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上我們研究唐代軍權問題是前期重視府兵制，後期重視的是神策軍。神策軍的性質和府兵不同在於除了採取募兵制外，神策軍的軍權其實是在皇帝手中的，在唐德宗時期則是通過聽命於自己的神策軍統領來掌握軍隊，到了後來，皇帝通過宦官來掌握直接聽命於自己的軍隊。這樣給人的感覺是安史之亂以後，世家大族們就不再掌握軍隊了。這其實是一個非常大的誤解。從肅宗開始，士族們在皇帝掌握的朔方軍、神策軍這兩支重要的武裝力量之外又恢復了一支軍隊：威遠營。從而成爲和朔方軍、神策軍三足鼎立的軍事力量。是士族在中唐的重要軍事依仗。

關於威遠營的成立，沒有太多文獻，只是說在肅宗時期就有了。到了德宗建中元年，又把它從鴻臚寺手下轉併入金吾衛。這是威遠軍的一次重要調整。

我們從它隸屬於鴻臚寺，其實就可以看到這支軍隊的性質、以及他和神策軍的關係、以及爲什麼會調併入金吾衛，從而看到中唐時期士族和軍權之間的微妙關係。

鴻臚寺其實是顏真卿的地盤。北齊始置，設卿、少卿、丞各一員。職掌外國少數民族賓客接待、朝會及吉凶禮儀，兼管佛教、祆教寺廟，領典客、典寺、司儀等署。歷朝沿置。隋初罷典寺署，增崇玄署掌管佛道寺觀。文帝開皇三年(583)省入太常寺，十二年復置。煬帝大業三年(607)少卿增爲二員，改典客署爲典蕃署，又別置四方館，接待各方國使者，管理互市事務，名義上隸本寺。唐初，猶掌諸佛道寺觀，尋罷，其職歸宗正寺，本寺唯掌諸蕃冊封、外國使節接待、兇儀喪葬事務，政令仰承禮部，領典客、司儀署。設卿一員、少卿二員爲長貳，有丞、主簿、錄事等屬官。高宗龍朔二年(662)改名同文寺，咸亨元年(670)復舊; 武則天光宅元年(684)改名司賓寺，中宗神龍元年(705)復舊。總之，又管外交，又管宗教，又管國家吉凶大禮，還負責管理外貿，自然也就管理關稅了。

從對鴻臚寺的簡單介紹看，鴻臚寺客觀上有不少業務需要武裝力量來完成：手下是接送、護衛外國的領導人和使節的警衛、儀仗兵。同時因爲負責國家重大的喪禮和吉禮，自然也需要儀仗兵。之後由於負責對外外交，自然也就負責對外貿易，想來外貿關稅這塊也會承擔責任。用於對貨物、稅款的看管、扣押、追繳等等自然也需要人手，這些我們今天都是統統歸武警負責了。可想而知，這些與國家日常管理有關方面的武裝力量自然就會在士族手中，因爲這些根本的業務，比如禮儀，外交等都是在士族手中的。而且自安史之亂之前，府兵制已經潰散，那麼這突然冒出來的威遠營自然也是新成立的，而且應該是募兵制，或者是各大家族的部曲私兵。

這支叫威遠營的部隊之所以是控制權在士族手中，是以國家軍隊出現的士族掌握的軍隊，其負責禮儀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唐代的國家大禮的制定和負責實施，都是在士族手中掌握的。而唐代宗去世、唐德宗登基的時候，禮儀使是顏真卿。也就是說在這個階段，貌似只是禮儀方面的文化官員，其實是手握軍隊的。這是顏真卿的一個極爲重要的信息，一般是被隱蔽的。

在唐代宗去世，德宗建中元年八月份，將威遠營的軍權收歸到金吾衛。這樣，就加強了皇權對威遠營的控制。

之所以能如此，在軍事上自代宗大曆十四年十月開始，唐德宗派遣大將李晟去西川反擊吐蕃入侵之戰獲得勝利。接着建中元年涇州劉文喜兵變也被平定，到了建中元年七月，綿延多年的湖南邵州王國良叛亂被曹王李皋平定。在不到一年的時間內，唐王朝在德宗的帶領下打了三次勝仗，加上在大曆十四年德宗一繼位，就分解了龐大的朔方軍爲三個部分，削弱了朔方軍的力量，這樣，君權自然也就得到了高度提升。從而有了將士族控制的軍隊集中到皇權手中的資本。一支有利於皇權的軍隊也就不能再被容忍了。

當時皇帝控制的長安的部隊，具有野戰性質和戰鬥力的是神策軍，這是皇權直接控制的，可以與龐大的朔方軍和西北的涇原軍等野戰部隊抗衡制約的。

但是在長安內部還缺乏對神策軍的制約力量，而德宗就是用禁衛親軍金吾衛來發揮這個和神策軍制約的功能，其實就是從新恢復之前的南衙和北衙的制度，當然沒有全部恢復，但是性質就是這個性質。

其實，從制約性質來看，當肅宗皇帝設立威遠營恐怕就是這個原因了。

這樣我們就理解，爲什麼朝廷多次有內亂而平安度過，掌握神策軍的魚朝恩之輩沒有形成尾大不掉，代宗去世，掌握神策軍的神策軍軍使王駕鶴，只能乖乖交出軍權，而沒有任何風吹草動，這背後自然是威遠營功不可沒。

唐代的金吾衛，在德宗時期與天寶之前的不同，因爲天寶之前的有府兵的十六衛在，金吾衛只是其中的兩衛，分左右兩部分。但是安史之亂後府兵制度取消，皇帝掌握的軍隊變成了神策軍，所以，作爲原先府兵的一部分的金吾衛其職能實際上是擴大了，一方面是皇帝出巡時期的護衛，一方面也是長安的衛戍部隊。掌管整個長安的治安安防。

因此代宗和德宗初期的金吾衛就有了相當於南衙部隊的性質。

不過這金吾衛又是皇帝親軍，這樣，皇權就極大加強了對這部分的控制，這與之前府兵制時代是不大一樣的。

但是金吾衛之所以能夠抗衡神策軍，根本是士族在掌握。當時德宗初政，右金吾衛的大將軍是裴諝。

裴諝是聞喜裴氏一族的。其父裴寬是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的重臣，戶部尚書。他借代宗大喪期間郭子儀的一個家奴在代宗皇陵附近殺羊，而打壓郭氏一族，反對德宗自己親自審理司法案件打擊德宗走以法治國的路線——這是打擊士族豪強的路線。

後來德宗借裴諝交往的一個和尚違法將他貶出長安，不過很快又調回長安，任千牛上將軍。千牛衛，分左右，爲唐代禁衛軍十六衛中的兩衛。設上將軍各一人、大將軍各一人、將軍各二人。掌侍衛及供御兵仗。以千牛備身左右執弓箭宿衛，以主仗守戎器。仍舊回到禁衛軍中。只是小懲而已。

這一方面是皇權加強了對禁軍的控制，另外士族依然控制着軍隊，以士族的階級屬性和以自耕農、下層寒族、少數民族等出身的僱傭軍——神策軍相抗衡。

而將威遠營編入金吾衛，就是加強金吾衛這部分的力量的重要舉措。從而重新形成長安內部保護皇帝安全的軍事平衡。

也正因爲軍權雖然從威遠營轉到金吾衛，但是不過是士族從左手倒到右手，所以，並沒有引起影響。在史書中也就是一筆帶過了。這點在《資治通鑑》中都沒有提到。只是《舊唐書德宗紀》提到了。

不過背後的信息可不少。

說到底威遠營的變遷更充分體現了歷史上軍隊的階級性，而居於統治地位的階級是如何非常自覺的控制自己的軍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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