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牛角尖

“出事了，師傅。”譚松林（週一圍飾）一記電話召回了武漢市江漢傳染病醫院的資深院長張漢清（張嘉益飾），鏡頭隨即切換到醫院辦公室，擲地有聲的“烈性傳染”在彼時情勢不明朗、尚處於初步推斷的階段中，衆人感受到了事態的嚴重性……這是電視劇《在一起》第一個單元《生命的拐點》中的第一場鏡頭。

與該鏡頭呈現的內容相似。新型冠狀病毒爆發初期，人們從對病毒的一知半解，到慌亂、惴惴不安，這中間歷經數天。隨着國防部的一紙令下，和全國上下衆志成城的抗議決心，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才逐漸走向尾聲。《在一起》便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由上海廣播電視臺、耀客傳媒、尚世影業共同出品。

作爲一部“命題作文”，《在一起》從項目成立初期，就暴露在公衆視野下：疫情還沒過去就要拍“疫情”？要怎麼拍？能好看嗎？……種種問題背後，是《在一起》整個創作團隊的一次艱難創作。製片人孫昊，用“兼顧”一詞，總結了這次略顯艱難的創作經歷。

“以往的作品，你只需要全身心的投入到一個故事當中，和導演、和演員、包括製片主管交流即可。但《在一起》它因爲是由10個短片組成，不同的故事、導演、演員不同，風格也不盡相同，如何兼顧創作的初衷和導演、演員等主創團隊的創作意圖，就成爲製片人需要考慮的最大問題。”

相比起傳統影視題材，《在一起》除了是一部抗疫題材外，10個短篇故事、不同導演、不同演員的構成陣容，也是該劇在走向大衆市場和取得優秀成績的重要因素。截至目前，該劇已於國慶檔獲取平均收視破1、豆瓣評分8.7（收官8.8）的“收視與口碑”爆紅成績，山東、天津等地方級衛視正在跟播的“二輪”播出效應，亦在證明着這部劇的成功與優秀。

《在一起》是如何超額完成任務的？創作背後，存在着哪些難點？單元劇與主旋律的結合，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近一個小時的採訪過程中，耀客傳媒副總裁、製片人孫昊，爲大衆一一答疑解惑。

堅持“小正大”，還原“抗疫一線”真實圖景

《在一起》國慶播出期間，真實、共情幾乎成爲了該劇收穫一衆好評的核心因素。

《生命的拐點》中，漸凍症患者張定宇（張嘉益試）佝僂的背景、步履蹣跚的步伐，打動無數觀衆；《擺渡人》中疾走在疫情爆發一線的城市外賣小哥，令人動容……類似的還有《我叫大連》中原本貪生怕死、最後甘當志願者的大連小哥、《武漢人》中疾走在危險邊緣的防疫工作者和觀衆起初並不瞭解的防控人員《搜索24小時》等。

《在一起》正是通過勾勒了無數小人物，和奔走在疫情一線邊緣的羣像百態，鑄成口碑護城河。

記者：武漢疫情爆發那段時間，社交網站上關於“疫情”的真實報告非常多，從創作層面來看，我們取材的標準是什麼？

孫昊：第一，以普通人爲視角，這是我們一開始的一個思路。此前我們也考慮過到底是寫哪些人、哪些故事，後來團隊達成的共識就是以小人物爲出發點。因爲，《在一起》這個題材它講述的是一個和中國人息息相關、前段時間才發生的故事，它必須要和觀衆達成共情。因此，從小人物出發，是我們給他的立下的一個基調。

另一個從戲劇創作角度來說，我們着重考量的是怎麼樣把抗疫一線的情況串在一起。這個是我們在選故事中的一個重要方向。比如《武漢人》這個單元，我們就集合了很多的元素，有社區工作者，有原型中的“藥袋哥”，有實際故事中的婆媳，都是通過這樣的方式，讓每個單元故事儘量更豐富，而且涵蓋面更廣。

記者：編劇在創作過程中，如何將該題材的真實性與戲劇創作進行有機結合？

孫昊：我們一直在說我們是時代報告劇。什麼是時代報告劇？拆開來看，時代指的是緊握時代脈搏和時代精神，報告主要指的就是要還原真實，意思是都要建立在真實原型的基礎上，以一種真實的面貌去還原戲劇創作。

所以在創作中我們也跟編劇老師們不斷的交流，他們也希望儘可能的還原真實，就是不去做過多的戲劇，但有的時候做一些戲劇性的人物關係的設定是必要的，比如《同行者》中兩個主要人物，原型是沒有任何交集的，但爲了戲劇的好看，我們讓它相遇了。這是從創作層面，做了些改動。但整體上，我們還是以真實爲主。

記者：《在一起》整個故事中，您印象最深刻的故事是哪一個？

孫昊：因爲我們整個的故事都是從人性中獲取的，當時我們在策劃的時候都給我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們纔會把這些故事和一些原型人物做一些緊密的聯繫，所以從整個大的方面來說，所有的故事我個人來說都是特別的有深刻的印象。如果從製作的角度來說的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最深的還是《救護者》這個單元，因爲它的難度和它的專業度是相對來說是要求最高的。

記者：十個單元故事之間的排序，是否有講究？

孫昊：我們基本是按照疫情發生的時間線來排序的。比如說，第一個單元《生命的拐點》，它的故事時間線是2019年底到2020年初；第二個單元《擺渡人》是2020年後發生的一個社會事件，外賣小哥事件……我們基本就是按照時間線排序。

不過，我們在最後也做了一個規條。就是把《武漢人》這個故事單元放在了最後一個單元，他原本應該是放在《方艙》前面（倒數第三個），但考略到我們想突出對武漢人的致敬，最後就把它放在了最後。當然，這樣的想法也得到了總局的同意，我們才做了這樣一個調整。

抗疫劇背後的創作難題：場景、反季節和疫情反覆

從青島、上海、無錫、天津，到象山，《在一起》僅場景製作就轉化了近十個城市，真實的疫情發生地雖不能在鏡頭中逐個呈現，但主創團隊的用心選景和沒有環境自己製造環境的用心，還是讓這部劇在“真實情景”還原層面，得到市場一致好評。不同導演、不同演員之間的相互磨合，也爲這部劇在製作層面，起到了錦上添花的效果。

記者：《在一起》中的拍攝場景選擇是否有一定標準？

孫昊：其實是這樣，我們當時是想還原武漢人民的一個真實抗疫全景。但我們第一個單元開機時，已經是四月。那個時候武漢還未完全解除防控，不太適合去武漢本地取景，而北京那段時間又因爲新發地疫情反彈，對人員流動有了一定的限制。所以，我們最後就採取了就近和便於拍攝兩個原則。

比如說我們的《擺渡人》單元就是在上海，當然我們也便於導演的工作。像《生命的拐點》取景地是在無錫，因爲那裏有更適合拍攝的醫療條件；像《救護者》是在象山搭景的，爲什麼會在象山？因爲這是導演的一個創作要求，他想用長鏡頭的敘述呈現方式，只有搭景才能夠實現他的設想，所以我們就在象山搭了一個醫院，也是導演經常工作的熟悉的地方，所以我們會結合各方面的角度去考慮。

記者：創作過程中有沒有遇到過一些其他困難？

孫昊：困難很多。第一就是反季節拍攝。我們第一個故事拍攝時間是4月14號-8月18號。4月開始，上海就已經進入春天，氣溫逐漸升高，如何還原疫情期間的“冬天”，就成爲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難題。

我們實際上用了很多辦法。比如說《武漢人》這個單元，賈乃亮在橋上的那段戲，欄杆上都是鋪了很多雪的，我們在地面上灑了很多水。因爲那個時候武漢的季節就是陰冷潮溼，我們爲了還原那個季節都要做很多前期的工作。

第二，就是疫情防控的現實壓力。我們的《搜索》是在北京拍的，因爲我們要反映作爲首都的北京的聯防聯控，也結合北京的疾控中心這樣一個行業，但是我們拍完《搜索》之後，時間不長，新發地的疫情就反彈了。這樣的話，對於整個的北京的防控會有一點波及到了我們的劇組管理。

劇組怎麼在一邊完成籌備和拍攝工作的前提下，確保劇組工作人員和主創的健康和安全，這也給我們帶來了極大的挑戰。比如說新發地疫情之後，正好是我們在青島拍《大連》，然後之後又是緊接着在天津拍《武漢人》。所以所有的人員的流動，北京的主創出京做核酸檢測，當地的劇組管理，而且當地具體管理要和當地政府、當地社區做緊密的配合。

記者：整個故事的拍攝週期大概是多久？

孫昊：我們劇本創作的時間是從2月份開始，2月底開始接到這個項目，然後4月初（4月14號）開機拍攝第一個故事，不是單元故事，是第一個開盤的故事，就是《擺渡人》開機。然後直到今年8月份才拍攝完成，前前後後加在一起大概是6個月左右。時間非常緊迫。

單元劇與主旋律題材的結合，《在一起》的“領先意識”

10個單元、20集體量、諸多一線導演、知名編劇和演員，匯聚一堂。這是《在一起》這部劇區別於其他電視劇作品的最大不同。播出期間，有關單元劇與主旋律題材的首次結合，引發市場熱議。有網友認爲，這是一次相對明確的創作模式，也有網友反對這種創作模式，認爲是一種投機取巧。

但一切在孫昊看來，不過是以“合適”爲準。

記者：是如何想到要以“單元劇”這種拍攝模式，呈現一部主旋律題材的？

孫昊：主要是因爲時間緊、任務急。我們在接到總局下發的指令是，已經是今年2月初（10月要求播出）。如果按照一個常規的電視劇創作的話，時間是不夠的。所以我們就考慮用這種單元劇的創作模式，同時也借鑑了《我和我的祖國》這種優秀的作品範例，然後採取這樣一種單元劇的學術模式進行創作。

記者：這種短篇模式的創作類型（比如《在一起》僅20集），在篇幅上會對內容造成一定的限制？

孫昊：這就需要我們在籌備期間想好創作視角。一方面我們會大量收集抗疫期間的新聞報道和相關原型人物故事，同時我們也儘可能的希望通過我們的故事，把有一些原型建立起人物關係。

特定的人物關係能夠涵蓋到我們抗擊疫情過程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說《在一起》中呈現出的並不僅僅只有醫護人員，我們還涵蓋了我們的疾控、社區工作者、公安、部隊等多個方面，我們希望這10個故事，能夠從不同方面涵蓋抗疫一線的方方面面，通過這個方式讓內容更加充實。

記者：從市場角度來看，單元劇與主旋律題材的結合，是否具有一定的優勢？或者說，今後這種創作模式會變成一個新趨勢嗎？

孫昊：這需要從幾個方面來看。第一，市場現在的風向在主旋律題材，我們也叫它爲重大題材事件。這種題材它需要結合大量的現實，它是立足於當下的。那麼對於當下的，結合時代報告劇特點來看，單元劇所持有的“短平快”無疑是最適合的創作法則。第二，結合我們現在總局所倡導的“小正大”方向，就是不是那麼長的劇集，通過一個凝練的故事和人物在短的篇幅裏面呈現出更多的內容，從這方面來看，我覺得這是未來的一個趨勢。

但從市場方面考量，它不見得是最好的發展模式。電視劇商業回報模式肯定是集數越長、收益越高，單元劇它不具有傳統商業回報模式，它只是更多的貼合了我們對特定選題的一個選取，包括現在的很多我們已經有的短劇集，他們也並沒有在商業上成爲未來的發展方向。不過，它確實在集結資源上，具有極大的優勢。

記者：從導演層面來看，如何爲每個單元選定導演？

孫昊：首先，我們就是從類型上來看，人物的貼合度和演員本身、導演的過往作品風格和我們這個單元想呈現的風格是否貼合，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導演、演員們的檔期。我們的一線導演很多都是在各自的項目上，同時也基本都是在創作主旋律，如何能夠和他們的檔期協商，去達成一種平衡，需要我們去不斷交流。

舉個簡單的例子。第一個單元《生命的拐點》，它需要的是厚重、大氣、史詩般的風格，我們的理想導演就是張黎導演，這和導演本身氣質也非常符合。比如說《武漢人》，它的風格基調是家長裏短、充滿煙火氣息，我們就選擇了楊陽導演。所以我們會結合故事的單元風格和我們這些導演的檔期，做一個綜合的評估。

小結

《在一起》播出至今，從“國慶檔”首輪成績的完美收官，到地級衛視開啓“二輪”播出，這無疑證明着這部劇在市場及商業層面取得的收益。

當然這背後離不開國家廣電總局、上海廣播電視臺的大力支持，但其背後所持有的主創團隊力量，亦不容小覷。從六六、高璇等知名一線前往抗疫一線收集資料，到知名導演、演員加盟，《在一起》真實、生動的呈現了“2020人們面對突發疫情”時的全部面貌。

人們不會忘記這場突發疫情對全國上下所造成的傷害，亦不會忘記在這場抗疫戰役中舉國同胞所作出的共同努力。正如時代報告劇《在一起》鏡頭下記錄的這般，“這場疫情中每一個平凡人都是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