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書房是官宦人家讀書學習的地方，但在滿洲女真入關前，一直把書房當成文臣在宮內值班、工作的專用語。

康熙皇帝一直沿用原有稱呼，在宮廷內設置了兩間書房，南書房與上書房。

南書房供清朝入值值內廷的翰林官們以詩詞書畫等來薰陶皇帝，而上書房則是清朝皇子跟隨老師讀書學習的地方。

南書房最初只是康熙皇帝本人的書房。

康熙皇帝早在康熙九年（1670年）開設日講和經筵，每天都與漢人翰林們來往。但這種來往僅限於課堂之上，康熙皇帝感覺遠不能滿足自己對知識的渴求。

康熙十六年（1677年），文臣開始在南書房供職。它對於康熙皇帝讀史論經，接受漢人文化傳統的薰陶，起到過比較重要的作用。

同年，康熙皇帝認爲自己喜歡看書寫字，但是近侍們要不是目不識丁的太監，要不就是八旗子弟，博學善文之人基本沒有，以至於和自己講論時完全不能應付。所以想在翰林內選擇二人專門侍奉左右，探究經義史論。

當時選擇的兩人，一人是翰林院侍讀學士、宮廷起居注官張英，另外一人是浙江貧窮書生高士奇，然後由清朝內務府在紫禁城西安門給他們兩找了空房做平時的住宅，每天跟隨內侍進入宮廷中的南書房輪值。

此後，康熙皇帝還不斷地在南書房增設文臣。南書房儼然成爲康熙皇帝的個人生活活動場所，談經論道，品茶下棋都在這裏進行。

南書房從來不是一個正式成立的行政機構，所有的經費和人員比如筆墨紙硯，比如太監執勤等等都是由內務府包辦。入值官員每天準時到南書房上班，然後準時下班離宮回家。在南書房供職的那些文臣們也不另外設置職務與官銜，仍然是原來的職務與官銜。

張英入值南書房前是翰林院學士，入值後仍然是侍講學士支正四品俸張英。但是如果入值人員不是翰林出身的，入值之後便要看康熙皇帝的意思賜給職務與官銜。

布衣出身的窮秀才高士奇入值南書房後被康熙皇帝賜予中書舍人的官銜，也就是內閣撰文中書舍人支正六品俸高士奇。

後來一般都稱他們爲南書房行走。

進南書房也沒有什麼嚴格標準，比如一些大臣雖然不是南書房的正式官員，但也因爲與康熙皇帝關係密切而出入南書房。

在南書房供職的那些官員們經常要談經論史，吟詩作文，甚至討論國家大事，自然少不了文房四寶。

高士奇曾經說道：“餘自康熙丁巳叨塵侍從，日值大內南書房，寒暑無間，將十有三年。日惟探討載籍，與筆硯爲伍。”

南書房剛剛成立的時候，康熙皇帝對詩文特別感興趣，命令張英、高士奇二人與自己吟詩作詩，還經常召集其他翰林飽學學士進南書房一起吟詩作詩品詩。

在作詩作文上，康熙皇帝頗有自知之明，他自知不如張英、高士奇等文人，一直都虛心學習，因爲，康熙皇帝一直把態度放得很低，所以他同這些文人詞臣們的關係還算比較平等。

康熙十七年（1678年），康熙皇帝讓張英、高士奇、陳廷敬、王士禛、葉方靄等人到南書房讀閱自己作的詩集，並且要求他們對自己的詩集中的不足加以指出，《起居注檔》記載“明言之，毋隱。”

當時要刊印御製詩集文集或者什麼書籍，編纂校對的任務一般都就落到南書房官員們的身上。比如每到了過年的時候，康熙皇帝喜歡自己寫字賜給大臣們，內容一般是福壽、嘉祉，松壽等等比較喜慶字語，後來康熙皇帝逐漸年邁，很多字句也開始由南書房官員代筆。

就在張英、高士奇正式輪值南書房的不久之後，康熙皇帝特意下了一道諭旨，明確指出張英、高士奇等南書房行走不能干預外政。張英、陳廷敬、王士禛等人在成爲南書房官員之前都擔任過起居注官，但是成爲南書房官員後，就再也不能擔任起居注官。

而真正與康熙皇帝討論國家方針政策，草擬諭旨的都是內閣大學士、學士、議政王大臣等一類官員，而不是南書房行走。

《起居注檔》上幾乎每天都有“上御乾清門聽部院官員面奏政事畢，部院官員出，內閣大學士、學士捧折本面奏請旨”的記載。

有時候康熙皇帝患病，無法聽政，但是也不會召集宮廷內的南書房官員商議國家大事，而是召宣內閣大學士、學士到懋勤殿商議。

由此可以看出，康熙皇帝從來沒有與南書房官員討論過國政，制定過國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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