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古典思想，一個封建王朝，強大的時候開疆拓土，衰落的時候疆域逐漸萎縮。

漢唐如此，明朝亦如此，清朝也不免如此，但是清朝疆域的萎縮程度遠不如中國其他封建王朝。

這是因爲清朝是唯一一個連接古典王朝和近代國家的王朝。

1840年，英國發動鴉片戰爭，中國正式進入近代社會。

因爲西方列強的入侵，清朝統治者的無能與軟弱暴露在全天下國民的眼中。

外族入侵，朝廷卻毫無作爲，這導致清朝的合法性儘管有傳統的天命論的庇佑，到了19世紀晚期，也因爲不平等條約所隱含的屈辱感而變成大問題。

又因爲中國樸素的民族情感和西方已經理論化的民族主義相結合，中國的民族主義開始在孕育並進行反抗運動，喊出了驅逐滿洲人的口號。

因此，在中國人眼中，縱然西方列強的入侵併不立即意味着清朝主權的喪失，能夠在體制上加以容忍，但對這種喪失主權的遲來的反應卻表現得更加有力。

儘管在條約口岸上，因爲中西方觀念不同，而導致清朝與西方列強的相處還算不錯的話，那麼清朝人很快就意識到這些西方列強在另外一些地區對中國利益的威脅，尤其是在18世紀清朝發動的王朝擴張戰爭中鞏固下來的內陸亞洲邊疆地帶，這一帶上千年以來就一直是威脅清朝國家防務的邊陲地區。

清朝很早就和沙俄打過一仗，並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保證了上百年的和平，但是到了1880年，清朝又差一點和沙俄打了起來，旋即以現代外交手腕在俄國首都進行談判，並於1881年簽署了中俄伊犁條約》（西方稱之爲《聖彼得堡條約》），該約以准許俄國在華貿易特權爲交換條件，收回了伊犁地區與中國準噶爾地區。

左宗棠通過抬棺出征的決心，終於清除了與沙俄相勾結的新疆叛亂分子，平定新疆叛亂，然後在1884年建立新省，稱之爲新疆，最西部一直延伸到伊犁地區。

促使新疆確定爲省份的活動是假漢族官員而不是滿洲官員之手經辦的，這是漢族人對帝國認同感的見證，這種認同感超過了清朝在一個多世紀以前所締造的中國“文化區”範圍。

中國人本來是在壓力之下才被迫採用強加於他們頭上的西方一套關於主權和國際法的概念來提高自己處理對外關係的能力和水平的，但是微妙就微妙在這，這樣一來，事情反倒在很多方面變得有利於中國人了。一方面，西方列強的成功蠶食被中國人當作與歷史上和蠻夷打交道差不多的局面接受下來，從而減少了他們的損失感。

只是在後來，當中國人內聚力的民族主義基礎加強起來時，那種關於中國利益的新觀念才削弱了清朝。另一方面，此種外來的作爲各國相互關係準則的對於主權和國際法的界定確立了中國領土管轄範圍的明確界限，而中國人自己此前對於那些鞭長莫及的疆土一直滿足於模糊不清的分界線。

尤其是，正值清朝已經沒能力維持這個龐大的帝國疆域之際，西方思想觀念下的新的邊界劃分總的來說主要是穩定了清朝的疆域。

最後，在西方入侵開始階段本是一種異己文化產物的國際法，後來就被中國人學會，當作一種爲他們新認識到的目的服務的工具。

雖然直到二次大戰，中國人都沒能清除掉自己領土上的外國租界，但早在1880年中國就能通過談判巧妙地與西方列強周旋，捍衛了自己的領土利益（其他利益依然被西方列強攫取）。

西方思想觀念對主權的中國式定義也導致了西方列強的某些荒唐之舉。

其中之一就是西方人在納貢制度上的落伍觀念，時常令人啼笑皆非。他們以爲納貢制度好似是西方人在國際關係中不久前才發明的新鮮貨，並不知它是在19世紀被國際法和國際外交取代了的舊國際秩序。

直到1970年代，美國國務院公佈的地圖還標出一個包括了半個亞洲的圓圈，假定這就是中國的領土要求範圍。

這個假定是建立在錯誤的觀念之上的，即認爲在過去任何時候曾經向中國朝貢的國家都因爲這個歷史原因而隸屬於今天的中國宗主國，從而就在今天也仍然處在中國領土要求的範圍之內。

其實大多數中國人自己已經從一種文化意義上的“中國”觀念轉變到了由民族主義情結促成的中國主權觀念上來了，他們在這點上倒沒有什麼糊塗之處。

例如說，看到西方列強樂意犯這種傻乎乎的時代錯誤，中國那些開明士紳或官員也就順水推舟，比如沙俄對東北和新疆的入侵，英國對西藏的滲透，西方列強對這些地區的入侵與滲透都小心翼翼的，因爲他們認爲這些地方屬於清朝的領土。

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清廷的確曾經控制着這些地區，然而隨着清朝的衰落，這些地區很多時候並不受到清廷的控制，但是清朝那些瞭解實情的官員都很有默契的不捅破這一點。

所以西方列強蠶食中國邊疆的時候，中國依然能利用國際法將邊疆大部分保留下來，而西方列強出於不瞭解也默認清朝劃下來的邊界。

從長遠的觀點看，古典封建帝制意義上的中國主權的確被西方列強和強加的西方思想觀念所削弱，最終使得中國的朝貢羈縻體系被瓦解，中國很多邊疆疆域被瓜分。

但就其締造了現代的中國民族國家並使之具有團結和內聚力這一點而言，中國主權也正因爲西方列強和西方思想觀念而變得更能適應近代世界，從而將一些不能穩固的邊疆疆域徹底變成中國的領土，這纔有了近代中國龐大的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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