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從1046年寫就到現在已經974年了，接近千年的時間，歷來被人傳頌，更是被後世文人奉讀。只因“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哺育了很多後代人，對中國知識分子的品德的形成，產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江南三大名樓之一的岳陽樓

然而就是這樣一篇雄文，用現在的網絡流行用語去說就是“開局一張圖，內容全靠編”，但是編的毫無痕跡，着實令人佩服！

按照宋代人的習慣，寫“記”以及散文一類的文章，本人並不一定要身在其地，主要是通過這種文章記錄事情、寫景、記人來抒發作者的感情或見解，借景抒情，託物言志。所以寫這篇千古名文的時候，范仲淹並不在岳陽，而是因爲“慶曆新政”被貶官鄧州（現在河南省，由南陽市代管），但是編的水平相當之高。

邀人作記通常要附帶一份所記之物的樣本，也就是畫卷或相關文獻之類的資料，以供作記之人蔘考，而范仲淹拿到的就是《洞庭晚秋圖》。

洞庭全景圖（來自網絡）

當時的岳陽太守，就是文中提到的滕子京（滕宗諒）請范仲淹作兩記，一個是《岳陽樓記》，另一個是《《偃虹堤記》。《偃虹堤記》雖無跡可尋，但是在《偃虹堤記》中，范仲淹也同樣將偃虹堤描寫得具體翔實，相較岳陽樓毫不遜色。以至於大家都懷疑《岳陽樓記》不是靠開局一張圖編的，而是范仲淹去了岳陽樓，身臨其境才寫的，因爲編的太像了！那麼《岳陽樓記》是純靠編麼？肯定不是。“前人之述”的鋪墊

古代讀書人，入仕的必修課除了四書五經等經典、前人詩作等，在農業社會，地理圖志類的書籍是必讀的，如《尚書.禹貢》、《水經注》等。每到一個地方，作爲地方官，除了執政，興修水利幾乎是必要工作之一，如白堤、蘇堤就是白居易、蘇軾在知任杭州時候在西湖興修水利的見證；而范仲淹也不例外，，范仲淹調任泰州西溪鹽倉監時，就有重修捍海堰的治水之作。所以從這些典籍去獲得洞庭湖的遠景應該是沒有問題的，所以就有了對這番遠景的描寫。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洞庭水系圖

范仲淹是很誠實的，岳陽樓有啥寫的，還是寫洞庭湖吧，洞庭湖的大景寫完了，還不忘說一句“前人之述”，這些都是鋪墊，更重要的在後面——異樣的“覽物之情”！“二者之爲”的註腳

這些人會因爲天氣和外界的環境變化而慨嘆身世，慨嘆宦海浮沉。天陰雨溼則滿目蕭然，感極而悲；春和景明，則把酒臨風，喜氣洋洋。

清代林雲銘《古文折義》中說：“蓋滕公以司諫謫守巴陵，居廟堂之高者忽處江湖之遠。其憂讒畏譏之念，寵辱之懷，撫景感觸，不能自遣，情所必至。篇首提出“謫守”二字，本是此意。妙在借他方之遷客騷人，閒閒點綴，不即不離。”

可以說這段點評點透了爲什麼花那麼大工夫去描寫二者之爲，這種二者之爲的心情何嘗不是好友滕宗諒的寫照呢？畢竟滕子京因爲被人誣陷被貶官至此，心中自然是憂讒畏譏的。“古仁人之心”的昇華

二者之爲都是點心，異於二者之爲的纔是主菜。如果只是這麼寫《岳陽樓記》，那就不是范仲淹了，而後的岳陽樓也不會名聲大噪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纔是一個有抱負的士大夫該有的胸襟抱負啊，正所謂“若知念及君民之當憂，自有不暇於爲物喜，爲己悲者。謂之自述其懷抱可也，即謂之遍告天下後世君予俱應如此存心，亦無不可也”（清代林雲銘《古文折義》）

是啊，兩個貶謫之人，沒有誰更懂彼此了。

慶曆二年（1042年）十一月，滕宗諒由於治邊有方，戰功卓著，在范仲淹舉薦下，擢升天章閣侍制，加環慶路都部署，接替范仲淹任慶州（今甘肅慶陽市一帶）知州，不到一年，慶曆三年，因爲鄭戩誣告滕宗諒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而被一貶再貶，到嶽州任職，重修岳陽樓便是在這樣的背景條件下完成的。

而范仲淹，慶曆三年到五年實施的新政，因爲新政實施後，恩蔭減少、磨勘嚴密，希圖僥倖的人深感不便，於是毀謗新政的言論逐漸增多，范仲淹也請求外放，但外放的范仲淹並沒有頹廢。慶曆六年（1046年），范仲淹抵達任所鄧州，重修覽秀亭、構築春風閣、營造百花洲，並設立花洲書院，閒暇之餘到書院講學，鄧州文運大振，而這也正是《岳陽樓記》成文之時。

這篇“跑題”作文，驚豔了文壇，滋潤了士林，還將流芳千年，這也許就是 “開局一張圖，內容全靠編”的巔峯之作吧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