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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木青

“如今能够看到很多国企在向淡马锡模式转变,即变成纯粹的财务投资人,企业的经营让混改企业去做,这其实也是大型国企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10月20日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47期活动上回答凤凰网财经记者提问时表示。

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2020年前三季度中央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今年第三季度中央企业收入和效益同步实现正增长。第三季度中央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8万亿,同比增长1.5%;其中,9月实现营业收入2.8万亿,同比增长4.3%,月度增速创今年最好水平。

姚洋表示,从数据来看,央企的恢复程度并没有比整个经济恢复速度更快;因此,国企也没有很大的特殊性。

姚洋以 “中国经济的远景与老龄化、国企改革的挑战”为主题,对于中国未来发展30年的挑战做了具体分析。

姚洋称,挑战有几个方面。第一,老龄化挑战巨大。挑战主要不在于劳动力的供给方,因为劳动力供给恐怕会被AI和自动化所替代,也不在需求方。第二,减排的压力。姚洋个人判断,未来5到10年间,中国经济发展方向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节能减排及可持续发展会提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很多产业恐怕会消失掉,整个产业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他建议企业做好这方面的准备。第三,国企改革方面。已经提出来三年国企的改革方案,新一轮的国企改革在推进。但能否通过三年的改革,形成所有制较为稳定的结构,同样也是挑战。第四,金融领域,姚洋认为这是改革最不彻底的领域之一。第五,最大的挑战在国际环境方面。中国以什么样的姿态参与国际环境的重构,如何以积极的方式来参与新国际秩序的制定和维护,这也将是对我们的一个巨大挑战。

北大国发院教授李力行认为,国有企业在支持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一些国内国外新形势的出现,也面临新的挑战。

李力行表示,内部挑战首先来源于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经济增速放缓所带来的形势变化,导致对效率提升做出要求。其次,债务负担沉重,尤其是考虑到地方政府的隐形债务之后,特别是那些以融资平台公司的名义所借贷的债务之后,债务负担的沉重会导致持续的还本付息的压力。接着,从机会成本的角度来看,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资源的占有以及政策方面的优待,构成了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障碍,有碍于创新与产业升级。

而针对外部挑战,国有企业的国际并购以及其所承担的产业政策职能,引发了整个社会的焦虑。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焦虑就变成了全世界共同的声音。如何在逆全球化的进程当中发挥中国继续进行全球化的倡议,这些都对国有企业提出了新的挑战。正是由于这些新的挑战,我们应该着眼于中长期的改革。

针对以上挑战,李力行提出政策建议。第一点,合理确定国有企业的定位和布局。要明确战略行业和战略利益,建议通过负面清单的方式来予以确定。

第二点,国企民企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其包括国有企业在资金成本、土地获取和营商环境的优势,以及国有企业在承担更多社会负担之间的劣势,这样的优势和劣势应该抹平。

第三点,对于国有企业本身而言,应该优化对其资本管理与监督,例如成立专门的资产管理机构以及投资基金,以实现国有企业的财务回报。

展望疫后阶段央企的发展方向,姚洋认为,最近刚制定的三年的国企改革方案,还是值得期待的,以及如今推进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是一个值得去追求的目标。目前来讲,仍有很多技术性的问题需要解决。具体而言,民企参与国企混改后能否真正实现决策权,而不是说掏钱进去之后就失去了决策权,这不叫混改。

姚洋称,如今能够看到很多国企在向淡马锡模式转变,即变成纯粹的财务投资人,企业的经营让混改企业去做,这其实也是大型国企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如果切切实实把这三年国企混改的目标实现,国企效率会进一步提高,并且国企对资源的占用甚至浪费性使用的情况也会有所改善。

李力行认为,国企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前提出做大做强,现在加上了做优。短期的目标考核似乎对国企形成了紧箍咒,使国企更加追求短期目标的实现。

但是放眼更长期,会发现国企在某些方面其实具有比较优势。例如现在提的比较多的“卡脖子”的技术难题,国企具有较强技术和人力资本储备,所以有所为,有所不为。目前而言,在某种程度下既要关注改革,同时不能过分被短期目标驱使。应该更多着眼于长期改革以及技术难关攻克。国企拥有深厚积累,技术问题“卡脖子“的项目很大程度上将寄希望于国企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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