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編譯

The Real Stategic End Game in Decoupling From China

來源 | Diplomat Risk Intelligence

作者 | Valbona Zeneli and Joseph Vann

譯者 | 程安琪

導語：西方世界對於與中國脫鉤的討論不斷增加，跨大西洋經濟是美歐貿易和投資的重要部分，其比重遠超過和中國之間的貿易和投資關係。對於尋求對抗中國的西方民主國家來說，全力以赴發展跨大西洋經濟是它們唯一的選擇。

本文選取自外交官風險情報(Diplomat Risk Intelligence)，作者Valbona Zeneli是喬治·C·馬歇爾歐洲安全研究中心戰略倡議部的主席，Joseph Vann是喬治·C·馬歇爾歐洲安全研究中心的國家安全研究教授。

在新冠肺炎的陰影下，世界各國政府正在重新思考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這一思考需要對“真正的經濟夥伴關係是什麼樣子的”進行一些反思。

在夥伴關係方面，跨大西洋經濟是一個近乎完美的例子。

經過有目的地重新設計，二戰之後的跨大西洋經濟在工業革命的基礎上取得了更大的成功。其產生了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貿易集團，且至今仍然是全球經濟中最具主導性和相互聯繫的力量。

儘管跨大西洋經濟取得了成功，但可以說，跨大西洋共同體忽視了這種夥伴關係的重要性。

長久以來，西方世界的注意力都轉移到了中國，希望借中國（的市場）迅速致富。然而在跨大西洋經濟中，我們並沒有最大限度地增加合作伙伴關係中的投資機會，導致其潛力受到了限制。

在過去的十年裏，中國一直在明確傳達這樣的信息：中國已經重返世界舞臺，並計劃成爲一個強大的參與者。

中國在經濟上不再是一潭死水，而是通過國際經濟秩序繁榮起來。如今，中國作爲一個經濟和軍事強國，正在尋求成爲新的“規則制定者”，以實現其國際抱負。

西方國家邀請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讓中國獲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市場準入（規模），並由此推動了其經濟的發展。

在疫情之下，與中國脫鉤的話題已成爲衆多討論的焦點。有些人可能認爲脫鉤論是在散佈恐慌或炒作，但脫鉤所帶來的挑戰是顯而易見的。

經歷長達數十年的建立，中國供應鏈是成熟的，加之“薄利多銷”的模式，讓中國成爲最受歡迎的全球製造中心，達到了全球近30%的製造業產出。

疫情期間對醫療用品的迫切需求，給西方國家敲響了警鐘，讓人們清醒地認識到西方對中國企業的依賴和脆弱性。

但挑戰有時帶來機遇。當我們在疫情下反思過去，並開始着手設計新冠疫情後的時代時，我們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將西方民主國家的未來提升到一個更高的水平，而實現這一目標的途徑是全力加強跨大西洋經濟。

跨大西洋經濟一枝獨秀

儘管大西洋兩岸的經濟合作並不完美，也不適應不斷髮生的經濟陣痛，但它仍然造就了世界上最大、最成功的貿易集團。以當前價值計算，中國的實際GDP大約僅爲跨大西洋經濟的35%。

美國和歐盟之間的貿易使得包括對華貿易在內的其他所有貿易額都相形見絀。跨大西洋貿易(商品和服務)總計超過1.3萬億美元，這遠遠超過了美國和中國(6360億美元)以及歐盟和中國(7180億美元)之間的貿易往來。

算上商品和服務的進出口，美國與歐盟的雙邊貿易規模相當於美國與中國以及歐盟與中國的貿易活動總和。

與此同時，美國和歐盟與中國有着巨大的貿易逆差，這些赤字(美國爲3070億美元，歐盟爲1460億美元)並不令人滿意。

然而，在跨大西洋貿易方面，我們則看到了可持續增長。1.3萬億美元的貿易量比2000年(5，660億美元)交易量增長了一倍多，比2009年(8，340億美元)增長了50%以上。2019年，歐洲的商品貿易順差爲1780億美元，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爲600億美元。

有關美歐貿易的討論往往被中美之間的戰術性貿易爭端擱置到一旁，這也導致了我們往往忽視掉跨大西洋經濟的總體成功。

總體而言，除了少數受到嚴格監管的行業，如紡織、農業和汽車，美歐之間其他產業貿易關稅平均僅爲3.5%。

然而，過度專注於關稅只會忽視大局。目前，大西洋兩岸正在不斷進行互利的談判，旨在改善跨大西洋監管進程，以進一步增加貿易和投資。

鑑於跨大西洋經濟的規模，即使是很小的成功也會給雙方帶來積極的好處。而歸根結底，監管協調和遵循秩序規則就是貿易遊戲的原則。

此外，跨大西洋夥伴關係更側重於服務領域，這一部門的貿易增長了近三倍，從2000年的1170億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4870億美元。

服務業是全球貿易中增長最快的部分，根據世貿組織預測，到2040年，服務業可能佔世界貿易的三分之一，這在短短二十年內增長了50%。

不僅關乎貿易，也關乎投資

相互投資是跨大西洋經濟的支柱，但這一點常常被衆人忽視。

美國和歐盟的相互投資爲6.2萬億美元，是對方外國直接投資的主要來源和目的地，直接僱用了1600多萬工人。

雙方在北大西洋地區的投資意義重大，對美國和歐洲的就業和繁榮來說至關重要。

與此同時，美國和歐洲合計佔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的58%和流出存量的63%，而中國佔外國直接投資流入存量的5%和流出存量的6.2%。

客觀地看，美國在歐洲的投資約佔美國全球對外投資總額的60%。美國在歐洲的投資是美國在亞太地區投資的4倍，是美國在中國投資的31倍。

作爲深度經濟一體化的象徵，美國在歐洲的投資增長速度遠遠快於貿易水平，自2000年以來增長了5倍。

即使在2008-2009年經濟危機之後，這一趨勢仍在繼續，成爲大西洋兩岸經濟復甦的驅動因素之一。（有數據表明）自2009年以來，美國對歐投資翻了一番，2019年達到3.6萬億美元。

歐洲投資佔美國外國投資總額的68%，而來自亞太地區的投資只佔美國總投資的16%。中國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只佔總存量的0.9%，僅德國在美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就比中國的投資大8倍以上。

當我們研究中國在歐洲的投資時發現，儘管它們只佔歐盟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不到3%，但顯然，這些投資都集中在歐盟核心國家的戰略投資和外圍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上，其目標也是塑造歐洲經濟格局和政治。

中國有一個結構良好和多樣化的對歐戰略，各種項目最終旨在通過在該地區建立經濟和外交聯繫來支持北京的“一帶一路”倡議。以東歐和東南歐國家爲重點的“17+1”平臺，就是這一戰略的最明顯例子。

作爲這些經濟和安全發展的結果，歐盟正尋求與作爲“經濟競爭者”的中國確立正確的平衡關係。

另一方面，中國正在追求技術上的主導地位，積極推動新型治理模式。

在大國競爭的背景下，中國也對歐洲打出多邊主義的牌——不是出於對意識形態價值的任何堅持，而是爲了阻止歐盟和美國針對中國而全面振興跨大西洋經濟。顯然，中國打算利用國家權力的所有要素來實現其目標。

顯而易見的是，在大西洋兩岸的經濟中，以法治爲基礎的價值觀纔有助於創造真正的長期財富。大西洋兩岸最基本的經濟促進因素是對可持續經濟的支持。

跨大西洋經濟體的活力已經超過了全球其他經濟體，是我們應該加強投資和開展業務的重點。

（本文由民智國際研究院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