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醫學新視點

人類史,也是一部傳染病對抗史。

天花、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的大流行,以及正在流行的新冠病毒,都向我們展示了傳染病的可怕。而現代醫學也不曾停下攻克這些疾病的腳步。

2020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花落傳染病領域,醫學領域的另一座‘聖盃’-拉斯克獎卻在前不久因新冠大流行而宣佈2020年度獎項停發。但在歷史上,拉斯克獎曾多達29次頒發給了傳染病領域的重大進展(完整名單見文末),其中也包括今年的新晉諾獎得主Harvey J。 Alter, Michael Houghton和Charles M。 Rice。

近期,《美國醫學會雜誌》(JAMA)也特別發表一篇文章,指出“反思和讚揚拉斯克獎折射的傳染病對抗史,不失爲填補空白的一種方式”。今天,就讓我們回顧星光璀璨的拉斯克獎歷史上那些傳染病領域的巨匠們,以及他們帶來的重要突破。

首個拉斯克獎:梅毒

1946年,歷史上首屆拉斯克獎的獲獎名單上,出現了傳染病學家John F。 Mahoney的名字。

作爲美國海軍醫院的性傳播疾病專家,John F。 Mahoney注意到1943年發表在JAMA的一項研究報道青黴素可以治療淋病。受此啓發,John F。 Mahoney迅速將青黴素嘗試應用到梅毒的治療中來,並在同年公佈了最新發現:青黴素肌肉內注射能夠有效且快速的治療梅毒。至今,長效性青黴素肌肉內注射依舊是全球數千萬梅毒患者治療的“金標準”。

3年後,John F。 Mahoney因爲這個發現獲得歷史上第一個拉斯克獎。這個今後在醫學屆舉足輕重的獎項,也與傳染病結下了不解之緣。

流感

一年後,美國學者Thomas Francis Jr因對流感研究而成爲拉斯克獎頒獎臺的主角。

每年感染數以億計人的季節性流感,導致了每年300-500萬的重症病例,以及29萬到65萬患者死亡。如果沒有流感疫苗,這些數字或許會成倍增長。

Thomas Francis Jr主導了乙型流感病毒的發現,並於1936年在JEM上報道:病人在感染流感後產生的抗體,能夠有效防止流感的再次感染。該發現直接促進了流感疫苗的誕生。

儘管我們現在還無法實現對流感傳播的完全控制,但隨着疫苗開發和推廣的進一步完善,相信這項Thomas Francis Jr未竟的事業能離目標更近一步。

四度奪魁:脊髓灰質炎

在拉斯克獎的歷史上,同一種疾病的研究多次獲獎的情況並不罕見,但從未有一個疾病像脊髓灰質炎(小兒麻痹症)一樣受到拉斯克獎的“偏愛”。

1949年,來自哈佛醫學院的John Franklin Enders, Thomas Huckle Weller 與Frederick Chapman Robbins在Science報道了他們成功在人體組織中實現了脊髓灰質炎病毒的體外培養,爲脊髓灰質炎的攻克奠定了重要的“原料”基礎。5年後,John Franklin Enders獲得了拉斯克獎,同年,這篇論文的三位作者分享了1954年的諾貝爾醫學獎。

在Enders獲獎一年後。流感疫苗之父Thomas Francis Jr的學生Jonas Salk研製出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脊髓灰質炎疫苗,並直接放棄了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專利。他的疫苗以及無私也讓他在1956年獲得了拉斯克獎。

Salk疫苗的推廣,使得美國的脊髓灰質炎發病率在三年內下降了86%,美國畸形兒基金會在這項工作中居功至偉。其負責人Basil O‘Connor,也因爲在推廣脊髓灰質炎疫苗中的突出貢獻,在1958年被授予了拉斯克衛生服務獎。

幾乎在同一時間,Albert B。 Sabin研發出了世界上第一個口服脊髓灰質炎疫苗,口服疫苗因其便捷,迅速成爲了主流疫苗類型。Sabin也因此獲得了1965年拉斯克獎。

肝炎

在拉斯克獎歷史上,在獲獎數上能與脊髓灰質炎一較高下的還有一個領域,那就是病毒性肝炎。

病毒性肝炎每年在全世界範圍內導致140萬人死亡,其中乙肝佔80萬,丙肝佔40萬。在甲肝和乙肝的傳播途徑識別中做出突出貢獻的Saul Krugman,與疫苗領域的泰斗、乙肝疫苗的發明者Maurice Hilleman共同獲得了1983年的拉斯克公共服務獎。今年新晉諾獎得主Harvey J。 Alter與Michael Houghton則因丙肝病毒的發現與診斷,被授予了2000年拉斯克臨牀醫學獎。

2020年的另一位諾獎得主Charles M。 Rice,因優化丙肝病毒研究工具與Ralf F。 W。 Bartenschlager,以及世界首個能夠治癒丙肝藥物的發明者Michael J。 Sofia分享了2016年拉斯克臨牀醫學獎。

同脊髓灰質炎一樣,拉斯克獎同樣見證了人類對抗病毒性肝炎的歷史。

圖片來源:123RF

消化性潰瘍

說到拉斯克獎與諾貝爾獎的雙料得主,就不得不提起另一位傳染病泰斗,Barry J。 Marshall。

據估計,在中國有超過一半的人口感染了幽門螺桿菌。現在我們已經知道這種細菌可以導致消化性潰瘍以及胃癌,但在二十世紀末期,人們並不知道細菌與消化系統疾病之間的關係。正是當時備受質疑的Barry J。 Marshall喝下自己培養出來的幽門螺桿菌,才證實了這就是消化性潰瘍致病菌。Barry J。 Marshall也爲這個‘壯舉’獲得了1995年的拉斯克臨牀醫學獎,10年後,他也與合作伙伴分享了2005年諾貝爾醫學獎。

HIV和艾滋病

1983年,法國巴斯德研究所的Luc Montagnier從艾滋病患者中分離出一種逆轉錄病毒。1984年,美國學者Robert Gallo在Science上連發4篇論文,報道了他們在艾滋病患者體內分離出一種全新的病毒,並確認這種病毒可以導致艾滋病。他們的發現也幫助二人在1986年獲得了拉斯克臨牀醫學獎。值得注意的是,同年,中國籍黎巴嫩裔醫生馬海德因在中國性傳播疾病防控中所作的貢獻,獲得了拉斯克公共醫學獎。

2007年,在美國新冠疫情防控中擔任重要職位的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Anthony Fauci,也因推動總統防治艾滋病緊急救援計劃獲得了拉斯克公共醫學獎。這項計劃旨在給全球受艾滋病影響嚴重的國家提供援助,在全球艾滋病防控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由於HIV的發現與相應防控措施的採取,全球HIV新增感染人數已經連續多年出現了下降。基礎科研進展的積累,也推動了突破性療法的發展,極大改善了艾滋病患者的壽命和生存質量。

HPV和宮頸癌

人類乳頭瘤病毒(HPV)導致了全世界99.7%的宮頸癌,後者每年在世界範圍內導致數十萬人的死亡。二十世紀末期,美國學者Douglas R。 Lowy 與John T。 Schiller 攜手主導了HPV疫苗的研發,當時的發現也催生了如今我們熟悉的HPV疫苗Gardasil與Cervarix。二人也在2017年獲得了拉斯克臨牀醫學獎。

2020年1月,《柳葉刀》上背靠背發表兩篇論文,報道了隨着HPV疫苗與宮頸癌篩查的普及,人類有希望在100年內將宮頸癌的發病率與死亡人數減少99%。

拉斯克獎對新冠的啓示

雖然對於大部分傳染病,我們暫時還沒有有效的疫苗或治療方案。但在拉斯克獎74年的歷史之中,我們可以看到:人類在與傳染病的戰爭中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論是天花的徹底消滅,還是正在進行的宮頸癌與肝炎戰役,都說明人類應對傳染病的手段越來越多。

儘管今年的拉斯克獎因疫情停發,但她的光輝歷史告訴了我們如何應對新冠。無論是對疾病機理的深入理解,還是對治療方法和疫苗的研發,在這場全球的新冠戰爭中都至關重要。那些在對抗新冠的過程中做出突出貢獻的人,也有希望站上拉斯克獎未來的領獎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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