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延安答卷》看厲彥林近作

《延安答卷——脫貧漫記》 厲彥林著 黨建讀物出版社2020年8月版

筆者長達幾十年的深刻印象是：著名散文家、詩人、報告文學家厲彥林敢碰大題材。僅從他寫作出版的一些作品的名字即足以證明：《土地》《人民》《城市》等。厲彥林不僅連連推出鉅製，且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社會影響，無疑爲在文學領域的探進積累了意義非常的成功經驗。筆者認爲，這些經驗應被視爲當代文學的一筆豐厚精神財富。

合理建構 樸中有巧

作品的產生與成功本身即已說明：厲彥林不僅敢碰大題材，而且他在運筆之初，就對完成這樣一樁樁重大使命有底氣、有自信、有足夠的駕馭能力，最終遊刃有餘地向歷史交上了合格答卷。

那麼，厲彥林何以一再地“瞄”上這一系列重大的題材且基本上都如願地拿了下來，其“奧祕”到底在哪裏？其實說深也深，說淺顯也澄若清水：首先是作爲一個黨員作家的責任。這種責任來自一種自覺意識與義不容辭。其次就是觸角的敏銳，能夠感受到這類題材的重要意義，而且能找到合適的角度。這是關乎能否成功的重要一環。最後就是宏觀把握與微觀表現手法的精熟。

在這些方面，厲彥林之前已有許多寫故鄉農村作品的歷練，無論是篇章結構上的講究還是語言文字的非俗功力，都已準備了堅實的條件。筆者所說的“講究”，不是刻意的擺弄，而是自然、自如的合理構建，是一種功夫，也是樸中有巧的智慧。所謂“非俗”的語言文字，就是無論在意象還是在韻味上都要儘量避免感覺上的蒼白，稱奇而不失其真，求新而不怪異，使人讀起來比較舒服，不滑不澀，流暢還耐咀嚼。

響應號召 勇擔責任

以上之所長，在厲彥林新著《延安答卷》一書中得到了集中而全面的體現。這是書寫延安地區脫貧的大題材。正如作者在書中“提示語”中所言：脫貧這個命題在全世界也是一個難題。那麼，寫最大難題的大文章自然也不那麼輕而易舉。但作者並沒有望而卻步：責任，重負在肩；觸角，敏銳而有鋒刃；宏觀駕馭，雖不十分喫力卻絕不輕鬆；語言文字，必須調動所有的“動載工具”方能勝任這項莊嚴使命。總之，有其志，有其心，更要有其力！

既然是世界性的難題，肯定是不好寫的。據筆者遠非詳盡的瞭解，《延安答卷》雖然不是幾易其稿，但幾易其名卻是實在的。就全書而言，反覆修改乃至較大增刪也有很多處，足見作者自始至終視此書的寫作爲重大且非常重要的工程。因爲“消除貧困，是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歷史責任”，那自己作爲一個黨員作家（儘管還是業餘創作）怎能置身於事外？必須熱忱地響應歷史的召喚，在全國扶貧的偉業中奉獻自己的一份力量。而且，他的目光一開始就專注於延安。在筆者的感覺中，他投入《延安答卷》的心力是最大的。其結果也不負苦心人，作家所投入的心力結出了沉甸甸的果實，爲我國2020年的文學長廊增添了一道耀眼的亮色。

正因爲他站得高，深知擺脫貧困是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期盼。換言之，不徹底消除貧困，何談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舍此，侈談其他大半是空中樓閣，至少是根基不牢。作者的目光輻射得很遠很廣，從歷史到今天，從延安地區擴及全國，脫貧的主題牽動古往今來的歷史脈搏，聯結着四面八方的精神紐帶。延安絕不能孤立於全國之外，而全國各地也不能疏離了延安。作者也看準了延安這個精神樞紐的影響力：“延安的窯洞是最革命的。”過去是，現在是，將來還是。

題旨精妙 細節出彩

“精準扶貧”這四個字本身就極爲精準。“妙棋一着，脫貧全盤皆活。”千條措施，目的只有一個：必須“拔掉窮根”，建設“綠延安”。作家始終緊盯此點不放，不論目光輻射得多寬多廣，題旨卻不散，而是提煉得越精到越好。這就是古人所說的“立主體”的要義。主體立得堅牢，所有的文字都圍着它寫，全書就成功了一半。讀《延安答卷》的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厲彥林在這點上一刻也未“走神兒”。

當然這絕不意味着可以就此萬事大吉，有一個問題不能忽視，那就是“擺兵佈陣”——結構與佈局。這麼一個大題材，這麼大塊頭文章，作者能把所有的資源、“棋子”都安排得當，靈活運用，實非易事。僅此工程，作者亦須花費很大心力。不只要做到勻調有度，也要有重點突出，不能平均用力。就拿“易地搬遷”一節來說，作者就寫得很透，思路的出發點在於經驗證明：在很多地方很多情況下，一方水土確實養活不了一方人。這就逼着人們改變舊觀念，開拓新出路。無數事實證明，“易地搬遷”是徹底斬斷窮根的有效舉措。這種思路如擱在若干年前，或可被譏爲“旁門左道”，但作者在此節點上寫得較細，也剖析了許多問題，讀之清晰豁然。如此各個章段、各個板塊，粗細詳略，相互協調，互爲補充，環環可扣，平穩中亦間有波浪起伏，可謂用心良苦。

典型的情節與動人的故事毫無疑義是構成全書有機推進的保證，當然還要憑藉真實生動的細節出彩。這些要義先哲們早有提示和告誡，問題是不同的作家在自己作品中如何體現，還要看各自擁有的資源和功力如何。厲彥林在寫作前進行了大量採訪，掌握了豐富的文字資料，這使他擁有足夠的“本錢”。但全書從內容、題材等方面畢竟不同於他以往寫農村生活的美文，篇幅所限也不容作家有過多的“閒筆”和抒情因素。筆者在讀此書稿時也暗忖，這之間是存在某種矛盾的，彥林同志能在二者之間進行合理的選擇和兼顧，亦屬難能。

（作者單位：《人民日報》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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