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袭到科举，古代是怎么选拔“公务员”的？

每到年末，各级公务员考试都会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如今，“以考试选拔”似乎成为人们公认的常识。不过，事实上，以“公开统一考试”形式为选拔公务员的主要途径的国家并不多，而中国形成考试选拔传统的过程也是屡经波折。

一、荐举制度，让平民得以突破血统世袭的限制

自周到清，人才选拔方式经历了世袭、自举、荐举、科举等多种变化。从西周直到春秋早期，官员基本都是世袭，贵族不仅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世代为官，而类似于史官、天文官、乐官等专业技术性较强的官职，可能会直接被某个家族所垄断。

战国时期，传统贵族势力逐渐衰弱，“士”大量兴起，世袭制度衰弱，而荐举、自举成为主流。想要入仕的士人主动向显赫的官僚“毛遂自荐”，而官僚推荐这名士人成为新的官僚、同时也成为其“举主”。按照当时的习俗，被举荐者犯法，举主会受到责备甚至被连坐，而举主有难，被举荐者有义务帮助举主。于是，举主与被举荐者形成了紧密的利益联合，旧的官僚与新的官僚就这么达成了政治联合。

著名的秦相范睢本来是魏国大夫的门客，为人所辱，于是被魏人郑安平推荐给秦国使臣王稽，又被王稽推荐给秦昭襄王，被秦王所赏识，于是被拜为客卿。而范睢成为了秦相后，也没有忘记自己的举主，反过来举荐王稽成为河东郡守、郑安平成为将军。后来，郑安平兵败投降、王稽勾结诸侯被杀，范睢按律法应当以同样的罪名被连坐。即使秦王并没有下令惩处，范睢仍旧感到极其不安，恰好燕人蔡泽以自举的方式得到了范睢的赏识，于是范睢趁机将蔡泽举荐给秦王，担任相国，而蔡泽则帮助范睢功成身退、回封地安享晚年。

范睢说秦王

西汉初定时，功勋集团势力庞大，虽然春秋时代的贵族已经消亡，但官员世袭制度仍旧是主流，当时的大臣们可以推荐自己的子侄成为郎官，步入仕途；而平民子弟想要做官，硬

标准就是“家产丰厚”，称为“赀选”，只有财富数量达到了“赀选”的标准，才有走上仕途的资格，譬如著名的文豪司马相如就是赀选出身。

汉武帝时期，中央势力加强，功勋集团力量衰弱，急需人才的汉武帝多次下诏“举贤良”，要求各级官员、尤其是地方官员推荐平民人才，被荐人在官府实习、考核通过后即可为官，“察举制”开始形成。以孝、廉为主要选拔标准的“察举制度”，使得平民小吏开始有资格与功勋贵族分庭抗礼，开辟了之后两千年中国文官政府为主流的历史，也奠定了儒家“独尊”的地位。

汉武帝像

二、选拔平民人才的察举制度，最终沦为结党营私的工具

但是，察举制度并没有能够阻止地方世家豪族的崛起，尤其是中央政府权力不足、无力处罚“察人不明”的官员时，官员不需要担忧自己所举荐的“人才”通不过考核、自己遭到惩罚，“察举制度”也就反而成了豪门之间相互连结、互相扶持的工具，也让野心勃勃的地方豪族拥有了获得中央政府保护伞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察举”很快成了权力交换，以至于东汉桓灵时“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人才选拔制度腐败至此，那么“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也就是必然了。

魏晋时，已经彻底失去作用的察举制度，被直指本质的“九品中正制”所取代，从制度意义上明确了“以门第取人”的标准。

相比起“世卿世禄”的贵族世袭，九品中正制血统论的色彩被大大淡化，寒门子弟经过数代努力、仍旧有成为豪门的机会；但比起后来的科举，个人的出身条件仍旧是天然的天花板。

南北朝奢靡之风盛行，时人提出“以茶养廉”

在漫长的南北朝时期，士族高门依旧占据着庞大的社会财富、拥有极高的地位，但战乱时代，能带兵打仗、最终登基为皇帝的，却多半是贫寒庶族。出身庶族的皇帝一方面在官员选拔上极力倾向于高门贵族，给予他们清闲又显赫的官职，一方面却又任命庶族人才管理机要事物，虽位卑而权重。有才能的寒门子弟再次崭露头角，而将自举者进行标准化制度化的考核，也就形成了科举。

隋朝统一后，中央政府开始收回地方权力，官员的任免权回到了中央的手上，但南北朝时期形成的浮华文风却一时间难以扭转。武人贵戚不适应治国，高门子弟不能处理实际问题，隋文帝、隋炀帝虽然屡次要求地方官员选才推荐，但得人寥寥。即使建立科举制度，通过科举者往往辞藻华丽而已，言之无物，科举几乎形同虚设。

唐朝虽然重新确立了科举制度，科举仍旧只是人才选拔中不大重要的一部分，贵戚子弟在仕途中依旧占有巨大优势。科举制度对唐朝最大的影响，是“以才学为选拔标准”的概念深入人心，甚至连以贵戚门荫入仕，也要经过考试。“才学重于血统”的观念，使得优秀的贵戚子弟更倾向于科举入仕，并以此为荣。著名的政治家狄仁杰虽豪门出身，却是以明经考试入仕，被时人所称赞。

科举之兴盛，始于唐朝

不过，唐朝科举考试的科举考试，能否中第不仅取决于考试成绩，更决定于能否被高官名士推荐，于是豪门政治仍旧占据主要地位。可以说，唐朝的科举，是“科举”与“荐举”的结合。

三、建立科举、以文驭武，不免亡国之危

五代乱世中，豪门世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宋朝初立，反思晚唐藩镇割据、五代之乱，大兴科举、完善科举考试制度，确定了“糊名制度”，科举成为官员入仕的最主要的途径。

荐举几乎消亡、恩荫没有实权、科举制度极度兴盛，这些都极大地抑制了地方豪族和政治豪门的诞生，使得宋朝皇帝虽然“与士大夫共天下”，却不会被勋贵集团和政治豪门所阻碍，看到入仕希望的平民子弟天然地拥护皇权，皇帝的权威反而得到了保证。而“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诱惑，也让寒门文人紧密团结在皇帝周围。

宋朝虽然文学昌盛，却免不了被元所灭。元朝大部分时候没有科举，认为科举考试荒诞不经、毫无意义。在当时，高级官僚由蒙古贵族所垄断，底层官僚则是选拔吏员为主。元朝统治者认为贵族能够与国家共患难、胥吏出身者能够处理国家事务，科举考试中选拔的“文学之士”则徒有文名、钻营苟且、并无大用。

宋朝市井之繁荣，冠绝历代

事实上，胥吏为官和贵族垄断并行的制度方式，在两汉已经存在。以贵族充任高官，会导致贵族势力庞大、争权夺利，中央动荡不堪、皇位交接无序。以胥吏管理实务，没有接受良好道德教育与培训的基层吏员又惯于贿赂、贪赃枉法。于是元朝腐败横行，民众怨声载道，很快就在农民起义中崩溃了。

明朝建立后，又吸取了宋、元两朝的教训，一方面重新大兴科举、以科举选士，一方面又反复强调选才标准“德在才前”，希冀以此避免元朝的贪腐问题，同时还极其警惕科举考试浮华之风的出现，下令以八股文取士，避免有人“文采斐然”。

可惜的是，“德在才前”很快就变成了“只重德行”，明朝选拔的官僚再次掉入了不通实务的陷阱。

明朝的科举考试如此重要，以至于科举考试很快成了各方政治势力争夺利益的舞台。明朝初年，就发生了“南北榜”的事件，在某一次科举考试中，被录取的考生全部来自南方。于是朱元璋下令重新录取，这一次被录取者全部是北方士子，也被称为“北榜”。

明朝南北榜分设，在当时的时代有其必要性。当时南方战乱较少、经济实力较强、文化保存较好，而北方自晚唐石敬瑭出卖燕云开始，历经辽、金和元的区别对待，到明朝时已有五百年，认同感很弱，而蒙元还在北方草原虎视眈眈，因此南方出身的朱元璋急需得到北方士人的支持，于是出现了“南北榜案”。除了南北分榜，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也能得到分榜另设加以扶持的待遇，这都是鼓励当地认同主流儒家文化、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的举措。

明朝话本多有赶考书生的故事，谓之“科举文化”也不为过

同时，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朝也从很早就明确了科举考试作为政治抱团的工具的功能，选拔人才的作用被相对淡化。所以，明朝科举舞弊之风盛行，不仅仅是因为其是读书人入仕的唯一渠道，更是因为公平不再是科举的唯一属性。基层科考官常有假公济私之举，而高官权臣则不加掩饰的影响科举。名臣张居正权势正盛之时，其子才华平平仍能排名前列，得罪过他的汤显祖则是直到他去世后才得以中第；权宦王瑾、大臣焦芳则“造福老家”，要求考官将名额分配给其家乡陕西、河南。如此视权力为私有，也难怪上行下效、舞弊成风了。

四、求新求变的思潮下，科举与封建制度一同走向末路

到了清朝时，清朝统治者面对与元朝一样的难题，那就是想要以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就不得不在官员选拔、任命上极大地偏向满族权贵；同时，清朝也吸取了元朝的教训，大兴科举，不鼓励满蒙贵族参加科考，给予平民入仕的机会；而考虑到明朝末年结党成风，清朝又打压私学学院、明令禁止考生结社，意图阻止科考考生形成政治联盟、提出政治诉求。

清朝虽然没有同年、同乡所诞生的利益圈子，却无力阻止地方科举家族的形成与壮大。由于科考录取人数减少、录取难度加大，几乎只有从小拥有良好教育资源的人才可能踏入仕途，于是地方上形成了一个个科举家族，通过从小严格教育，确保历代中举为官、保障家族利益。而只通过了地方考试、没能通过“国家统一考试”的生员，仍有着诸多特权，也确保了科举家族历代不衰。

清朝末年，在内外交困之下，改革变法的呼吁层出不穷，其中“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的呼声最为高涨。在这个背景下，清廷认为科举制度阻碍了新式学堂的建立，轻率地废除了科举制度。在当时，这一举动受到极大的赞誉，泰晤士报称赞“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果然，此文发表五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覆灭，中国的封建制度就此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