里左右。路寬50步，並“隱以金錐，樹以青松”，是一項浩大的工程，雖未全部完工，但是已經具備了通行的條件。秦始皇死後，運其屍體的車就是從九原經直道運達咸陽的。

秦始皇還修築了北方邊郡大道，自碣石（今河北省昌黎縣北）西北行，沿燕山南麓出雁門、抵雲中、渡黃河、經上郡（今陝西省榆林市東南）至咸陽。秦始皇北巡曾走過這條大道。

漢武帝數破匈奴，廓清漠南，將蒙古高原正式納入漢朝版圖，中原與大漠南北道路暢通，主要有：

稒陽道。自九原經石門水（今昆都侖溝）、光祿城（今達茂旗百靈廟林場漢古城）西北至受降城（今烏拉特後旗烏力吉境內漢長城附近）；

雲中經五原至隴西道；

定襄至匈奴漠南單于庭道，即著名的“白道”，於今呼和浩特北越陰山的蜈蜙壩至草原；

代郡至瀚海（今貝加爾湖）道；

右北平郡弓盧水（今克魯倫河）道；

朔方高闕塞至漠北匈奴龍城（今蒙古國鄂爾渾河西側的和達木湖一帶）道；

西河郡經雞鹿塞至受降城道；

北地至居延道；

自酒泉至居延、北行至匈奴龍城的居延道路。4、北魏、隋、唐時期

拓跋鮮卑發祥於大鮮卑山（今大興安嶺北麓嘎仙洞），經數百年輾轉遷徙，南越陰山，建立代國。至拓跋珪更號爲魏，史稱“北魏”。北魏統一了北部中國，相繼建都盛樂（今呼和浩特市和林格爾縣）、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洛陽（今河南省洛陽市），並建成了平城經盛樂至五原、平城經牛川（今烏蘭察布市黃旗海）至和龍（今遼寧省朝陽市），平城經雲中至統萬城（今烏審旗南白城子）、平城越陰山至大潭南沿（今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北境）、平城至安北六鎮以及連通安北六鎮的交通要道；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主要有五原至兔園水（今蒙古國圖音河）、已尼陂（今俄羅斯貝加爾湖）、石水（今蒙古國色楞格河支流齊老圖河）的道路，張掖經居延塞北行的道路，牛川至弱洛水的道路，盛樂經白道至鹿渾海的道路。

隋、唐時期，大漠南北與中原地區的交流十分密切。隋朝在漠北形成了突厥五可汗之間的東西間道路，漠南形成了以定襄即大利城東西延伸的道路；自漠南通往漠北的則有黃龍道、盧龍道、幽州道、恆安道、白道、夏州道、靈武道等多條南北道衢。

唐貞觀四年（公元630年），東突厥被唐攻滅，大漠南北統一於唐。唐朝於陰山南麓置三受降城，道路相通，並可南達長安，北抵磧口（今陰山北麓草原）；並有勝州經夏州靈州至甘州，行至夏州、延州；單于大都護府南行至朔州、太原府，北行經白道至磧口的道路，從而形成幹道相連的交通網絡。漠北諸部酋長尊唐太宗爲“天可汗”、“天至尊”，遂開闢了自漠北迴紇牙帳（即唐安北都護府，在今蒙古國杭愛山哈拉和林一帶），經鸊鵜泉達西受降城南行至長安的“參天可汗道”、“參天至尊道”。唐太宗在這條路上設置了68個驛站，備有馬匹、酒肉、食品，以供使臣往來之需，各部每年貢貂皮作爲賦稅○。

發達的道路網絡有力地促進了貿易的發展。以唐與回鶻的馬絹貿易爲例，“安史之亂”以後，自唐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至回鶻西遷前的80年間，回鶻向唐王朝輸出馬匹上百萬，賜回絲綢達2000萬匹以上。回鶻購得的絲綢除少量爲貴族使用外，大部分向西運輸到大食、印度，甚至輾轉運銷至羅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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