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太陽是黑夜下的蛋，我想寫這樣的藝術家。

時隔多年，馮驥才來上海了。如果不是他自己說：“我已經十足78歲”，從他一米九二的個頭和洪鐘般的聲音，人們看到的是最近20多年來一直奔波在搶救保護文化遺產路上的“鬥士”“疾呼者”形象。

6天前，在教育文化衛生體育領域專家代表座談會座談會現場，馮驥才作了《建立國家非遺保護的科學體系》的主題發言。“我在會上說，本世紀以來，我們做了兩項史無前例的工作。一是搶救和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二是傳統村落的認定。這兩項工作都帶有鮮明的時代性和刻不容緩的緊迫性。未來要做的是科學保護，建立相應的學科。”

馮驥才的長篇新作《藝術家們》刊發在《收穫》長篇專號2020秋卷。今天（28日）下午的作品研討會之前，他專門拜訪了巴金故居。走進武康路上這幢小樓，他感慨，在具有很深文化積澱的街道城區整理文化遺產這方面，“上海做得很精緻、很認真”，留下了讓人感到“巴老活着的空間”，彷彿主人隨時還會回來。

馮驥才與巴金女兒、《收穫》名譽主編、多年摯友李小林

馮驥才與巴金創辦的《收穫》雜誌關係密切，他說：“漫長文學路上最深的足跡大多留在《收穫》。我是感激甚至是感恩的。”

最近20多年，身爲作家的馮驥才一度離讀者有些遠。他在中國瀕臨消失的古村落間奔走，出現在媒體和公衆面前談論的也是這些話題。馮驥才說，他很清楚，這些是爲後人而做的事情，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並不清楚他究竟在做什麼。也是《收穫》雜誌，在那時向他發出邀約，巴老女兒李小林說，把看到的聽到的不管是什麼都寫點下來，就有了“田野檔案”這個專欄。

《藝術家們》寫的是馮驥才最熟悉的羣體——藝術家，縮小一點範圍即畫家羣體。“我一直想用兩支筆寫這本小說，一支是鋼筆，一支是畫筆。我想用鋼筆來寫一羣畫家非凡的追求與迥然不同的命運；我想用畫筆來寫惟畫家們才具有的感知。”《藝術家們》序言中，他開宗明義。一支鋼筆、一支畫筆，也是馮驥才的寫照，兼爲畫家的他出過多種畫集、舉辦個人畫展，被評論界稱爲“現代文人畫的代表”。

一手鋼筆、一手毛筆的馮驥才

《藝術家們》開篇，人們讀到的是三位熱愛繪畫的年輕藝術家，人稱“三劍客”，常常聚在一起看畫冊，聽音樂，討論藝術話題。在那個封閉的年代，他們爲得到一張柴可夫斯基的唱片、一本抽象畫派的畫冊而欣喜若狂。那股赤誠、單純，讓花了兩天時間讀完小說的作家趙麗宏“時欲落淚”，“在灰暗、壓抑的時代，於困頓中追求理想和真誠的友誼。大馮通過自己最熟悉的生活來表現對時代的見識，有深度、非常迷人。”

隨着商品經濟興起，“三劍客”命運發生轉變，有人被商業化浪潮吞噬，失去自我，跳江自殺；有人爲生活苦苦掙扎，耗盡了繪畫才能，而主角楚雲天堅守住了對藝術的赤子之心。“儘管這羣畫家純屬虛構，但他們與我同時代，我深知他們的所思所想，苦樂何來，在哪裏攀向崇山峻嶺，在哪裏跌入時代的黑洞，在哪裏陷入迷茫，以及他們調色盤中的思想與人性的分量。”馮驥才寫道。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評論家郜元寶在其中讀出了“美”。“我們已經忍受了太多不美，對‘醜’有了足夠寬容，但仍然渴望有明天，渴望有美。”在他看來，馮驥才將寫作空間壓縮到藝術家羣體，聚焦於美和理想、希望，寫社會的外在衝突如何進入一羣熱愛藝術的人們的心中，顛覆了《儒林外傳》式知識分子題材小說的寫法。

《收穫》主編程永新看到的是“明亮而流動的陽光”，“寫一羣出生在天津租界區的藝術家的生活，通篇流動着明亮的情緒，就如同過去寫困厄和苦難，明亮與陽光一樣寫得節制而悠長。”

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評論家潘凱雄認爲，《藝術家們》寫的雖然只限於畫家圈中的事兒，但折射出時代風雲變化及世態冷暖的痕跡卻十分清晰。作爲作者，馮驥才的主觀態度一點也不隱晦，“不迴避寫作的批判性，不迴避自己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唯美主義者。”

在馮驥才的筆下，有堅持藝術真理者，也有走散者、歧路人。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何向陽說，“梳理這代人的來路，發現他們的思想歷程，實際上要發掘的是對民族文化根脈的自信，對‘長出來的新的文化’的自信。如何堅守、如何創新，回答的是時代之問。”

爲《藝術家們》寫了長篇評論的評論家程德培說，看到作品之前，他做了無數預設，但全被打破，沒預料到會是這樣一個題材。但同時，馮驥才又是少有的數十年來堅持創作基本追求與理念不變的作家。

“讀着讀着，耳邊彷彿迴盪着19世紀的聲音、俄羅斯文學的聲音，和疫情期間重讀《日瓦戈醫生》的感覺有點像。”作家孫甘露說，《藝術家們》表面上寫的是藝術家的生活，實際上是劇烈變動的時代，一代人漫長精神生活的寫照，反映的是時代的視野，也是內心世界的視野。

“我知道，我的讀者一半是我的同時代人，一半比我年輕，我相信，我的同時代人一定會與我感同身受；我更希望比我年輕的讀者，通過書中人物的幸與不幸，能成爲藝術家們的知己，也成爲我的知己。”馮驥才如此期待。

“這部小說像是作家的回望，與自己或密友的對話。”青年評論家黃文娟說，儘管未曾經歷過小說人物爲藝術癡迷的年代，但仍能被其中細節感動，“既有美，也有震驚。任何時代有精神追求的人都能體會，產生共鳴。”青年評論家、《上海文學》編輯部主任來穎燕說，《藝術家們》是借探討藝術家的命運探討藝術，其中閃耀的是理想主義又直面現實的光芒。“是心靈史，也是談藝錄，更是一部啓示錄，包含着作家對未來的憂思。”評論家、巴金故居常務副館長周立民說。

研討會連續開了三個小時，無論是談共鳴或提出不足之處，與會者的態度一如馮驥才在《藝術家們》之中對自我的袒露，分外直率。窗外，愛神花園天光漸暗，馮驥才始終專注地望着發言者，傾聽、不時記錄。青年評論家、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項靜提出，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模糊的，且似乎缺乏獨立思想，“沒有成長性”；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宏圖認爲，作品中對男女情感的處理是否過於“清教徒”式……

“這個下午對我很重要，一個人面對自己，多是思考，缺乏思辨。只有不同甚至對立的看法與觀點，才能引發思辨。聽到年輕人的聲音，對文學的交際交流能起到特別的作用。”馮驥才說，作品問世後，話語權就不再是作者，而是屬於讀者的。“我確實有兩張面孔，如果說‘俗世奇人’系列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天津老城區的人和事；到了這個年紀，如今回到書房，我寫的是另一個馮驥才，更多自我的東西。我確實一直想寫一部藝術家的小說，如果一個作家不懂藝術，寫的仍然是‘他者’。我看到的真正的藝術家，是歷經困厄後仍然光明、單純、美好——太陽是黑夜下的蛋，我想寫這樣的藝術家。”

馮驥才說，隨着年紀增長，他漸漸爬不動山，上不去30釐米的臺階，能做的更多是思考與建議。“生活不是你找的，是在不經意中積累的。我做的是活生生的文化，遇到的是活生生的人。當我回到書房，不是我找文學，是文學找我。”

【對話馮驥才】

我走上文化遺產保護的起點在上海

“我投入文化遺產保護，是落入時代爲我預設的一個陷阱，也是一個一般人看不見的漩渦。沒人推我進來，我是情不自禁跳進來的，完全沒有想到這漩渦會把我猛烈地捲入其中。”在小說《漩渦裏》的自序裏，馮驥才曾這樣寫道。而這個“漩渦”的起點，竟是在上海。

記者：上世紀90年代初，您在上海辦過畫展，後來順道去周莊，聽說發生了“賣畫救樓”的故事。

馮驥才：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的文學創作一度遇到瓶頸，於是想到重新拾起畫筆。在上海的畫展是《收穫》幫助操辦的，後來我們一羣人去了上海邊上的江南古鎮周莊。當時的周莊尚未被開發，也未被保護，很安靜。從沈萬三故居出來，我看到河邊一座名爲“迷樓”的小木樓，據說當年柳亞子曾在此創辦南社。正當誇讚它時，管理者卻說：“下次你再來就看不到了。”一問才知道，原來的主人要把它賣掉。我是想把它買下來，可以作爲大家聚會的一個公共的地方，留下這座小樓。賣了幾幅畫，好不容易湊夠了錢，房主卻多次提價。別人告訴我，你不用再賣畫，也不用再準備錢了，那個房主已經知道它重要了。就這樣，“迷樓”保了下來。

這件事給我的啓發是，原來我賣畫的錢可以保護文化遺產。可以說，我走上遺產保護這條路的起點，在周莊，在上海。

記者：您把自己的收藏都捐給天津大學，要辦一座博物館，現在進度如何？

馮驥才：我畢生的收藏大概有幾千件，全都捐給天津大學，希望讓一代代學生欣賞、學習。目前博物館的籌建，基礎工作已經完成，設計稿也已招標通過。接下來就是展陳提綱的設計。我自己的作品也要選出成體系的一部分。包括做文化遺產搶救的珍貴資料，一代知識分子重要的田野考察資料，還有版畫、雕塑、陶瓷等各類藝術作品。

記者：《藝術家們》中的主角楚雲天是否更多地以您自己爲原型？

馮驥才：文學創作要從生活的泥土中來，自己的泥土在自己身邊，肯定有自己的影子，但絕不是我的翻版。既要有機融合社會各式各樣的因素，也有藝術虛構的成分。

記者：如果說“俗世奇人”是用他者的眼光創作，《藝術家們》是否代表您小說創作的一種轉向？

馮驥才：未必可以稱作轉向，其實都是馮驥才，只不過面孔跟過去不一樣，恐怕讀者會有新鮮感。面向自我的這樣的小說，我肯定還寫下去，因爲還有很多生活的積蘊。我現在78歲，有信心還能寫一兩部長篇。

記者：文學、繪畫、文化遺產保護與教育這四個領域，您如何排序？

馮驥才：我一直把文學排在最重要的位置，因爲我覺得文學更多地是思考、是對社會的關注。我一般把繪畫放在第二位，我天性喜歡繪畫，腦子裏不斷出現畫面，到現在也是這樣。但最近一年多將近兩年時間，我基本沒到過畫室畫畫。應該說，文化遺產保護還是第二位，雖然放在第二，但可能搶救的事兒來得很急，某一個東西瀕危了必須要跑一趟，必須要到當地幫助它。我現在歲數大了，往往跑起來喫力一點。第三項工作可能是教育，特別是現在我們的文化遺產保護，大多數項目後面沒有專家。所以必須培養專業人才，只有一代代專業人才的隊伍建立起來，才能對文化遺產保護的明天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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