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做两江总督时,有两位读书人前来投奔,分别是浙江陈兰彬,广东刘锡鸿。两人皆是饱学之士,能下笔千言,口才极好,在其家乡小有名气。经过一段时间考察,曾国藩对他们评价说:“刘生满脸不平之气,恐仕途蹉跎,晚景凄凉;陈生稍稳重些,能官至三四品,然无大作为!”

后来,郭嵩焘出使欧洲,他素来看重刘锡鸿,因而奏请为副使,得准参赞。起初,两人初到欧洲关系非常和睦,然而仅过了半年,便开始有了矛盾,愈演愈烈。

刘锡鸿给清廷上书告状说:“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其小妾曾被洋人官员单独接入府中居住数日,如此秽乱不堪之事,实在有辱国体。”

郭嵩焘则上书反击:“刘锡鸿出席某次宴请时,见到一只新式怀表,遂乘机窃为己有。事后被洋人发觉,怒骂中国使臣作贼,幸好臣竭力安抚,说尽好话方才平息此事。从未曾想到此人会如此卑贱,甚悔以前被他蒙蔽,贸然推荐于朝廷。”

清政府看到郭、刘相互告状的信件,莫衷一是。却又担心天朝使臣彼此污蔑,恐贻笑于洋人,便下令将两人召回,由曾纪泽、李凤苞分别继任。

刘锡鸿衔恨回国,认为自己倒霉是缘于郭嵩焘的同年李鸿章在幕后授意。因而列举李鸿章可杀十大罪状,委托同乡御史上奏。李鸿章是何等角色,起家翰林、组建淮军、参与勘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此时正创办海军,是慈禧太后及王公大臣们跟前的红人,岂能让他扳倒。

所以,刘锡鸿告状的奏折如泥牛入海,毫无动静。等了一段时间后,刘锡鸿心情急躁,经常酒醉骂街,几乎将同乡官员得罪光,没人敢于跟他往来。最后,等来的却是革职罢官。流落京城几年后,刘锡鸿的衣物典当一空,身无分文,又借贷无门。于是走投无路,穷困潦倒而死。

与刘锡鸿一同被曾国藩评价的陈兰彬,官至副都御史(中央纪委副手),为官期间有心纠正官场中不良风气,却因志大才疏,拿不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能随大流沉浮其间。后来因事革职,告病归乡。

从刘锡鸿、陈兰彬两人的官场遭遇可见曾国藩识人之能,鉴人之确。曾氏创办湘军时,与幕僚谈及军中将领,说某人可为营官,某人可当大帅;某人福分浅,当死于疆场;某人福厚,当以功名而终。几乎尽皆应验。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蒋益沣,十九岁时去拜见老乡曾国藩,谎称自己是文童,实际上连半部《论语》都没读完。见面后没聊上几句便露出马脚,兼且容貌丑陋,言语浮躁,幕僚们相顾窃笑。蒋益沣走后,曾国藩却正色说:“不要轻视这位后生,将来可坐湘阴县一把交椅。”

幕僚们不以为然,他们觉得蒋益沣既无文才,唯有走军功这条路子方能入仕。但此人性情粗野,举止乖张,实在不像是智勇深沉、长于韬略的大将之才。

结果,十多年后再次证明曾国藩没有看走眼。蒋益沣跟随左宗棠带兵打仗,勇冠诸将,名闻天下,以湘军哨长官至巡抚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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