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提議凍結核武庫，美俄軍控條約續約有希望了？

（原標題：核觀察｜美提議凍結核武庫，美俄戰略軍控條約續約有希望了？）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美俄兩國就凍結各自核彈頭庫存達成原則上的同意，美國還希望對核彈頭的數量設定上限。但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里亞布科夫14日回應稱，俄方無法接受美國關於凍結核武庫的立場。美國提出對核彈頭數量設定上限有何目的？此舉對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的未來命運帶來什麼影響？

美國洲際導彈配備了的核彈頭。

冷戰時期即有設上限式的核軍控

這種自願凍結核武庫規模，設定上限的行爲並不陌生，美蘇冷戰時期就出現過這類舉動。美蘇兩國進行的第一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SALT-Ⅰ）就帶有限制各自戰略武器上限的內容。例如，洲際彈道導彈，美國現有（SALT-Ⅰ談判達成時）1054枚，限制在1054枚，蘇聯現有1398枚，限制在1618枚。潛射彈道導彈，美國現有600枚，限制在710枚的上限，而蘇聯現有950枚，上限也是950枚，戰略導彈核潛艇，美國現有37艘，上限限制在了44艘，蘇聯則擁有63艘，反而要削減1艘，限制在62艘。戰略轟炸機美蘇兩國未做出限制。同時美蘇兩國這一階段談判還就戰略防禦性武器進行了限制和約束，SALT-Ⅰ談判期間簽署的《反導條約》爲美蘇之間維持戰略穩定做出了一定積極貢獻。

但是，SALT-Ⅰ並不是一個積極意義上的裁軍協定，美蘇兩國以限制對方軍備擴張爲目標，重點在於控制和限制。就美國而言，SALT-Ⅰ的達成爲美國騰出時間和精力提升戰略威懾能力的質量水平提供了空間，例如美國現有的“三叉戟”導彈、B-1型轟炸機，其研發時間都在美蘇達成SALT-Ⅰ之後的緩和期內。就蘇聯而言，上世紀六十年代末期的蘇聯核武器在數量上和美國達到了基本對等，利用SALT-Ⅰ的緩和期也能夠爲蘇聯提升核武器質量，爲未來和美國對抗積累資本。

俄羅斯“亞爾斯”公路機動洲際導彈。

1977年至1979年三年間，美蘇繼續進行了第二階段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談判（SALT-Ⅱ），SALT-Ⅱ的主要目的是落實之前SALT-Ⅰ談判達成的臨時協定和相關臨時性的約束，形成真正的限制戰略武器條約，談判結果是美蘇簽署了《美蘇限制進攻性戰略武器條約》。從名稱可以看出，美蘇兩國這一階段達成的軍控協議，依然是限制爲主，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裁軍和削減

例如按照條約的內容，美蘇兩國在談判達成時，美國擁有的戰略投射武器，包括陸基洲際彈道導彈、海基潛射彈道導彈、戰略轟炸機共2142件、蘇聯擁有2318件，美蘇兩國統一限制至2250件。多彈頭技術的出現是美蘇兩國在那一時期技術層面關注的重點。美蘇兩國陸基多彈頭導彈和海基多彈頭導彈也進行了限制，美國在談判達成時擁有1046枚可搭載多彈頭的陸基和海基潛射導彈，蘇聯擁有588枚可搭載多彈頭的陸基和海基潛射導彈，按照條約兩國統一限制至1200枚上限。美蘇兩國的技術能力、包括核武器的數量，在SALT-Ⅱ談判前和談判期間達到了冷戰的一個峯值，兩國意識到對戰略進攻武器的限制，但是這種限制是對上限進行設置。具體表現在SALT-Ⅰ和SALT-Ⅱ都設置了對對方某一類戰略進攻武器的數量上限，例如多彈頭導彈，SALT-Ⅱ設定的上限給了蘇聯繼續發展增加多彈頭導彈的空間。

俄羅斯近年來加快了核武器現代化建設，圖爲俄新研製的“薩爾馬特”液體洲際導彈。

美國設想設置核上限有何考量

美蘇兩國在冷戰時期進行SALT-Ⅰ和SALT-Ⅱ談判有着一定的歷史原因，例如美國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陷入了越南戰爭的泥潭，國內經濟受到一定拖累。蘇聯爲了與美國進行冷戰對抗而忽視了民生經濟，民生經濟問題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顯現出來，1971年，蘇共二十四大上制定的蘇聯經濟第九個五年計劃目標沒有完成，民生消費品生產效率低下。美蘇兩國的國內經濟形勢不甚樂觀，兩國需要減少軍備競賽對經濟帶來的消極影響。此外，兩國的戰略武器技術水平不斷突破，兩國都有限制對手發展的戰略意圖，但是兩國實力旗鼓相當，短時間難以達成雙方都能接受的削減協議。因此，在削減軍備舉動難以短時間達成且前景不明的情況下，設定上限，自願凍結的舉動既能實現對對方的某種程度的限制、又給自身留下了可供發展和運籌軍備的空間，限制核軍備成爲了美蘇冷戰前中期核軍備控制行爲的主要表現。

SALT-Ⅰ和SALT-Ⅱ並沒有對削減軍備起到幫助，只是一定程度上給美蘇兩國戰略軍備競賽踩了“剎車”，美蘇兩國的對抗依然驅使着各自擴充戰略軍備能力。直到八十年代中後期，美蘇兩國的核軍控纔開始向真正的削減轉型。

現在美俄就凍結核彈頭數量進行討論，美國提出設定核彈頭上限，實際與冷戰時期美蘇的考慮有着相似之處。一方面，美俄兩國近年來都在戰略武器發展方面加大了投入，俄羅斯一系列型號的新型戰略武器投入使用，美國也在提升核武庫的現代化水平，實施核擴軍。美國不斷退約毀約的舉動也破壞了美俄之間的戰略穩定關係，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前景堪憂，在美俄戰略競爭加劇、核軍控前景不明的情況下，既然就未來進一步削減難以達成有效地共識，那麼嘗試凍結、設上限不失爲一種構建起碼的互信、緩解美俄戰略競爭緊張局面的舉動。

美國B-61核炸彈。

此外，美國大選臨近，特朗普政府如果此時拋出限制凍結核武器數量的觀點，不排除是一種緩解其過去四年來過於激進的單邊主義安全政策的考慮，改善特朗普軍控破壞者的形象。現在距離美國大選不到一個月，如果特朗普贏得大選連任，美國所設想的美俄之間的核武器數量上限，實際上爲美國未來的核武庫更新換代、調整不同核武器的數量提供了靈活的空間。這與冷戰前中期美蘇雖然進行核軍控，但核武器數量反而越控越多，核武器裝備越控越先進頗爲相似，美國意圖的設上限，這一腳美俄核軍備競賽的“剎車”等於變相爲美國的核擴軍提供了發展空間。

隨着大選的臨近，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的各項政策思路逐漸清晰，特朗普和拜登對軍控態度迥異。特朗普一如既往強調“退約退羣”核擴軍，而拜登表示如果當選會延長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且重新考慮在完全合規的情況下重回伊核協議，收縮特朗普政府實施的例如發展新型核彈頭、新型核載具等核擴軍計劃，並審慎的考慮核武器的作用。無論美國大選最後鹿死誰手，無論是特朗普繼續攪局還是拜登彌補破局，過去四年特朗普政府破壞國際社會安全和大國間穩定關係的消極影響難以短時間消弭。

（作者系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博士後，研究軍備控制與國家安全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