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美媒：要不要取代美國成爲全球霸主 中國可能計算過）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10月20日文章，原題：正確認識美中戰略競爭

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是一場全面、全方位的大國戰略競爭。全球力量平衡，特別是美中的相對戰略軌跡，已發生改變。然而，美中競爭並不必然是一種對抗關係、一種零和或贏家通喫的競爭。它並不排斥、至少不應排斥雙邊合作——事實上，雙邊合作對兩國和世界其他國家都是必要且重要的。

也許最重要的是，這並非一場你死我活的意識形態之爭。美中雙方的意識形態和戰略目標並不相互排斥，至少不必如此。中國並未謀求摧毀美國體系，也無意取代美國成爲全球霸主。事實上，北京肯定明白全球霸權是無法實現的。追求全球霸權會適得其反且破壞穩定，不利於中國的利益和安全。他們可能也計算過——部分是基於對美國例子的觀察，擁有霸權既是負擔也不可持續。這就是爲什麼中國領導人經常談論全球“多極化”的原因。

北京常說的“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一些（西方）學者所認爲的以中國爲中心的擴張主義和侵略性願景，而實際上是個相對溫和的口號。其核心強調的是相互尊重——或至少是容忍——不同的治理體系，以及尋求解決全球共同挑戰和當務之急的辦法。

同樣，當中國領導人談論“全球治理改革”時，所說的顯然是改革，而不是用一箇中國打造的或完全按照中國模式塑造的國際體系來取代。事實上，北京認爲現有國際體系正朝着於己有利的方向發展，只希望調整和更新現有國際體系，令其更能反映和代表21世紀的世界力量平衡。

事實上，與中國的競爭前所未有，因爲華盛頓從未遇到過一個這樣在各個領域競爭同時又合作的對手。那華盛頓的最佳應對策略是什麼？

首先，美國要充分認識並承認，世界的力量平衡已發生變化。這改變了美中的相對影響力和能力，也改變了兩國在相互打交道時的籌碼。這反過來又要求華盛頓認識到在與北京的交往中越發需要權衡和對等。

這還要求美國認識到，採取遏制或政權更迭的對華政策是不現實的，可能適得其反。

最後，華盛頓需認識到，美國的首要地位，幾乎可以肯定不再可行或可持續，這也正是其盟友和夥伴不願同美國爲伍與中國進行零和競爭或遏制中國的原因之一。

美國需要首先關注的，是重振和調動本國的經濟和科技競爭力。華盛頓不要老是抱怨——並經常錯誤地描述北京的經濟外交，尤其是“一帶一路”倡議，而需要拿出不同方案與中國競爭。除非我們願意與中方進行廣泛接觸，否則在緩解與北京的緊張關係方面不會有進展。

如多數評論家所指出的，所有這一切都需要美國（首先）搞好自己本國的事。當前的政治、社會、經濟和公共衛生危機阻礙了美國應對外部挑戰的能力。它也助長了一種傾向，即把諸多問題無度地歸咎於中國，而這些問題主要是美國人自己造成的。美國人不必懼怕這場與中國的較量，除非對自己國家的模式已經失去信仰和信心。

作者保羅·希爾，陳俊安譯

新聞多一點

專訪美國耶魯大學教授文安立：衝突並非中美關係的必然結果

美國東亞研究及冷戰史研究專家、耶魯大學教授文安立近日就中美關係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此前的反華演講存在明顯的史實錯誤，誇大了意識形態在目前中美對抗中的作用。他認爲，新冠肺炎疫情加劇了中美關係既有的結構性矛盾，中美關係難以回到過去，但衝突並非是大國政治的必然結果。

出生於挪威的文安立曾先後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哈佛大學任教，並當選英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他是《劍橋冷戰史》的編者之一，並著有《躁動不安的帝國：1750年以來的中國與世界》《冷戰：一部世界史》等著作。他在美國的東亞研究及冷戰史研究領域具有很高知名度，並即將出任耶魯國際安全研究項目主任。

在採訪中，文安立表示，近期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涉華演講存在明顯的歷史表述錯誤，“如果將這篇演講作爲歷史論文，蓬佩奧不可能拿到A，甚至拿不到B”。文安立說，美國和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的接觸並非是因爲“尼克松意圖改變中國”，而更大程度上是中國領導人希望基於中美關係的變化而改變中國。在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後，中美之間良好關係幫助了中國發展經濟，但中國發展並不是由美國所創造，而是來源於中國本身的需要。他強調，美國未來的領導人需要意識到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中國的行動方式始終基於自身的需求和認知。

他表示，蓬佩奧的演講在某種程度上觸及了美國政治界和部分民衆對中國未來發展方向的疑慮，這種疑慮超越了兩國在安全或是經貿領域的競爭。蓬佩奧在演講中把中國描繪成一個與西方以及與其他東亞國家完全不同的國家，並剝離中國政黨和國家的概念。文安立認爲，這些論調與冷戰期間的論調類似，突出了意識形態差異，但這種論調並無意義，美國要明白，他們只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打交道。

▲蓬佩奧

文安立表示，中美關係當前整體上陷入低谷，可能處於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最低點。從美方領導層的政策選擇來看，特朗普政府將重點落在“美國優先”上，強調應更關注自身利益而不是體系性利益，特朗普政府對相對狹隘國家利益的追求甚於冷戰以來的任何一屆美國政府，這是國際事務中的新因素，外界仍需要時間來評估這一政策將帶來的後果。

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文安立認爲，疫情本身並未給中美關係帶來新趨勢，而更大意義上是強化了兩國關係中的既有趨勢，加劇了緊張狀態，這些既有趨勢不會因11月美國大選結果而變化。

他認爲，美國對別國相對實力的優勢很難回到冷戰結束時的巔峯時刻，而中國可能在一代人左右的時期內成爲具有全球利益的大國。隨着兩國的結構性變化出現，中美關係已無法再回到二十年前的狀態，兩國的競爭和緊張關係將是新常態。

文安立表示，對於美方來說，處理對華關係的效果取決於兩個方面：一是美國與中國領導層開展合作的能力，二是美國影響中國政策的能力。他認爲，儘管在短期內會非常困難，但中美仍需要建立一種新型關係，前提是兩國首先要確保在未來十年內盡力避免出現任何軍事衝突；其次是要嘗試在有限範圍內找到可以合作的領域。從歷史角度看，儘管受國內政治的制約，處於競爭中的大國仍然可以實現合作。

他分析，中美可以在地區事務、軍備控制、國際貿易、全球疫情開展合作，以及進行某種程度上的科技合作，特別是要避免未來技術發展領域的二元對立。

文安立表示，所謂“中美註定衝突”的觀點是對中美關係的一種誤解，這並不是大國政治的歸宿。但同時，從歷史經驗看，認爲“衝突不可避免”的觀念有時也會成爲“自我實現的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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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鋒：中美關係到丟棄幻想的時候了？

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將在11月3日舉行，當前的美國國內政治依然亂象叢生。特朗普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迅速出院，之後甚至威脅要對中國“追責”。不管大選結果如何，醫治特朗普政府給美國和世界帶來的傷害，已經成爲美國社會無法迴避的話題。但誰來醫治已經嚴重受傷、受損和受挫的中美關係，這個話題同樣沉重。

衝突背後的結構因素

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給世界經濟、政治和社會發展帶來了空前挑戰。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經濟萎縮了近15%。這是1929年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全球經濟最大幅度的下降。

面對新冠疫情，美國和中國作爲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本來應該同舟共濟、加強團結、共同推動全球抗疫合作。然而，特朗普政府和美國一些政治精英卻將新冠大流行視爲大國戰略博弈的決定性時刻，更是擔心疫情會加速中美之間的權力轉移，使得國際間的力量對比出現有利於中國的實質性變化。爲此，美國的政治精英拼命地想要在疫情期間打壓中國。中美衝突從貿易戰、媒體戰、科技戰，擴大到了外交戰、人才戰。美國違背WTO的基本原則，對近300家中國企業進行制裁，對華爲、字節跳動、微信發出封禁威脅，甚至將孔子學院定性爲“外國政府機構”。

這些做法旨在實質性地斷絕中國大型企業與美國市場和科技創新之間的聯繫，謀求全球產業鏈的“去中國化”，大幅度削弱中國與美國學術機構的聯繫。美國國務卿蓬佩奧7月23日在尼克松圖書館的政策聲明更是無視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以來中美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基本歷史，將矛頭對準了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蠻橫地拋棄了中美關係近50年來發展進程中最爲重要的“彼此尊重各自現狀”的政治原則。中美關係走到今天，離新冷戰確實只有“一步之遙”。

今年2月特朗普在國情諮文中曾躊躇滿志地宣告，他讓“偉大美國迴歸”。其信心來自於今年1月美國的失業率是40年來最低點。但也由於特朗普把疫情稱爲“大號流感”，並一心只是盯着大選，讓美國新冠疫情的處置鬆懈輕慢。今天美國的疫情、社情、政情、經情已經讓特朗普在大選中失去了之前的優勢。於是，特朗普政府不僅在疫情上對中國持續“甩鍋”，更是瘋狂地對中國實施“疫情報復”。

更爲危險的是，特朗普政府眼下頻頻在西太平洋採取對華加強軍事挑釁和軍事威脅的諸多舉動，妄圖激化美中對抗，將“中國話題”變成可以讓自己凝聚美國國內共識、超越政黨和社會分裂、進一步實行強制性國內施政措施的“中國危機”。隨着大選日臨近到明年1月20日政府權力交接，美國國內分裂越是沉重，特朗普政府打壓中國也不會停手。

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這一步，既是特朗普個性使然，同時又是美國國內反華鷹派想要趁機全面“打疼”中國的邏輯使然。疫情帶來美國國內反華、仇華、嫌華等社會情緒的上升，更是讓對華強硬、鬥狠近乎成爲普遍的“政治正確”性主張。作爲美國在野黨的民主黨，也在2020年黨綱中就涉臺問題刪掉了此前一直堅持的“一中政策”字眼。拜登競選團隊在中國政策表述上也開始“不甘示弱”。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哈里斯在與彭斯的辯論中，刻意迴避了主持人提出的中國究竟是“敵人”、還是“競爭者”的話題。可以肯定的是，即便拜登在11月3日美國大選中獲勝，中美關係未來想要迅速改善的可能性也十分微弱。

中美關係走到今天，我們已經回不到過去了。美國因素或許是中國崛起的歷史進程中最大的外部環境因素。中美關係的質變，對未來中國發展進程中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需要我們及時、清醒與合理地思考和應對。我們對中美關係不得不丟棄幻想。

首先，特朗普政府之前的美國政府所強調的對華接觸政策，是基於認可兩國不同制度、接受中美是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差異的現實，並對中國崛起多少保持一定程度的“戰略兼容”。這樣的美國，對中國而言可能不會存在了。

其次，之前的美國政府從來沒有放鬆對中國的戰略盯防和戰略警惕，但至少在臺灣問題上堅持“一中政策”，在南海問題上不主動介入島礁主權和海洋權益紛爭，美國更大程度上是東亞“美國式秩序”的維護者。今後，以實施印太戰略爲推手，美國將全面干預中國的周邊關係，孤立、分化和遏制中國已經成爲美國對華戰略的核心目標。

第三，之前的美國政府強調中美商業利益、科技合作和人文交流的共同價值，中美關係中日益增強的相互依賴成爲兩國對持續合作、共同致力於世界和平與繁榮的重要基礎。但今天，“去中國化”將會在美國各條戰線延續。將中國的科技創新和製造業壓制在中低端，阻止中國科技創新和製造業走向中高端，將是美國旨在重新拉大與中國力量對比差距的核心環節。

特朗普政府執政不到四年，中國作爲美國“頭號戰略競爭者”的概念已經前所未有地實體化了。美國對中國的“變臉”既是美國單極霸權缺乏有效權力制衡的結果，更反映了國際關係中“權力政治”的醜陋。

謀求“強合作、弱對抗”

即便如此，我們仍然不能放鬆對穩定、改善和管控中美關係的努力，更不能拋棄重新促成中美“既競爭又合作、既衝突又交往”的複雜性大國關係的想象與追求。中美關係仍然可以在雙方政府、社會、企業和個人的共同努力下，摒棄“分道揚鑣”的新冷戰對抗模式，降低“弱合作、強對抗”的可能性，增強和保證“強合作、弱對抗”的未來關係的理想願景。這不僅最大限度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更是中國作爲崛起大國對世界和平、合作與繁榮需要承諾的大國擔當。

21世紀全球性議題，疫情、環境惡化、恐怖主義與極端勢力等，依然是人類社會必須合作才能應對的共同挑戰。大國競爭所產生的所謂“修昔底德陷阱”儘管可能難以擺脫，但21世紀的大國政治需要展示21世紀人類的智慧、信心和良知。特朗普政府當前的頹勢已經證明，鬥狠與自私自利的霸權利益護持，即便在美國民衆中也不會真正贏得持久的支持。中美兩國誰能在今後真實地代表國際社會嚮往自由、開放、合作繁榮的共同心聲，誰就將在大國競爭的競技場上笑到最後。

（作者朱鋒是南京大學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執行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