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自然》子刊：中國食物生產需根本性轉型，考慮從北向南轉移）

如不採取根本性轉型，到2030年，中國農業食物生產所造成的資源環境影響將遠遠超出安全的環境界限。
中國工程院院士、廣東工業大學環境生態研究院楊志峯教授和東莞理工學院生態環境工程技術研發中心蘇美蓉教授團隊在最新一期《自然-食物》（Nature Food）上發表論文給出了這一評估結果。從全國來看，食物生產的水資源消耗、土地利用、活性氮排放和磷排放需要削減54-95%，才能保持在安全界限內，而部分省區則需要削減高達99%。
爲此，論文提出了普及農業生產管理技術、減少食物浪費、調整膳食結構等削減策略。合理組合這些策略，不僅可將農業生產相關的環境影響控制在安全界限內，中國總體食物需求量也將減少29-34%。
同時，考慮到地區環境壓力差異，將農業生產活動總體上從北向南轉移，是食物供應和資源環境安全雙保障的一種潛在路徑。
論文第一作者、東莞理工學院生態環境工程技術研發中心博士後胡元超對澎湃新聞表示，華北地區的地下水過度開採和霧霾問題、東北黑土區的持續生態退化、太湖水質惡化等，這些資源環境問題背後的重要誘因都是高強度的農業生產活動。
那麼，中國目前和未來的農業食物生產是否會對生態環境產生超負荷的影響？哪些生態環境問題最爲突出？他們引入了2009年《自然》雜誌提出的行星邊界（Planetary Boundaries）框架，幫助設定中國可承載的農業相關的資源環境影響上限，即“安全環境界限”。與傳統的環境承載力或環境閾值的研究範式相比，行星邊界框架關注評價人類的區域活動對全球生態系統會否產生不可逆的影響。

各省份將五方面資源環境影響都控制在安全邊界內所需的平均削減

在此基礎上，研究團隊首次建立了一個包含從生產到消費全過程的中國食物系統模型，定量評估了2011年和2030年中國及各省食物生產的水資源消耗、溫室氣體排放、土地利用、活性氮排放和磷排放五方面資源環境影響。
評估結果顯示，中國的食物生產和消費需要進行根本性轉型，才能保障全國性和區域性的生態環境安全，進而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何處“開刀”？
那麼，爲了兼顧中國糧食生產與資源環境安全，我們應該從何處“開刀”？論文也評估了相應的削減對策。
論文認爲，在食物的農業生產、運輸加工和消費階段，人們都能削減資源環境影響。例如，在生產階段，適量減少化肥施用並通過糞便和秸稈回田來替代部分化肥，可以減少2-25%的環境影響；遴選全國各省區中最先進的農業生產管理技術（如河北曲周縣的小麥和玉米種植技術），並普及到全國，可削減高達50%以上的資源環境影響。
在運輸加工和消費階段，儘量避免食物的損失和浪費可繼續減少9-11%的環境影響；根據《中國居民膳食指南》來儘量調整膳食結構可減少7-12%的環境影響。
合理組合這些削減策略，不僅可從國家層面上將五方面資源環境影響均控制在安全界限內，中國總體食物需求量也將減少29-34%，理論上將同比例地減少對進口食物的需求。
研究顯示，在2030年可最多減少穀物進口1390萬噸，相當於2016年廣西的穀物產量；同時可減少畜產品進口164萬噸，相當於2016年新疆的畜產品產量。
從北向南轉移
不過，因各省份環境壓力差別較大，即使在全國範圍內控制在安全界限內，北方省份的農業生產相關環境影響大多仍將超限，南方省份則具有相對更大的環境容量和承載農業生產的能力。研究顯示，山東、河北、河南、山西和江蘇等地區的氮磷污染和耗水量大幅超出安全界限（超出1-9倍），因此這些區域的部分畜禽和作物生產可以考慮轉移到環境容量相對富餘的部分省份（如福建、江西和浙江等）。
具體而言，山東的畜牧規模需減少40%，而福建的淡水養殖則可增加35%。“當然，這需要綜合考慮具體農業生產活動的區域適宜性、就業推動力以及經濟成本與收益等問題。總體上，農業生產活動從北向南轉移，是實現‘全國食物供應安全’和‘各省區生態環境安全’的雙重目標的一種潛在路徑。” 胡元超說到。

論文建議的環境影響（左）和食物生產（右）重新分配情況，藍色爲削減，紅色爲增加

農業農村部2017年發佈了《關於加快東北糧食主產區現代畜牧業發展的指導意見》，要求內蒙古、遼寧、吉林和黑龍江四省區擴大肉類生產，然而，根據研究結果，這些地區的水資源供給能力卻不足以支撐更大規模的養殖。即使經過綜合削減，這四個省區的氮磷污染、溫室氣體排放和土地利用都基本處於安全界限內，但耗水量依然超出安全界限1-2倍。
研究團隊認爲，在南方發展高水平高質量的養殖業，不但在生態環境承載範圍內，也能提高區域食物自給率，提高應對新冠疫情、非洲豬瘟等極端情況下的食物供應鏈抗風險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