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襲到科舉，古代是怎麼選拔“公務員”的？

每到年末，各級公務員考試都會成爲人們關注的焦點。如今，“以考試選拔”似乎成爲人們公認的常識。不過，事實上，以“公開統一考試”形式爲選拔公務員的主要途徑的國家並不多，而中國形成考試選拔傳統的過程也是屢經波折。

一、薦舉制度，讓平民得以突破血統世襲的限制

自周到清，人才選拔方式經歷了世襲、自舉、薦舉、科舉等多種變化。從西周直到春秋早期，官員基本都是世襲，貴族不僅通過“世卿世祿”制度世代爲官，而類似於史官、天文官、樂官等專業技術性較強的官職，可能會直接被某個家族所壟斷。

戰國時期，傳統貴族勢力逐漸衰弱，“士”大量興起，世襲制度衰弱，而薦舉、自舉成爲主流。想要入仕的士人主動向顯赫的官僚“毛遂自薦”，而官僚推薦這名士人成爲新的官僚、同時也成爲其“舉主”。按照當時的習俗，被舉薦者犯法，舉主會受到責備甚至被連坐，而舉主有難，被舉薦者有義務幫助舉主。於是，舉主與被舉薦者形成了緊密的利益聯合，舊的官僚與新的官僚就這麼達成了政治聯合。

著名的秦相範睢本來是魏國大夫的門客，爲人所辱，於是被魏人鄭安平推薦給秦國使臣王稽，又被王稽推薦給秦昭襄王，被秦王所賞識，於是被拜爲客卿。而範睢成爲了秦相後，也沒有忘記自己的舉主，反過來舉薦王稽成爲河東郡守、鄭安平成爲將軍。後來，鄭安平兵敗投降、王稽勾結諸侯被殺，範睢按律法應當以同樣的罪名被連坐。即使秦王並沒有下令懲處，範睢仍舊感到極其不安，恰好燕人蔡澤以自舉的方式得到了範睢的賞識，於是範睢趁機將蔡澤舉薦給秦王，擔任相國，而蔡澤則幫助範睢功成身退、回封地安享晚年。

範睢說秦王

西漢初定時，功勳集團勢力龐大，雖然春秋時代的貴族已經消亡，但官員世襲制度仍舊是主流，當時的大臣們可以推薦自己的子侄成爲郎官，步入仕途；而平民子弟想要做官，硬

標準就是“家產豐厚”，稱爲“貲選”，只有財富數量達到了“貲選”的標準，纔有走上仕途的資格，譬如著名的文豪司馬相如就是貲選出身。

漢武帝時期，中央勢力加強，功勳集團力量衰弱，急需人才的漢武帝多次下詔“舉賢良”，要求各級官員、尤其是地方官員推薦平民人才，被薦人在官府實習、考覈通過後即可爲官，“察舉制”開始形成。以孝、廉爲主要選拔標準的“察舉制度”，使得平民小吏開始有資格與功勳貴族分庭抗禮，開闢了之後兩千年中國文官政府爲主流的歷史，也奠定了儒家“獨尊”的地位。

漢武帝像

二、選拔平民人才的察舉制度，最終淪爲結黨營私的工具

但是，察舉制度並沒有能夠阻止地方世家豪族的崛起，尤其是中央政府權力不足、無力處罰“察人不明”的官員時，官員不需要擔憂自己所舉薦的“人才”通不過考覈、自己遭到懲罰，“察舉制度”也就反而成了豪門之間相互連結、互相扶持的工具，也讓野心勃勃的地方豪族擁有了獲得中央政府保護傘的機會。在這樣的情況下，“察舉”很快成了權力交換，以至於東漢桓靈時“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人才選拔制度腐敗至此，那麼“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也就是必然了。

魏晉時，已經徹底失去作用的察舉制度，被直指本質的“九品中正制”所取代，從制度意義上明確了“以門第取人”的標準。

相比起“世卿世祿”的貴族世襲，九品中正制血統論的色彩被大大淡化，寒門子弟經過數代努力、仍舊有成爲豪門的機會；但比起後來的科舉，個人的出身條件仍舊是天然的天花板。

南北朝奢靡之風盛行，時人提出“以茶養廉”

在漫長的南北朝時期，士族高門依舊佔據着龐大的社會財富、擁有極高的地位，但戰亂時代，能帶兵打仗、最終登基爲皇帝的，卻多半是貧寒庶族。出身庶族的皇帝一方面在官員選拔上極力傾向於高門貴族，給予他們清閒又顯赫的官職，一方面卻又任命庶族人才管理機要事物，雖位卑而權重。有才能的寒門子弟再次嶄露頭角，而將自舉者進行標準化制度化的考覈，也就形成了科舉。

隋朝統一後，中央政府開始收回地方權力，官員的任免權回到了中央的手上，但南北朝時期形成的浮華文風卻一時間難以扭轉。武人貴戚不適應治國，高門子弟不能處理實際問題，隋文帝、隋煬帝雖然屢次要求地方官員選才推薦，但得人寥寥。即使建立科舉制度，通過科舉者往往辭藻華麗而已，言之無物，科舉幾乎形同虛設。

唐朝雖然重新確立了科舉制度，科舉仍舊只是人才選拔中不大重要的一部分，貴戚子弟在仕途中依舊佔有巨大優勢。科舉制度對唐朝最大的影響，是“以才學爲選拔標準”的概念深入人心，甚至連以貴戚門蔭入仕，也要經過考試。“才學重於血統”的觀念，使得優秀的貴戚子弟更傾向於科舉入仕，並以此爲榮。著名的政治家狄仁傑雖豪門出身，卻是以明經考試入仕，被時人所稱讚。

科舉之興盛，始於唐朝

不過，唐朝科舉考試的科舉考試，能否中第不僅取決於考試成績，更決定於能否被高官名士推薦，於是豪門政治仍舊佔據主要地位。可以說，唐朝的科舉，是“科舉”與“薦舉”的結合。

三、建立科舉、以文馭武，不免亡國之危

五代亂世中，豪門世家遭到了毀滅性的打擊。宋朝初立，反思晚唐藩鎮割據、五代之亂，大興科舉、完善科舉考試製度，確定了“糊名制度”，科舉成爲官員入仕的最主要的途徑。

薦舉幾乎消亡、恩蔭沒有實權、科舉制度極度興盛，這些都極大地抑制了地方豪族和政治豪門的誕生，使得宋朝皇帝雖然“與士大夫共天下”，卻不會被勳貴集團和政治豪門所阻礙，看到入仕希望的平民子弟天然地擁護皇權，皇帝的權威反而得到了保證。而“朝爲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誘惑，也讓寒門文人緊密團結在皇帝周圍。

宋朝雖然文學昌盛，卻免不了被元所滅。元朝大部分時候沒有科舉，認爲科舉考試荒誕不經、毫無意義。在當時，高級官僚由蒙古貴族所壟斷，底層官僚則是選拔吏員爲主。元朝統治者認爲貴族能夠與國家共患難、胥吏出身者能夠處理國家事務，科舉考試中選拔的“文學之士”則徒有文名、鑽營苟且、並無大用。

宋朝市井之繁榮，冠絕歷代

事實上，胥吏爲官和貴族壟斷並行的制度方式，在兩漢已經存在。以貴族充任高官，會導致貴族勢力龐大、爭權奪利，中央動盪不堪、皇位交接無序。以胥吏管理實務，沒有接受良好道德教育與培訓的基層吏員又慣於賄賂、貪贓枉法。於是元朝腐敗橫行，民衆怨聲載道，很快就在農民起義中崩潰了。

明朝建立後，又吸取了宋、元兩朝的教訓，一方面重新大興科舉、以科舉選士，一方面又反覆強調選才標準“德在才前”，希冀以此避免元朝的貪腐問題，同時還極其警惕科舉考試浮華之風的出現，下令以八股文取士，避免有人“文采斐然”。

可惜的是，“德在才前”很快就變成了“只重德行”，明朝選拔的官僚再次掉入了不通實務的陷阱。

明朝的科舉考試如此重要，以至於科舉考試很快成了各方政治勢力爭奪利益的舞臺。明朝初年，就發生了“南北榜”的事件，在某一次科舉考試中，被錄取的考生全部來自南方。於是朱元璋下令重新錄取，這一次被錄取者全部是北方士子，也被稱爲“北榜”。

明朝南北榜分設，在當時的時代有其必要性。當時南方戰亂較少、經濟實力較強、文化保存較好，而北方自晚唐石敬瑭出賣燕雲開始，歷經遼、金和元的區別對待，到明朝時已有五百年，認同感很弱，而蒙元還在北方草原虎視眈眈，因此南方出身的朱元璋急需得到北方士人的支持，於是出現了“南北榜案”。除了南北分榜，西南等少數民族地區也能得到分榜另設加以扶持的待遇，這都是鼓勵當地認同主流儒家文化、積極參與國家政治的舉措。

明朝話本多有趕考書生的故事，謂之“科舉文化”也不爲過

同時，從這個角度來說，明朝也從很早就明確了科舉考試作爲政治抱團的工具的功能，選拔人才的作用被相對淡化。所以，明朝科舉舞弊之風盛行，不僅僅是因爲其是讀書人入仕的唯一渠道，更是因爲公平不再是科舉的唯一屬性。基層科考官常有假公濟私之舉，而高官權臣則不加掩飾的影響科舉。名臣張居正權勢正盛之時，其子才華平平仍能排名前列，得罪過他的湯顯祖則是直到他去世後才得以中第；權宦王瑾、大臣焦芳則“造福老家”，要求考官將名額分配給其家鄉陝西、河南。如此視權力爲私有，也難怪上行下效、舞弊成風了。

四、求新求變的思潮下，科舉與封建制度一同走向末路

到了清朝時，清朝統治者面對與元朝一樣的難題，那就是想要以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就不得不在官員選拔、任命上極大地偏向滿族權貴；同時，清朝也吸取了元朝的教訓，大興科舉，不鼓勵滿蒙貴族參加科考，給予平民入仕的機會；而考慮到明朝末年結黨成風，清朝又打壓私學學院、明令禁止考生結社，意圖阻止科考考生形成政治聯盟、提出政治訴求。

清朝雖然沒有同年、同鄉所誕生的利益圈子，卻無力阻止地方科舉家族的形成與壯大。由於科考錄取人數減少、錄取難度加大，幾乎只有從小擁有良好教育資源的人才可能踏入仕途，於是地方上形成了一個個科舉家族，通過從小嚴格教育，確保歷代中舉爲官、保障家族利益。而只通過了地方考試、沒能通過“國家統一考試”的生員，仍有着諸多特權，也確保了科舉家族歷代不衰。

清朝末年，在內外交困之下，改革變法的呼籲層出不窮，其中“改革科舉、興辦新學”的呼聲最爲高漲。在這個背景下，清廷認爲科舉制度阻礙了新式學堂的建立，輕率地廢除了科舉制度。在當時，這一舉動受到極大的讚譽，泰晤士報稱讚“今天的北京已經不是幾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麼久的科舉制度，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麼激烈的變革。”果然，此文發表五年後，辛亥革命爆發，清政府覆滅，中國的封建制度就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