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研发建造核潜艇的时间比较早，早在1960年就展开了，后来因为苏联专家撤离和经济问题，一顿暂停，直到1965年5月才重新上马。当时研发核潜艇采用了模块分工的模式，一些部门负责设计艇体、一些部门负责设计核反应堆等等。夏桐、黄旭华、宋文荣等100多科技工作者负责的就是艇体设计。

当时，这100多科技人员肩膀上的压力和责任犹如泰山压顶一般，因为他们其中很多工程师都没有实践经验，有的只是在苏联参观过几艘舰，经验最多的，也只是在国内仿制苏联的常规潜艇设计而已。而核潜艇的造价是很高的，容不得半点马虎，当时，有国外媒体报道，一艘鱼雷常规潜艇需要3000万美元，一艘鱼雷核潜艇至少要花费3亿美元，而一艘导弹核潜艇至少要4-7亿美元。这些数字，无疑给了科技工作者巨大压力，因此，所有人也都不敢贸然下手。

核潜艇该怎么造？当时，科研人员提出了2种观点，有些科技人员认为，把当时的仿苏式潜艇一分为二，中间插进去一个核动力就行了。还有一些科技人员认为，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应该是全新的创造，集世界先进设备于一体，各个项目都要推陈出新。

为此，双方争论得无法开交，谁也无法说服对方。

就在这时，总设计师夏桐无意中得知，有个外交官孩子的手里有个核潜艇模型玩具。于是，他连夜从外交官的孩子手里将玩具取来，摆在众人面前。所有人看到这个玩具如获至宝，要说这个玩具做得真是精巧，导弹发射筒和各舱室都可装可卸。正是这个玩具让科技人员大致明白了导弹核潜艇的样子，最起码给了他们最直观的印象。

之后，经过讨论，夏桐和黄旭华等人既否定了第一种观点，也否定了第二种观点。在他们看来，第一种观点是非驴非马，连骡子都不是，造不出真正意义上的核潜艇，第二种观点是荷叶包钉子，什么都要最好，到最后必然什么都做不好。

推翻两种观点后，所有人的意见都统一起来了，立足国内技术，从实际出发，最后提出核潜艇总体研究重点，也就是解决好适合水下高速航行的艇体线型和大深度下的艇体直径，以及有着大开孔的艇体耐压结构。

在确定整体目标后，夏桐等人迎来了第二个问题：艇体线型的设计和选择。

当时世界上的潜艇线型分为四种，一是水面舰船型；二是鲸型，这是各国常规潜艇普遍采用的艇型；三是水滴形，就像屋檐下水滴的形状，也是各国核潜艇普遍采用的艇型；四是拉长的水滴形。

美国在核潜艇研制方面采用三步走，常规动力加水滴线型、核动力加常规线型、核动力加水滴线型。那么，我国核潜艇该怎么选择呢？夏桐和黄旭华等人主张跳过前两个阶段，直接设计水滴形。

观点一出，立即遭到一些科研人员反对，他们认为还是保险之上，哪怕造一艘艇体线型落后的核潜艇出来就是成功。如果太复杂，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故。

这个争论很快传到了聂荣臻元帅那里。聂荣臻在听了各种汇报后，拍板：关于艇体线型设计的原则，不要用常规潜艇的艇型，要重新设计，不然搞得两不像，又不像常规潜艇，又不像核潜艇。如果能够利用好，一级跳完全可以跳得同人家三级跳一样远嘛！

后来证明，聂帅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

在确定完线型后，黄旭华开始在上海交大一个长200米的小水池内进行了水下模型拖曳试验，由于长度有限，去掉启动时的加速过程和停止时的减速过程，只有很少一段水路能用来测量流体动力参数。因此，为了一个数据，一向动作往往需要重复几百遍，乃至上千遍，在取得上万个数据之后，水下模型拖曳试验才结束。这其中囊括了多少辛酸。

最后就是核潜艇下水之前的可操作性试验，一般来说，这种试验最好的办法就是造个小的试验艇，不过，当时是特殊时期，别说没有多余的经费来造试验艇，就算有没有2年时间也造不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年轻技术人员闵耀元提出了仿真办法。几个月后，他和他的团队研制成了非常完善的潜艇操纵仿真装置，在后面的测试中，这个装置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