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從權力邏輯到能力邏輯：75年了，疫情後世界需要聯合國2.0）

第75屆聯大一般性辯論正在進行之中。由於受疫情的影響，今年的聯大會場顯得有些空蕩，但議程依然滿滿。除了開幕式、一般性辯論、高級別會議等“規定動作”，今年的大會還有一些“自選動作”，如紀念聯合國成立75週年高級別會議、生物多樣性峯會、加快結束新冠疫情特別會議、“可持續發展目標時刻”活動等。

聯合國祕書長古特雷斯認爲，新冠疫情是聯合國成立以來面臨的最大挑戰，因爲其不確定性，它比二戰結束時的挑戰可能更爲嚴重和複雜。從一定意義上講，聯合國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

經歷四分三個世紀的聯合國需要變革

聯合國成立於75年前，現已步入“古稀之年”。75年來，聯合國會員國從創建時的51個擴大到現在的193個，功能從維持國際和平安全拓展到促進世界發展和保護人權等，大量非國家行爲體參與聯合國工作。聯合國的規模和使命已大大超出創立者們的設想。

聯合國成立後，世界很快陷入冷戰。好在聯合國在實踐中開創性地實施維和行動，在國際社會開展全球安全治理，提供公共安全產品，從而沒有被東西方冷戰所“淹沒”。大量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加入聯合國後，聯合國又推出四個“發展十年戰略”，幫助中小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儘管一直面臨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的挑戰，聯合國依然推動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和法治化，扮演了多邊主義中心的角色。

冷戰結束後，安全和發展問題複雜化，人權問題更加突出。國際衝突國內化和國內衝突國際化，使聯合國維和行動難以適從。儘管進行了幾次維和改革，但成效並不明顯。南北差距擴大、脆弱國家數量激增、貧困問題更加嚴重，發展不平衡和不充分成爲世界性難題。聯合國把人權提升爲三大工作支柱之一，但在促進和保護人權方面缺乏強有力的手段。

聯合國面臨的挑戰是系統性和根本性的。然而，聯合國的現有機制和議程遠遠不足以應對這些挑戰。我們這個時代和世界需要一個升級版的聯合國。要應對全球性威脅、推進全球治理、爲世界人民服務，聯合國需要“變革”，而不僅僅是“修補”。以託管理事會爲例，其使命在二十多年前就已經完成，作爲六大憲章機構之一依然存在，卻“名存實亡”。而處理與安全和發展同等重要的人權事務的人權理事會只是聯大的下屬機構，與安全理事會和經社理事會相比顯然“名不符實”。

從避免世界性戰爭轉變爲應對全球性威脅

成立聯合國的初衷是爲了避免世界再次遭受戰禍。《聯合國憲章》把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首要責任賦予安理會特別是爲結束二戰做出最大貢獻和犧牲的五個常任理事國。大國一致的遊戲規則加上“五常”先後擁有核武器，使大國之間以及世界規模的戰爭的可能性幾乎爲零。取而代之的是地區和國內衝突。但這些衝突已不至於危及以聯合國爲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

冷戰結束後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國際社會面臨的主要威脅不再是國家之間的衝突，而是全球性問題。其中最爲突出的是恐怖主義、金融危機、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在國家、地區和全球層面的共同努力下，恐怖主義和金融危機的威脅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緩和。氣候變化的威脅依然嚴重並且是長期的，但巴黎協定的簽訂意味着國際社會已達成共同應對的政治共識和承諾。

然而，在新冠疫情面前，國際社會再次陷入困境。這一方面是由於這一全球性威脅是突如其來和前所未有的，另一方面是由於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沒有做好應對全球性威脅的理念、制度和能力的準備。事實上，在應對恐怖主義和金融危機時，聯合國已被邊緣化。聯合國促成了氣候變化的巴黎協定，但美國的退出和很多國家承諾的不到位，全球氣候治理並不順利。聯合國也未能從應對恐怖主義、金融危機和氣候變化這些全球性威脅中實現變革，因而在面對新冠疫情這一更嚴重的全球性威脅時顯得有些力不從心。

如果說爲了避免世界性戰爭，聯合國遵循的是“權力邏輯”，即大國擁有更大的權力和責任，和平與戰爭主要取決於大國；那麼，爲了有效應對全球性威脅，聯合國需要有一種“能力邏輯”，即那些在解決全球性問題方面更有能力和貢獻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爲體擁有更多的話語權和決策權。這是聯合國變革的出發點和基本方向。

從協調主權國家提升爲服務世界人民

新冠疫情是全球公共衛生危機，並造成全球經濟和社會危機。它一方面與其它全球性威脅相疊加，另一方面又引發和加劇了大國競爭和地緣政治衝突。應對全球性危機需要有全球性方案，但我們至今沒有這樣的方案。

疫情發生後，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通過了多個應對疫情的決議，聯合國祕書長髮起了“聯合國2019新冠病毒病全面應對行動”，世界衛生組織啓動了全球人道主義響應計劃和“COVID-19團結應對基金”。但這些決議和行動主要是“應對”，而不是從根本上“治理”。

爲了有效應對未來更多和更大的全球性問題的挑戰和威脅，聯合國的根本出路是從“協調各國行動之中心”轉變成爲服務“聯合國人民”的中心。

一是從國家利益到人的價值。聯合國會員國都有各自的國家利益，聯合國的各項工作是爲了促進會員國的利益和國際社會的共同利益。但聯合國有更偉大的使命，即各國人民的價值和人類的共同價值。新冠病毒直接威脅人的生命和健康，卻並沒有挑戰各國的主權、領土、制度和意識形態等核心國家利益。疫情造成的經濟社會危機進一步加劇弱勢人羣的貧困和不平等。聯合國應引領全球抗疫在挽救和保護人的基本權利和價值方面取得更多進展。

二是從國際合作到全球治理。聯合國是國際合作的平臺和機制，更應成爲全球治理的平臺和機制。國際合作着眼於會員國的利益，依靠主權國家的力量解決會員國面臨的共同問題。面對疫情的全球蔓延，抗疫合作顯得乏力和滯後。國際合作抗疫有共識，但缺行動。與主權國家和政府相比，企業、非政府組織、科學家等非國家行爲體在全球抗疫合作中更加積極和富有成效。而這正是全球治理的動力和優勢所在。聯合國應動員和整合這些非國家行爲體力量，在聯合國體系及其全球議程中發揮更大作用，形成全球治理的新架構。

三是在變革創新中獲得新生。戰後75年也是聯合國不斷變革和創新的75年。面對冷戰新格局，聯合國創新性地實施維和行動；隨着新興獨立國家的加入，聯合國創新性地推出發展十年、千年發展目標和可持續發展議程；爲了更好地保護人權，聯合國創新性地倡導“保護的責任”和“普遍定期審查”。聯合國還通過理念規範的創新和機構體制的改革，儘管屢經挫折，但仍保持強大的生命力，也避免了重蹈一戰後成立的國聯的覆轍。新冠疫情是聯合國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也是聯合國自我革新的一次契機。

75年前，聯合國爲戰爭後的世界帶來希望；75年後的今天，期待聯合國2.0爲疫情後的世界帶來新希望。

（張貴洪，復旦大學聯合國與國際組織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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