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美印等國越來越多地濫用“國家安全”概念打擊中國企業，中國提出的《全球數據安全倡議》，建立全球數據安全方面的“多邊機制”，雖說不一定是在針鋒相對，但也意義重大！
3年前，《經濟學人》雜誌以激動人心的口吻描述道：“數據之於本世紀，就像石油之於上世紀——它是發展和改變的動力”。正如20世紀圍繞石油所爆發的數次戰爭一樣，《經濟學人》大膽預言：“未來的很多戰爭，都將圍繞‘誰應該擁有數據和從數據中獲利’展開。” 隨着全球的數字化轉型，人們也漸漸意識到：以數據爲關鍵生產要素的數字經濟，已不再是一個經濟門類，而就是“經濟”本身。數據，已經成爲各國博弈的新領域。但遺憾的是，面對這一全新課題，無論是各國法律法規，還是公用性國際規則，均缺乏成型的經驗和智慧。 9月8日，外交部長王毅在全球數字治理國際研討會上提出《全球數據安全倡議》（以下簡稱《安全倡議》）。“爲了應對新問題新挑戰，中國將建設性地參與聯合國、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東盟地區論壇等多邊平臺的數據安全討論，致力於爲加強全球數字治理貢獻中國智慧……中國希望發起《安全倡議》後，各方能積極參與。”王毅如是提議。 對於中國此舉，部分外媒報道認爲：中國在當前美方推出“清潔網絡”計劃後宣佈這一倡議，爲的就是制衡美國呼籲其他國家保護本國網絡並排斥中企的企圖……但無論外界如何揣測，建立一個能夠反映大部分國家願望的全新全球規則和標準，已迫在眉睫。 在世界互聯網治理模式鉅變的背景下，中國能否提供一種具有價值感召力的國際規則？建立這一“規則”將經過怎樣的路徑？帶着疑問，《中外管理》採訪了部分數字經濟領域的學者和投資人。 《中外管理》：怎麼理解“數字主權”概念？是否與現實中的國家主權一脈相承？ 王世渝：“數字主權”可理解爲：一個國家在現實物理世界中的政治、經濟、文化，在數字經濟世界中也一樣要受到尊重和認可。 或者要在一個國家的領土範圍之內，讓虛擬數字世界和現實物理世界的政治、經濟、文化趨於一致。否則將造成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的脫節，國家主權就不是一個完整的概念了。 只要一國制定了自己的一套“數字主權”政策，在這個政策之下，世界各國的互聯網企業，不管是法國的、日本的，還是美國的、中國的，只要認可這個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並願意接受互聯網監管部門的審覈，就可以來做商業市場的開發。 《中外管理》：中國這次提出《安全倡議》，對於世界各國建立“數字主權”，將發揮哪些作用？ 申冠生：“數字主權”是國家主權在網絡空間的延伸，在當今互聯網IPV4的網絡協議下，全球13臺主根服務器有10臺部署在美國，這客觀上造成了全球多數國家的數據安全管理權，必須受制於美國等少數國家。 而本次《安全倡議》提出“反對濫用信息技術對他國大規模監控”，有助於保障各國法律法規在網域空間的可行性和合法性，也利於建立管理跨境數據的統一標準，促進各國“數字主權”的重建。 長期以來，美國政府打着“反恐”的旗號，長期對國內民衆和他國公民實施監控，並要求互聯網公司提供數據，監控對象甚至涉及到了數百名外國領導人。中國此時提出《安全倡議》，團結多數國家共同建立一套全球通用的網絡數據安全標準，就是要對美國危害全球網絡安全的行爲形成一種制約。 《中外管理》：《安全倡議》提出後，也引發了衆多外媒的關注。如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稱：在中美關係緊張之際，這是中國爲了對抗“清潔網絡”計劃而發起的一個新倡議。8月初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剛剛宣佈推出“清潔網絡”計劃，旨在將中國的運營商、應用商店、應用程序、網絡雲和網絡電纜排除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使用的互聯網基礎設施之外。這次倡議是否可理解爲中國針對美國以“安全”名義打壓中國企業的回擊？ 王世渝：《安全倡議》不是中國針對美國打壓中企的一次回擊。在5G萬物互聯時代，數字技術越來越發達。尤其隨着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數字的能力和數據的數量都得到了全面提高，數字技術對經濟的影響和滲透也越來越深。正因爲數字世界已足夠龐大，所以我們不能再任由它混亂下去，必須建立一個有關數字世界的全新秩序。各國共同形成一套數據全球性交易的價值體系。而數據安全，就是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礎的一項。 所以，中國這次提出《安全倡議》，並不指向任何一個國家，建立數字安全早已是一個全球性共識。現在已經到了必須推動這件事的時候。 楊歌：近期中國在與美國溝通過程中，美國對中企的一系列做法的確不光彩，不管是對於TikTok的收購，還是對華爲芯片斷供，美國都有失大國水準。 針對以上輿論，美國第一時間做了反擊，拿出當年谷歌、Facebook在中國發展受阻來說事。美國一項內部調查顯示：Facebook當初退出中國市場，是受到中國政府的態度和影響所致，是中國限制了Facebook在華的整體商業佈局。隨後，中國外交部回應稱：當初谷歌、Facebook在中國的運營，中國確有相關法律對其進行約定，但兩家企業離開中國完全出於自願，而非受到某種政治因素影響而被迫出局。 從中美雙方的“口水戰”就能看出：兩國在思考本國企業海外拓展等敏感問題時，總是不可避免地帶上各自的立場。而兩國究竟秉持什麼樣的傾向，是當下中美博弈難以調和的關鍵所在。所以，今天我們再去討論涉及中美博弈的“數據安全”問題時，一定要努力剝離掉立場，這是讓問題得以順利溝通的前提。若雙方都帶着某種立場去討論，就把這次事件定性爲了一次政治外交事件了，而非關於未來技術或商業發展的一次有價值討論了。 相比於各國無序試探，世界亟需一套“數字世界的全新秩序” 《中外管理》：爲何會在這個時間點提出《安全倡議》，《環球時報》認爲是：雖然互聯網和數字經濟發展迅猛，但全球規則的建立卻未能及時跟進。 但數據安全是個可以有多種定義的開放概念。鑑於數字經濟對人類整體經濟活動有很強的滲透性，容易造成誤讀。如何理性分析“數字經濟全球化”的趨勢？ 申冠生：數字經濟以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爲關鍵生產要素，以信息網絡作爲重要載體，流動性遠超勞動力、資本等傳統生產要素。如今，數字空間的規則缺失，現在已經在客觀上制約了全球數字經濟的發展。相比各國在無序狀態下的相互試探，明確網絡管轄權的界限，建立普世的網絡安全標準，才更利於降低溝通成本，促進數字經濟的發展。 王世渝：數字經濟全球化或數字經濟驅動的全球化，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全網絡的問題，全球化本來就是通過網絡把世界連接成一個整體。只是，在網絡世界中，如果不建立一個相應的標準，不做安全控制，風險將是非常大的。網絡世界若沒了秩序，一樣是非常危險的。 以曾經火熱的區塊鏈爲例——區塊鏈就是通過互聯網上一個加密賬本、一個不可篡改的系統，創建每個人帶密碼的賬本，然後就可以超越國家和意識形態了。但是，若按區塊鏈的這個思想，只要建立一套去中心化的網絡世界，就會衝擊到現實世界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秩序，所以，區塊鏈就不可避免會影響到各國主權問題，這就是區塊鏈在虛擬中出現的與現實世界的矛盾。 由此看來：即便在一個虛擬的數字世界，也要首先服從現實世界已制定的規則。尤其在有了數字支付、數字貨幣後，在各種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於線下世界時，數字的價值變得越來越大，關於數字技術的安全性，已引起全世界的關注，各國爭相站出來制定規則就不足爲奇了。 《中外管理》：《安全倡議》就是着眼於爲全球數字安全準則提供一個藍本，走出一條“互信共治之路”。王毅外長提出的這條“互信共治之路”，將面臨哪些困難和挑戰？ 楊歌：在全球範圍內建立一個數據公約組織，再對數據的開發、使用及安全性做一個公平、公正的約定，和王毅外長強調的“互信共治”，其實內涵相似。 只是，這個目標的實現並不容易，這就是數字安全問題中的“囚徒困境”——在建立數據公約過程中，若有一方不夠信任其他各方，這個平臺就很難建立起來。 打個比方：四個人手上各拿一把刀，假使這四個人分別是美國、中國、俄羅斯和中東。其中一個人說：“現在我們和解，大家都把刀放下”，但誰來第一個放下呢？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因爲假如第一個放下後，剩下三個人沒有放，那麼第一個人的安全就會受到威脅。 現在建立數據公約組織時遇到的問題就是：每一國都希望自己對數據更有感知力、影響力，都想突破數據“脫敏”（爲了讓數據的處理儘量不針對某一個個人、企業、國家，而進行的剝離過程。）的防線而看到更多細節，這就決定了未來該組織的建立，困難重重。 美國當代政治思想家亨廷頓塞繆爾·亨廷頓寫的《文明的衝突》一書中說：“聯合國最大的問題是在國際政治上，始終處於無政府狀態。即：政府只是在一個國家的內部主張公正並展開監督管理。在全球各國之間一直缺少這麼一個類似政府組織的角色。這導致一直沒有國家能夠充當起數字公約組織的“監督管理員”角色，因爲每個“管理員”都是有國別的、有立場的。 所以，建立數字公約組織將是漫長的過程。但是，留給我們討論的時間也不多了，“數據安全問題”如果不能在20年內形成一個全球性的解決方案的話，國際之間的矛盾將大到不可調和狀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