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编译

The Real Stategic End Game in Decoupling From China

来源 | Diplomat Risk Intelligence

作者 | Valbona Zeneli and Joseph Vann

译者 | 程安琪

导语：西方世界对于与中国脱钩的讨论不断增加，跨大西洋经济是美欧贸易和投资的重要部分，其比重远超过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对于寻求对抗中国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全力以赴发展跨大西洋经济是它们唯一的选择。

本文选取自外交官风险情报(Diplomat Risk Intelligence)，作者Valbona Zeneli是乔治·C·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战略倡议部的主席，Joseph Vann是乔治·C·马歇尔欧洲安全研究中心的国家安全研究教授。

在新冠肺炎的阴影下，世界各国政府正在重新思考与中国的贸易往来，这一思考需要对“真正的经济伙伴关系是什么样子的”进行一些反思。

在伙伴关系方面，跨大西洋经济是一个近乎完美的例子。

经过有目的地重新设计，二战之后的跨大西洋经济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其产生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贸易集团，且至今仍然是全球经济中最具主导性和相互联系的力量。

尽管跨大西洋经济取得了成功，但可以说，跨大西洋共同体忽视了这种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长久以来，西方世界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中国，希望借中国（的市场）迅速致富。然而在跨大西洋经济中，我们并没有最大限度地增加合作伙伴关系中的投资机会，导致其潜力受到了限制。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一直在明确传达这样的信息：中国已经重返世界舞台，并计划成为一个强大的参与者。

中国在经济上不再是一潭死水，而是通过国际经济秩序繁荣起来。如今，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强国，正在寻求成为新的“规则制定者”，以实现其国际抱负。

西方国家邀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体系，让中国获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市场准入（规模），并由此推动了其经济的发展。

在疫情之下，与中国脱钩的话题已成为众多讨论的焦点。有些人可能认为脱钩论是在散布恐慌或炒作，但脱钩所带来的挑战是显而易见的。

经历长达数十年的建立，中国供应链是成熟的，加之“薄利多销”的模式，让中国成为最受欢迎的全球制造中心，达到了全球近30%的制造业产出。

疫情期间对医疗用品的迫切需求，给西方国家敲响了警钟，让人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对中国企业的依赖和脆弱性。

但挑战有时带来机遇。当我们在疫情下反思过去，并开始着手设计新冠疫情后的时代时，我们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将西方民主国家的未来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而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全力加强跨大西洋经济。

跨大西洋经济一枝独秀

尽管大西洋两岸的经济合作并不完美，也不适应不断发生的经济阵痛，但它仍然造就了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贸易集团。以当前价值计算，中国的实际GDP大约仅为跨大西洋经济的35%。

美国和欧盟之间的贸易使得包括对华贸易在内的其他所有贸易额都相形见绌。跨大西洋贸易(商品和服务)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这远远超过了美国和中国(6360亿美元)以及欧盟和中国(7180亿美元)之间的贸易往来。

算上商品和服务的进出口，美国与欧盟的双边贸易规模相当于美国与中国以及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活动总和。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盟与中国有着巨大的贸易逆差，这些赤字(美国为3070亿美元，欧盟为1460亿美元)并不令人满意。

然而，在跨大西洋贸易方面，我们则看到了可持续增长。1.3万亿美元的贸易量比2000年(5，660亿美元)交易量增长了一倍多，比2009年(8，340亿美元)增长了50%以上。2019年，欧洲的商品贸易顺差为1780亿美元，美国服务贸易顺差为600亿美元。

有关美欧贸易的讨论往往被中美之间的战术性贸易争端搁置到一旁，这也导致了我们往往忽视掉跨大西洋经济的总体成功。

总体而言，除了少数受到严格监管的行业，如纺织、农业和汽车，美欧之间其他产业贸易关税平均仅为3.5%。

然而，过度专注于关税只会忽视大局。目前，大西洋两岸正在不断进行互利的谈判，旨在改善跨大西洋监管进程，以进一步增加贸易和投资。

鉴于跨大西洋经济的规模，即使是很小的成功也会给双方带来积极的好处。而归根结底，监管协调和遵循秩序规则就是贸易游戏的原则。

此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更侧重于服务领域，这一部门的贸易增长了近三倍，从2000年的1170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870亿美元。

服务业是全球贸易中增长最快的部分，根据世贸组织预测，到2040年，服务业可能占世界贸易的三分之一，这在短短二十年内增长了50%。

不仅关乎贸易，也关乎投资

相互投资是跨大西洋经济的支柱，但这一点常常被众人忽视。

美国和欧盟的相互投资为6.2万亿美元，是对方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来源和目的地，直接雇用了1600多万工人。

双方在北大西洋地区的投资意义重大，对美国和欧洲的就业和繁荣来说至关重要。

与此同时，美国和欧洲合计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58%和流出存量的63%，而中国占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存量的5%和流出存量的6.2%。

客观地看，美国在欧洲的投资约占美国全球对外投资总额的60%。美国在欧洲的投资是美国在亚太地区投资的4倍，是美国在中国投资的31倍。

作为深度经济一体化的象征，美国在欧洲的投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贸易水平，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5倍。

即使在2008-2009年经济危机之后，这一趋势仍在继续，成为大西洋两岸经济复苏的驱动因素之一。（有数据表明）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欧投资翻了一番，2019年达到3.6万亿美元。

欧洲投资占美国外国投资总额的68%，而来自亚太地区的投资只占美国总投资的16%。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只占总存量的0.9%，仅德国在美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就比中国的投资大8倍以上。

当我们研究中国在欧洲的投资时发现，尽管它们只占欧盟外国直接投资总量的不到3%，但显然，这些投资都集中在欧盟核心国家的战略投资和外围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其目标也是塑造欧洲经济格局和政治。

中国有一个结构良好和多样化的对欧战略，各种项目最终旨在通过在该地区建立经济和外交联系来支持北京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东欧和东南欧国家为重点的“17+1”平台，就是这一战略的最明显例子。

作为这些经济和安全发展的结果，欧盟正寻求与作为“经济竞争者”的中国确立正确的平衡关系。

另一方面，中国正在追求技术上的主导地位，积极推动新型治理模式。

在大国竞争的背景下，中国也对欧洲打出多边主义的牌——不是出于对意识形态价值的任何坚持，而是为了阻止欧盟和美国针对中国而全面振兴跨大西洋经济。显然，中国打算利用国家权力的所有要素来实现其目标。

显而易见的是，在大西洋两岸的经济中，以法治为基础的价值观才有助于创造真正的长期财富。大西洋两岸最基本的经济促进因素是对可持续经济的支持。

跨大西洋经济体的活力已经超过了全球其他经济体，是我们应该加强投资和开展业务的重点。

（本文由民智国际研究院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