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朝亡國之君並非漢獻帝，而是其父漢靈帝，讓漢朝一步步走向深淵
漢朝亡國之君並非漢獻帝，而是其父漢靈帝，讓漢朝一步步走向深淵
漢靈帝劉宏與漢朝的滅亡有着莫大的關聯。有很多人認爲漢朝的滅亡是漢獻帝被曹丕挾持禪讓所致，但實際上漢朝的滅亡從靈帝時就註定結局。靈帝時黃巾之亂引發四方兵寇，朝局之中有黨錮之禍、賣官鬻爵、寵信宦官等具體弊政，最終導致漢靈帝其人及其在位時期的政治危機，特別是自黃巾起義被鎮壓後到董卓入京把持朝政的這五年時間裏，漢朝一步步地走向滅亡的深淵。
1.漢朝滅亡的外部困局：黃巾之亂與四方兵寇
爆發於漢靈帝中平元年二月的黃巾起義雖然僅僅歷時九個月即被東漢政府平定，但這並不意味着黃巾勢力的徹底消亡，黃巾軍的活動在主力軍被擊潰之後從全國性的動亂開始轉爲地方性的動亂，繼續參與到反抗漢朝統治的鬥爭之中，四方兵寇，歷時綿長，影響深遠。
漢靈帝統治末年出現的“四方兵寇”之局是之後中國歷史長達近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面的雛形。漢末衆多的割據勢力以及之後三國的形成，皆可追溯至靈帝統治的末年。例如劉焉在靈帝末年選擇益州以避亂世，在動亂髮生之後，益州實際上就處於獨立狀態，不受東漢政府的節制，而後成爲蜀漢立國的根基。
同時，劉焉提出的改刺史製爲州牧制，其本意是希望藉助提高地方官員的軍政實權以應對紛亂的時局，但實際上卻間接促進了地方割據勢力的發展，地方州牧權力變大之後則漸漸脫離中央政府的控制，當中央政府發生了嚴重的政治事變，權力處於極度衰缺的狀態時，地方上擁有大權的州牧便趁機割據，漢末十年軍閥混戰的格局雛形便肇始於此，這不得不說是靈帝統治下造成的惡果。
2.漢朝滅亡的內部困局：皇權信仰的崩潰
漢靈帝最大的缺點，是過於昏庸，而其昏庸的具體表現，便是盲目聽信小人之言，缺乏自己的主觀判斷。東漢皇權的衰弱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可以追溯至漢和帝之後，但對皇帝信仰的崩潰，則極速發生在漢靈帝時期。
靈帝初年的第二次黨錮之禍以及靈帝對察舉徵辟之途的大肆破壞，士人階層對靈帝本人產生了嚴重的不信任，同時面對嚴重的社會危機，甚至產生了欲廢靈帝而另立新帝或新建王朝的極端意見，這標誌着靈帝所代表的皇權，在部分士人的心中已不再具有神聖性。獻帝屢經權臣之手，皇帝的權威更是喪失殆盡。
實際上，從董卓之亂開始，皇帝竟被一羣具有軍事實力的悍將武夫肆意玩弄於手掌之上，或廢或立，或囚或殺，或劫以作獵物，或挾以令諸侯，而上天卻不聞不問，無動於衷，上天之子的確是被無情地拋棄了，君權神授的觀念也就自然土崩瓦解。獻帝自繼位之初便無法左右朝局，漢朝皇權的衰弱責任並不在他，漢靈帝要爲此負最大的責任，正是由於他本人的昏聵，導致東漢皇權持續衰弱。
3.漢朝滅亡的歷史走向，從太子之爭和宮變開始決定
宮變事件爆發的導火索，起源於靈帝晚年的太子之爭，進而發展爲兩宮之爭，又發展爲蹇、何矛盾，最後竟上升爲宦官集團與外戚集團的生死之戰，靈帝本人錯誤的政治安排是這場事變最終演變至此的罪魁禍首。
靈帝統治末年本來就已經面臨着非常嚴峻的內外困局，在繼承人的選擇問題上，靈帝更應該慎之又慎，不應該將太子之爭的矛盾留在身後去解決，尤其是不應該將此問題交於宦官之手，因爲這無疑意味着挑起宦官與外戚之間的矛盾，但偏偏他選擇了最錯誤的做法，終於在日後演化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而在這一事變過程中，袁紹的作用需要特別的注意，何進在處理和宦官的關係上許多錯誤的做法是袁紹提供給他的意見，雖然何進是最終的決策者，但考慮到何進本人是一個不善於決斷大事之人，袁紹在其中的作用則顯得尤爲突出。東漢王朝在宮變事件之後落入軍閥董卓之手，從此一蹶不振，袁紹應該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
宮變事件的爆發使得漢朝上層統治秩序崩潰，最終促成了東漢末年諸侯割據的亂世局面出現，也間接導致了三國格局的形成。
概而言之，漢朝的滅亡完全是因爲漢靈帝，原因有三：
其一，黃巾之亂與四方兵寇，漢靈帝統治末年出現的“四方兵寇”之局是之後中國歷史長達近百年的分裂割據局面的雛形；
其二，黨錮之禍與皇權崩潰，對靈帝皇權信仰的崩潰是漢朝皇權衰弱的標誌，獻帝屢經權臣之手，皇帝的權威更是喪失殆盡；
其三，太子之爭與宮變事件，董卓入京把持朝政，是宦官集團與外戚、官僚集團長期矛盾的爆發，預示漢王朝統治秩序崩潰。
參考文獻：《後漢書》、《論漢靈帝末年的政治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