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不賞金銀，不賜田產，爲什麼北宋的皇帝最愛賞賜藥物？

在封建時代，賞賜是皇帝籠絡臣下、安撫百姓的重要手段。賜醫藥是賞賜的一種，具有籠絡人心、勸善獎功的作用。不過，醫藥關乎人的身體健康，與錢、物相比，其實用性更強，因此賜醫藥也就更能體現帝王對受賜者的關懷。

在歷朝歷代中，北宋的皇帝最愛賞醫賜藥。皇帝賞賜對象主要是官員，此外，將士、普通百姓、少數民族首領、僧道和隱逸人士等也會得到賞賜。皇帝親賞醫藥主要是爲了表達對特定對象的關懷，皇帝的賜醫藥行爲對於受賜者來說無疑是一種巨大的恩惠。

據文獻記載，北宋皇帝賞賜藥物的情況主要有四類。

賞賜治療病症的藥物

北宋時，皇帝賞賜臣民治療類藥物的情況比較常見。首先，皇帝會在疫病流行時向百姓下賜藥物。據文獻記載，鹹平六年（1003），京城出現疫病，真宗“分遣內臣賜藥”。其次，皇帝還會向官員賜藥。鹹平三年（1000），楊徽之向朝廷陳述患有足疾，“上取名藥爲賜”。皇祐三年（1051），資政殿學士吳育向朝廷陳述身患疾病，請求知政務清簡之郡，仁宗“因遣中使賜以禁中良藥”。皇祐四年（1052），范仲淹病重，“帝常遣使賜藥存問”。最後，皇帝也會向將士賜藥。大中祥符二年（1009），真宗“遣使齎闢瘴藥賜戎、瀘州軍民”。慶曆六年（1046），仁宗謂輔臣曰：“蠻猺未平，兵久留戍，南方夏秋之交，常苦瘴霧，其令醫官院定方和藥，遣使給之。”因北宋皇帝迷信煉丹，術士煉製了多種丹藥，這些丹藥有時也被賜予臣下。據記載，天禧三年（1019），連州刺史李繼昌暴中風眩，真宗“亟遣使挾醫往視，又取寶丹封賜之”。

賞賜養生保健的藥物

夏季和冬季是人們容易患病的季節，因此北宋皇帝會賜予官員“夏、臘藥”。在北宋的文獻中未有關於“夏、臘藥”成分的說明，而在南宋的文獻中則有如下記載：“夏，大順五苓香薷、三倍駐車、桂苓香薷（養脾理中消暑）、水瓢；冬，蘇合、鹿茸（養脾理中）、嘉禾（勻氣潤補）、橘皮。煎其品數，改丸修合日稟議焉。”從上述藥品成分來看，服用“夏、臘藥”主要是爲了預防疾病。從北宋到南宋，朝廷一直定期賜予大臣“夏、臘藥”，故而兩宋時期“夏、臘藥”的主要成分應無太大變化。

賞賜藥方

北宋時，朝廷對於醫療問題比較重視。嘉祐二年（1057），韓琦向仁宗上書：“醫書如靈樞、太素、甲乙經、廣濟、千金、外臺祕要之類，本多訛舛，神農本草，雖開寶中嘗命官校定，然其編載尚有所遺，請擇知醫書儒臣與太醫參定頒行。”仁宗遂下詔在編修院置校正醫書局，任命四人併爲校正醫書官，任命韓琦爲提舉。宋廷多次向民間頒佈藥方：淳化三年（992年），太宗“覆命醫官集太平聖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頒天下，每州擇明醫術者一人補醫博士，令掌之，聽吏民傳寫”。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朝廷因牛疫暴發而“頒醫方於諸路，免牛稅一年”。慶曆八年（1048），仁宗“頒慶曆善救方”。因福建醫工林士元所制之藥可以治療受蠱毒傷害之人，仁宗下詔錄其藥方，同時令太醫收集其他治療蠱毒的藥方，朝廷將所收集的藥方編纂成冊，着參知政事丁度爲其作序後頒佈天下。

與前代相比，北宋時賜藥方的範圍有所擴大，皇帝除了向大臣賜藥方之外，在疫病流行時還會向百姓賜藥方，有時還將藥方賜予外邦。元符二年（1099），高麗國進奉使尹瓘等乞賜《太平御覽》等書，哲宗詔曰：“所乞《太平御覽》並《神醫普救方》見校定，俟後次使人到闕給賜。”由於北宋政府對於醫療比較重視，當時下賜的藥方來源廣、質量高。

賞賜療傷的藥物

北宋戰事頗多，皇帝有時會賞賜軍隊藥箭以及相應的“解藥”。元豐七年（1084），北宋與西夏交戰，蘭會路沿邊安撫司向朝廷索要“解藥”：“蒙賜藥箭二十五萬，如西賊圍城，放箭出射，慮賊反射入城，乞賜藥解。”於是神宗“詔後苑東門藥庫給五十斤”。

在戰鬥中，北宋的將士常常被敵軍“藥箭”所傷，因此，皇帝也會賜予將士“解刀劍藥”。大中祥符九年（1016），廣西路部分州頗受撫水蠻侵擾。於是王旦上書朝廷：“蠻衆無行陣，非敢與官軍敵，但潛伏山林要路，施藥箭耳。”真宗聞報後，“賜宜州巡檢解刀劍藥”。

北宋皇帝作爲封建王朝的統治者，其賞醫賜藥目的是籠絡臣民，維護自身的統治。不過，醫療資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相較於賞賜錢、物，賞醫賜藥能夠挽救病人生命，因而賜醫藥具有更強的實用性，價值也更高。例如，北宋時皇帝定期賜予官員“夏、臘藥”，在某些情況下還會派遣醫人醫治染病的官員，或者派遣使者給他們送去藥物，這些做法有利於保障官員的身體健康和穩定官僚隊伍。又如，皇帝會向征戰沙場的將士賜醫藥，這有利於增強軍隊的戰鬥力。再如，在疫病流行時，北宋皇帝還會派遣御醫到民間醫治病患，賞賜百姓藥物，這一方面可以減輕百姓的經濟負擔，保障疫病流行地區百姓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也可以起到醫療推廣的作用。嘉祐五年（1060），京城出現疫情，仁宗下詔賜醫藥救助民衆。仁宗在詔書中說：“京師大疫，貧民爲庸醫所誤死者甚衆。”民衆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在疫病流行時往往會因醫療條件不好而失去生命，因此，朝廷向百姓賜醫藥的意義尤爲重大。同時北宋朝廷賜藥方的行爲促進了醫學成果的推廣，底層民衆多從中受益。

但是由於北宋中期，“冗兵”“冗官”“冗費”問題日漸突出，封建王朝面臨着嚴重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朝廷屢屢向臣僚和軍隊將士賞醫賜藥，並且賞賜的規模不斷擴大，必然會加重國家的財政負擔，而且使臣借外賜醫藥的機會在地方上大肆搜刮，加重了百姓的負擔，也危害了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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