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在是今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影響深遠，然而在中國古代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先後經歷了三武一宗滅佛事件。三武一宗滅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滅佛，北周武帝滅佛，唐武宗滅佛，和後周周世宗滅佛事件。

三武一宗滅佛事件絕非偶然，背後有着深刻的政治，經濟，文化原因，以及特殊歷史時期的社會原因。

上圖_ 周武帝宇文邕（543年―578年6月21日），小字禰羅突

第一政治原因。

北魏太武帝拓跋壽和北周武帝宇文邕都是少數民族鮮卑族統治者，鑑於當時漢人將鮮卑族視之爲胡或者戎，而他們想要統一天下，成爲統治具有高度文化漢民族爲主體的整個國家，所以要推崇儒家和道家來標榜自己。太武帝將佛教稱之爲胡教，稱佛教爲胡經，將佛陀稱之爲胡神，以此來表明自己不在胡人的行列。

北周武帝的滅佛經歷和北魏太武帝滅佛有許多相同的地方，爲了表明自身是中華君君，他推崇儒家偏袒道教，三教辯法之後，以儒教爲先，道教次之，佛教爲後。

上圖_ 南朝佛頭

第二經濟原因。

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過幾百年的不斷發展，逐漸形成了富有僧人團體和寺院經濟，僧人佔有的財富急速膨脹。北魏時期有寺院三萬多所，僧尼有二百萬之衆，佔北魏編戶人數的十五分之一。北周有寺院一萬餘所，僧人佔編戶的十五分之一。唐武宗時期一次詔令，還俗的僧人有二十六萬之多，可想當時僧尼人數之多。後周周世宗滅佛，譭棄寺院也有三萬餘所。

寺院和僧人人口急速膨脹，而僧人又不在國家賦稅的徵收的行列之中，如此必然造成了國家大量賦稅的流失，同時寺院經濟膨脹不斷兼併土地，使得寺院經濟與社會經濟也矛盾重重。實際上幾次滅佛運動，經濟原因都是主要原因。

寺院和僧人爲國家經濟造成了重大的負擔，使得國家政權不得不採用極端的措施，以擴大經濟來源，充實國力。

上圖_ 河北正定隆興寺

第三文化原因，儒家和佛文化理念的衝突。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學便成爲歷代王朝的官學，而佛教的相關理念和儒家文化相互衝突。比如佛教提倡遁入空門不問世事，與儒家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相悖。佛教徒要求剃度出家，與中華文化之中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得輕易毀傷的傳統也相違背。

儒家講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爲五倫，並且以忠、孝、悌、忍、善爲“五倫”關係的準則，而佛教出家修行的處世理念，在傳統的士大夫眼中，便是不忠君王，背棄父母，拋妻棄子的大逆不道。

佛家理念和儒教思想的格格不入，導致不斷有士大夫起來反對佛教。中國南朝南齊的張融化著《三破論》稱：佛教入國而國破，克苦百姓，使國空民窮；入家而破家，使父子殊事，兄弟異法，棄絕二親，孝道頓絕；入身而破身，有毀傷之疾。這種論調在當時的社會很有代表性。

上圖_ 韓愈（768年－824年），字退之，河南河陽（今河南省孟州市）人

唐朝的韓愈在《諫佛骨表》稱：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語言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身不服先王之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

歷代傳統的士大夫反對佛教從未斷絕，即便是到了宋朝之後，三教合流，儒道佛的矛盾趨於緩和朱熹也這樣嘲笑佛教的虛無觀點：佛教一齊都歸於無，終日喫飯，卻道不曾咬着一粒米，終日著衣卻道不曾掛着一條絲線。朱熹同樣批判佛教違背倫理道德的主張，稱他們“不敬王者”，“棄君背父”，“人倫滅盡”，“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便是大罪名，其他便不消說”。

上圖_ 大般涅槃經 （部份）

第四，佛教與本土宗教的矛盾。

道教作爲中華的本土宗教植根於中華傳統文化基因之中，與中國人的性格和文化相合。佛教初入中國的時候，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是道教的附庸，爲了迎合中華文化甚至有老子西去化佛說。隨着佛教的發展，特別是佛教的輪迴因果之說，對於廣大的底層民衆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佛教的發展速度越來越快，勢頭儼然蓋過了道教。佛教和道教的矛盾便愈發不可調和了。在歷次的滅佛運動之中，大多能夠看到佛道之爭的影子。

北魏太武帝聽了宰相崔浩的勸諫，改信寇謙之的天師道，排斥佛教，並漸次發展成了滅佛行動。北周武帝宇文邕詔佛道兩教辯論，法師炫與道士張賓辯，賓不能曲，帝親自與炫辯。皇帝偏袒道教已經親自下場辯論了。帝遂下詔廢佛道二教，悉令沙門還俗，實即滅佛教立道教，北地之佛教一時絕跡。

唐朝時，李氏皇族爲了增加自身正統地位和神性，認道教供奉的祖師老子李耳爲先祖，尊爲“太上玄元皇帝”，道教位列三教之首。唐高宗將《道德經》列於上經，地位高於《論語》，成爲國家科舉考試的正式考試科目。

上圖_ 唐代抄本《論語》

第五，特殊的歷史時期造成了佛教的法難。

歷史上四次滅佛事件稱之爲三武一宗滅佛。皇帝的廟號之中大多有一個武字，這不是歷史的巧合，有一定的必然性。

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屬於南北朝時期，而唐武宗則處於唐朝的中後葉，總體來說這一段歷史不是政權割據的動亂時期，便是王朝的末期。北周周世宗雖然廟號之中沒有“武”字，但是北周同樣處於南北朝時期。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徵便是政權割據，征伐不斷，戰爭不休。

在動盪年代，佛教的轉世輪迴之學在勞苦民衆之中更加具有吸引力，更多人的人選擇遁入空門來逃避沉重的賦稅，徭役和兵役。於此國家政權和佛教更容易形成激烈的經濟矛盾和人口矛盾。

上圖_ 《大隨求陀羅尼經咒》

第六，佛教人數膨脹，魚龍混雜，不少僧人不守戒律。

宋代宗頤禪師爲此做過檢討：“天生三武禍吾宗，釋子回家塔寺空，應是昔年崇奉日，不能清儉守清規。”佛教經濟膨脹發展，使得一些僧人，不守清規，甚至在寺院之中私藏兵器，佛教徒不知經典，反而以喫喝享樂爲能事。

歷次滅佛的結果：

三武一宗的滅佛行動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增加了國家的整體實力，同時斷絕了政教合一的可能性，確立了中國皇朝政教分離的歷史傳統。對佛教建築和經典造成了巨大的損失。在一定程度迫使了佛教更加本土化，在四次滅佛之後，禪宗大興成爲中國佛教的主流，因爲禪宗主張一日不作，則一日不食，“自立”而非“供養”，所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封建政府的經濟壓力，特別是禪宗在政治上沒有非分要求，也使得禪宗能夠和封建統治者相安無事。

作者：風客 校正/編輯：莉莉絲

參考資料：

【1】楊子慧、王維志《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1996 改革出版社

【2】謝重光 《魏晉隋唐佛教特權的盛衰》1987 歷史研究

【3】李玉芳 《北魏太武帝滅佛淺析》 2004 宜賓學院學報

【4】於輔仁 《唐武宗滅佛新探》 1991煙臺師範學院學報

【4】牛致功 《試論唐武宗滅佛的原因》 1998唐史叢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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