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華爾街見聞

邵宇爲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導讀：未來經濟有十五大趨勢變化，通脹不會起來，但投資機會很大。

2020年對所有金融從業人士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經歷。而宏觀經濟學家就必須在這種時候爲大家解疑釋惑，指點方向。

邵宇就是這樣的一位人才。

他學養豐富，曾任復旦大學國金系副主任；他閱歷多元，擔任過發改委的官員；他有豐富金融從業經驗，曾是多家券商的研究首席，如今是東方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

更重要的是，他是位善於對現實問題進行歸納，給出果斷判斷的人。這是邵宇區別於一般經濟學家的關鍵之處。

經濟學是“顯學”，但更是“現實之學”。必須從經緯萬端的社會現象和數字出，抽絲剝繭出結論，邵宇顯然很擅長這領域。

對於疫情後的時代，他給出直截了當的判斷；對於社會趨勢，他歸納了政治、經濟、全球化、地緣政治、社會的思潮等十五個趨勢變化；對於通脹爲何長期平躺不起，他給出了自己令人信服的解讀。

邵宇認爲，儘管很多人認爲疫情遲早會過去，疫情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就是一次性的，但他的觀點與之不同，疫情可能會使全球的這些重大的趨勢產生一些比較大的變化，而全球都回不到過去的狀態

他認爲2020年這輪疫情的應對模式，和2008年不同，更不同於上個世紀的若干次危機，在歷史的長河裏，人類學會了不斷提升、改變、進化應對體系。這些變化導致了今年這輪應對的若干主要特點，框定了未來發展的方向，並且最終對不同資產的收益水平產生影響。

順着這些思路，他也對未來的投資機會、社會考驗闡述了自己獨到的見解。這些都是不容錯過的內容，所以我們有了這期的大師訪談錄。

01

未來的15大新趨勢

華爾街見聞：各位華爾街見聞的用戶大家好，歡迎來到新一期的大師訪談錄。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東方證券的首席經濟學家邵宇博士，邵宇博士曾任復旦大學國金系副主任、上海市寶山區發改委副主任，以及多家券商的研究首席。邵宇博士對宏觀有深入的研究，對資產配置也有獨到的見解。下面我們有請邵博，邵博好。

邵宇：主持人好。

華爾街見聞：今年大家經歷了不太尋常的2020，黑天鵝事件很多，全球化的很多進程也被影響了。在你看來，今年的疫情對整個全球化、對整個世界格局有什麼影響？

邵宇：我的觀點是這樣的，很多人覺得疫情遲早會過去，可能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就是一次性的，但我們可能會看得更重一點，我們覺得它可能會使全球的這些重大的趨勢產生一些比較大的變化。

我們最近做了一個系統的研究，我們覺得全球會在15個方向上發生趨勢性的變化，比方說政治、經濟、全球化、地緣政治、社會的思潮等等各個方面，也就是說我們把這次疫情視爲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分水嶺。

我們剛纔列舉的這麼多的趨勢中，比方說我們提到的15個趨勢，跟全球化有什麼關係呢？我覺得首先，全球化毫無疑問處在一個變化的過程中，這個趨勢其實之前已經存在了，特別是大型經濟體之間的非常劇烈的競爭，疫情是加劇了這樣一種競爭。未來，全球一體的產業鏈可能會變化，比方說它會出現近岸化、內卷化的特徵。

我們可能比較希望的是出現一個所謂A-1的產業鏈的格局，A代表美國，America。不管美國把產能放在哪個國家，都會產生貿易爭端，美國把很多產能放在越南，它覺得越南操縱匯率，所以只要終端需求是北美市場，放回北美就完了，生產呈現北美市場的近岸化的佈局。

但如果你的目標是全球的話，還要滿足除了美國以外的其他的需求，你可以按照一個最優化的全球的產業鏈或者供應鏈進行佈置，這是我們希望出現的A-1的結果。

但現在我們看到，其實可能會出現C+1的結果，C代表中國，China。比方說呼吸機、口罩等這些跟醫療相關的救命物資，很可能有一部分產能就回到各個不同的地區去，我們希望是A-1，而不是C+1的格局，但這種變化已經開始。這是我們看到的一個方面的影響。

另一方面，我們意識到大國的競爭在這次疫情以後變得非常激烈，它可能會形成一個集團化的趨勢，這可能會使得原來的整個產業鏈的分佈，包括原來的貨幣體系的完整性，受到一個比較大的影響。

未來，我們很難去追尋過去的全球化的甜蜜時刻。很多人以前會說跨國公司怎麼樣、資金流怎麼樣、貧富分化怎麼樣，在未來的話，這個格局在疫情以後肯定會有一個根本性的調整。

02

歷次大危機的共性和不同

華爾街見聞：我們回到疫情來，疫情現在被很多人定義爲百年一遇，也引發了全球央行的一個“危機式”的應對。如果我們比較這一次的疫情帶來的危機，以及1929—1932年的那一輪大危機、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的次貸危機，這幾次危機的共性和個性的特點分別是什麼？

邵宇：這是一個蠻好的研究角度，就是經歷過這麼多危機，我們究竟學到了什麼東西？每一次都會有一點不一樣，我們探索其中的差別究竟在哪裏。

在疫情高峯的時候，特別是疫情向全球擴散的時候，我們當時注意到，大家可能最悲觀的情況也就是1918年的疫情，也就是西班牙大流感，當時全球2/3的人感染，接近5000萬人死亡，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數據，因爲當時全球的人口也只有10多億。

那爆發經濟危機的1929年和現在差在哪裏呢？1929年還沒有凱恩斯主義！也就是沒有所謂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財政政策就是挖一個坑，然後再填上，是創造GDP的政策。當時還沒有，因爲凱恩斯主義是在那之後才慢慢開始流行的。

也有人比較的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當時跟現在相比的話不同在哪裏？當時還沒有學會印鈔，還沒有學會現在最時髦的MMT，就是所謂的現代貨幣理論，也就是當傳統的貨幣政策失效以後，通過央行無限的量化寬鬆的政策，使得金融市場保持資產價格的一個動量。所以其實每一次我們都在學習，比方說我們這次和2018年相比，我們有了所謂的DNA、RNA檢驗技術，我們很快，10天就知道了這個病毒的 DNA的結構。

2008年與今年的第二個重大差別是，這次我們有積極財政政策。這次疫情應對，美國首輪就是2萬億美元，讓人比較驚訝的是歐洲，它首期也掏了8500億歐元，後來又成立了一隻7500億歐元的抗疫基金。所以財政政策的話，歐洲比2008年積極很多。

但最重要的還是貨幣政策，就像你剛纔提到的，現在是無限量寬、無窮放水的政策。當然現在金融業都很高興，因爲大家是做金融生意的，流動性越多當然越高興。

所以這次的話應當說我們可以比較樂觀的原因在於，不管是在醫學科技上面，還是運用財政政策的熟練程度，以及我們對貨幣政策的無窮想象力方面，都比以前高明很多。

但這只是一個開始，也就是說很多時候都是一種應急政策，我們希望能夠熬過短期的經濟低迷，因爲本輪應對是一個Great Lockdown（大封鎖）。在這種情況下，經濟是完全停擺。

本輪危機中，各國的基礎設施其實沒有受到影響，當然人員會有傷亡，但總的死亡率其實還是不算高的，所以它終究會過去。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這些政策能夠在短期發揮作用的話，我相信我們一定程度上能夠比較平穩的度過現在這樣一個比較難困難的階段。

03

MMT既不“現代”也不“貨幣”

華爾街見聞：你前面提到了MMT理論，這好像也是西方投資界近階段爭議非常大的，很多大投資家發表觀點認爲，這會造成比較惡劣的通脹的結果。但另一些名家認爲問題不大。你怎麼看？

邵宇：MMT就是現代貨幣理論，但是就我自己來看的話，第一，它既不現代；第二，它也不是談貨幣的，主要是財政和貨幣的關係，第三、它也說不上是一種理論。

說白了，MMT是說所謂的債務和赤字化的原理，這個事情大家一直都在做，就是印鈔。過去一百年，各國都有印鈔，民國時期印過金圓券，也是一種貨幣化。

但現在差別在哪裏？差別在於現在印這麼多鈔票出來，通脹不會起來。而只是把資產價格打起來了。

這是爲什麼？因爲目前我們的通脹也就百分之二點幾，低的時候百分之零點幾。美國也是一樣的，現在美聯儲的前瞻指引要調到2.5%，別說2.5%，2%都達不到，什麼原因？

爲什麼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通脹一直困擾我們，而現在的話大家拿了錢不去買衛生紙、買菜，當然豬肉還會買一點，但是更多的是體現在房價和股價這類資產價格的上升？

另一個疑問是，如果貨幣沒法正常回收，而房價和股價有一個盡頭的話，會不會漲價壓力又重新回到CPI的領域，比如食品、比如日用品？

如果通脹就是上不來，我們國家的政策是不是可以更加激進、冒險一點呢？

現在看起來，MMT沒有被證僞。我的理解是什麼呢？這必須要回到歷史去解讀。

爲什麼20世紀90年代以後，全球都沒有出現嚴重的通脹？我的理解是全球化，包括中國提供的大額的產能導致的。中國提供的幾乎無限制供應的勞動力和人口紅利和全球資本的結合，它推動了一般製成品上是全面超額的供給。

也就是說現在什麼東西只要made in China，馬上就過剩。現在風靡都市的平衡車，在歐美它一臺賣12000元人民幣，生產商還掙不到錢。但在中國一臺賣700還能掙錢，就很生猛，對吧？這就是中國對全球的貢獻。

所以我的觀點是這樣，短期內通脹可能不會來，可能主要還是在資產領域。現在情況是，美國政府發了很多現金給美國老百姓，但他們不怎麼搶購食品，因爲不短缺，他們可能又去買房子、買股票。

但是5年以後、更長的許多年以後會怎麼樣，坦率地講，我們覺得可能會有一些風險。我們還在觀察。

華爾街見聞：一旦發現苗頭的話，各國央行都會面臨一個兩難抉擇？

邵宇：其實我覺得不難，尤其中國央行這次整個的流動性投放方面是比較有節制的，現在其實已經開始中性並且略微有所收縮了。

美國的話因爲美國的央行和其他央行不太一樣，它有一個比較囂張的特權，它可以印美鈔，印出來的美鈔可以發給其他國家。而其他國家的話，它只能內部消化，可能更多的會影響物價，而不是海外釋放。這裏面影響是不一樣的。

03

權益資產可以謹慎樂觀

華爾街見聞：既然現有的全球央行的貨幣政策對整個資產價格產生這麼大的影響，你怎麼看未來一段時間國際和國內資本市場的趨勢？

邵宇：首先聲明，以下是我個人的觀點，不代表我所在的機構，也不構成任何實質性的投資建議，只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大家都明白，任何一個風險資產的評估，是由三個因素構成的。第一就是所謂的基本面，就是每股盈利（EPS）。如果放大到一個經濟體，就是它的GDP的增速，這兩者之間是一個完全正相關的關係。

總體而言，基本面不是特別讓人樂觀，特別是發達經濟體，比方說美國，它的經濟增長是-10%，印度是負百分之三十幾，基本面沒法看，換句話說，EPS肯定沒法看了。

中國的話不太一樣，它是已經從坑裏爬上來了，所以它的盈利可能是在改善的，換句話說，它的GDP和EPS在三四季度都會有改善，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會把投資重點放到這一塊。

但同時，我們也強調EPS的彈性不大，它不可能漲個10%、再跌個10%，它大概只有2%、3%的這樣一個彈性。

第二個因素是流動性，它影響的是市盈率（PE）。如果你跟蹤從2015年到現在的全球的行情，會發現基本上都是估值推動的，因爲基本面不好或者只能說一般。因爲全球的貨幣政策還是比較寬鬆的，雖然美國有短期的一個加息，但很快就變成全面的流動性的釋放，所以流動性推動的行情特徵非常明顯。

但估值推動和基本面推動之間其實存在一個悖論，基本面如果好，比方說經濟在恢復，央行放水的節奏就會放緩。像剛纔我提到的中國央行的貨幣政策，其實已經有所調整，它在三季度可能就是一個觀察期。原來市場期望的一次到兩次的降準，可能在三季度就不可能會發生，時間可能要往後推。

第三個因素是風險偏好，風險偏好就是究竟刺激資產往正的方向走，還是往負的方向走。

比方說天下太平，大家都很高興、很嗨，你就去買股票了。如果地緣風險很大，各種摩擦、各種衝撞，甚至擦槍走火的話，大家就會覺得很緊張，這個時候你肯定就是拋棄風險資產而向質量飛翔，我們叫flight to quality（向安全投資轉移），買國債、買黃金、買低估值、買藍籌等等。

所以我們覺得未來的話，這三個因素會處於一個不斷調整的過程。大家也都明白11月3日是美國政治週期的一個高潮，在這之前可能會醞釀比較大的不確定性，這個不確定性可能會對風險偏好的形成一定的壓制，所以我們覺得可能在這個過程中還是要保持謹慎的樂觀，這樣可能更加適合目前這三個因素結合的一個狀態。

04

債券“雞肋”房產“糾結”

華爾街見聞：前面談到了中國一個很主流的資產——股票資產，其實還有債券，甚至還有房產，你怎麼看債券和房產？

邵宇：其實債券實際上主要是基於利率因素的，債券的調整比股票來得早得多。我記得應該是在陸家嘴論壇上，幾位一行兩會的領導，其實在釋放的是比較“鷹派”的信號。他們提到貨幣政策，包括流動性可能會有一定的修正，這樣的話其實債券市場反映得很明顯。現在也是這樣，債券整個的收益率其實是有上升的。

我們覺得在目前這個狀態下，只要沒有大面積的流動性釋放的話，可能對於債券來說都是一種觀望的狀態。當然這裏面分爲交易和配置，配置的話，可能10年期國債收益率到3%以上，就可以開始配置了；對交易來說，這裏面利差可能會比較小，所以它可能相對來說會比較雞肋一點，大家都已經觀察到了。

對房產的話，其實是比較糾結的。其實房產總體的價格是上升的，因爲很簡單，現在總量的流動性釋放肯定是有一部分去到經濟，有一部分去到虛擬經濟，包括股票和房子。房產的問題在於沒有東西可買，因爲現在都在限價、限購，進行各種各樣的調整，包括深圳這次的政策調整。

如果我們用廣義貨幣來衡量整個流動性釋放的過程，我看到最新的數據，8月的M2同比增長大概在10%左右，我們的經濟增長大概在3.5%左右，也就是說它多供應的流動性接近6～7個百分點，這在歷史的水平上都是比較高的，這個錢一定要有地方去。

美國就誇張多了，美國8月的M2同比增長應該是25%，我覺得這應該是美國曆史最高的同比增速。而美國的經濟增長是-10%，這兩者一減，30%的貨幣供應去哪？還能去哪？不是去推升股票，就是買房子，所以，美股和美國的房產都創下了新高。

這對我們來說這也是一個警示。現在美股做基本面投資、價值投資的人，可能感覺有點“麻煩”。因爲經濟和EPS沒法看，但估值提升實在太快。所以這出大戲怎麼收場，我們也不知道，我們還在觀察。

華爾街見聞：大家還有一個討論的重點話題——今年四季度疫情會不會再來第二波，經濟會不會出現第二輪的不確定性，不知道你怎麼看？

邵宇：這其實是一個醫學專家應該回答的問題。根據我們對各種各樣的醫學文獻進行的一個綜合分析，冬天，特別是進入秋冬季節，發病的概率是在增加的。但是會不會有第二波，要具體觀察。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防疫政策和海外的防疫政策基本上是完全不同的思路。總體而言，我覺得中國的特點，第一，大家比較“怕死”；第二，特別“聽話”。海外的話，特點就是既不怕死，也不聽話。這是兩個不同的邏輯在運行，當然也就兩個結果。

我們現在採用的方式，通過降低社會交流，尤其是降低人員交流的密度來完成。但這個考驗在於，我們還有很多留學生在海外，還有很多商務活動要進行。而海外的話基本上採用的是社會達爾文的方式，走羣體免疫的大邏輯，這其中的疫情結果的巨大缺口怎麼樣彌補，我們不知道。但是我們覺得如果有疫苗，或者有一些比較特效的藥物的話，可能會有助於問題解決。這裏面我覺得或許會有一些風險，但都是可以面對的。

05

中國有充裕的宏觀政策儲備

華爾街見聞：宏觀的儲備政策方面，不知道邵博你怎麼看，我們還有多少這樣的政策儲備？

邵宇：宏觀政策也簡單，主要就兩類，一個是總量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還有一個結構政策，也就是包括系統化改革的這樣一個制度性調整的政策。

貨幣政策空間有沒有？我覺得還是挺大的，因爲總體而言這次不像當年4萬億，當年4萬億的時候起，後來算一下，我們的M2增速要達到20%以上。今年沒有，雖然今年信貸也增加了不少，但今年總體比較謹慎，貨幣政策我們是留有空間的，爲未來留出一些彈藥。

再看財政政策，當年的4萬大概佔當年GDP的12%左右，過去十幾年了，現在我們GDP翻番了，大概100萬億，算大數的話，今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大概也就4萬億左右，佔GDP的4%不到，所以我們的政策空間比較大。

美國這次大概消耗了相當於它 GDP接近15%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就不用說了，因爲它在大概40天內釋放的流動性已經超過了過去10年的總和。所以你可以想象這個市場受到的衝擊，它相當於10倍的2008年次貸危機救市的資金量級，非常大。

但是更重要的，我覺得其實是結構性的調整。全球的許多國家都有結構性的問題，比方說美國，美國的貧富的分化、民粹的高漲救市問題。現在的美國總統是一個分裂者，他不光在國內，在全球都製造分裂，這其實對美國整個的結構性問題的改善是非常不利的。

中國現在提出雙循環，然後在覈心的土地、國有資本，以及戶籍等基礎上，還能不能夠挖出更多的這樣一些要素的供應，或者提升供應的效率，這也推動結構性的正向調整。我覺得我們的政策空間還是非常多的。

06

國際國內雙循環的機遇

華爾街見聞：你前面也提到了，今年我們國家關於經濟有個新提法，叫推動國際國內雙循環，這個提法蘊含的政策含義是什麼？和以往的一些政策提法有什麼區別？

邵宇：我是這樣理解的，其實雙循環一直在進行。比方說以前大家更多提的是國際大循環，國際大循環打個比方，就是發達國家的技術、資本進入中國，結合中國的勞動力紅利、土地，然後生產出來的東西供應給全球。

對於這樣一個全球大循環，我們掙的利潤只是很小一部分。最簡單的例子，比方說富士康，它生產出這麼多蘋果手機，中國需求購買了一部分，大部分是賣到全世界去，但最終出口都算在我們頭上，而我們其實掙的就是那麼一點血汗錢。所以這個是全球的大循環。

國際大循環有什麼好處？第一，我們的人口能量得到了激活，形成了大量的技術工人，這其實對製造業來說至關重要。第二，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學習了這些技術，比方說我們現在生產的手機比蘋果也不差。這也是我們從全球大循環裏學到的東西。當然，我們做了一些原始積累。

另外一塊就是國內大循環，我們的內循環的核心是什麼？大家說是不是就是買房子、車子？我們必須承認，內循環的一個重要的起點確實就是內需，也就是買房子，什麼樣的需求（量級）能比得上買一個房子、買一個車子？

房子、車子背後其實是我國城市化的進程。但現在是這樣，我們的城市化已經60%~70%了，這是一個蠻高的水平，再往後過程會放緩，它的結構會調整、它的重點會變化。現在關鍵是我們在這個進程中能不能啓動我們的新的需求。

我覺得如果談到的是國內大循環，它不僅僅是房子、車子，它應該從消費到供給、從生產到需求、從金融到實體，形成一個更爲流暢的環。當然我們巨大的市場是排在第一位的。同時，我們是不是有足夠的收入增長，來支撐我們消費開支的增長？這也是未來需要解決的。

我看到最近有一個好消息，中歐正在就雙邊投資洽談協議，爲什麼歐洲要跟我們談這個東西？因爲它想做我們的生意。如果中國的國內大循環能夠拉動全球的資源配置，包括我們內部的供給要素的升級，我們覺得這樣一種循環就意味着更高階段的一個雙向循環的開啓，這可能是更高水平的開放和資源的配置。當然這個過程需要突破很多的瓶頸環節。

華爾街見聞：你前面比較深度的闡述了國內雙循環的一個特點，在這個大背景下，哪些國內的產業會有比較多的機會？

邵宇：我覺得受益於國內大循環，包括雙向循環的互相加強的內容，可能會比較明顯的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內部的消費升級和分級。今年的消費有很多的特點，比方說海外消費有困難，所以人們把國內免稅店擠爆了。另外一塊的話，其實低端消費這塊的需求也很好。拼多多現在熱度也很高，大家都在拼，我經常收到這種大家一塊拼的邀請。

中國的整個收入結構，從下到上依次是6億、4億、4億的人羣結構。受疫情的影響，因爲流動性的滋潤，可能會有消費升級，所以包括豪宅、豪車、奢侈品可能有更多的消費的需求。包括像免稅這塊，其實生意都非常好。

第二，自主創新和製造業的升級。這不光是受疫情影響，包括全球化的新的格局，它可能會對未來全球的技術系統形成一個分類的效應。所以，我們可能會在很多技術方面做好提升的準備或者提高自主創新的能力。

第三，新基建，當然這其實是新舊基建的一個混合。新的基建裏面有很大一部分是數字基建。其實數字基建以前不叫基建，比方說5G、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這些以前叫產業政策，現在叫新基建。

這裏面我們覺得新舊基建有一個交錯的地方，舉個例子，智慧城市，比方說上海的交通這樣擁擠，特別是下班時候的南北高架，一下雨它完全崩潰了，就像一個大停車場。未來會怎麼做？能不能再架一層？上面這一層全部自動駕駛行不行？現在的技術條件下，在主城區可能做不到，但是在新的試驗區，就可以嘗試做雙層高架，下面正常開車，上面全部是物聯網的自動駕駛，這塊的空間不就打開了嗎？

你說這個是新的基建還是舊的基建，或者說兩者的混合？只有對這塊做出足夠的投資，未來的產業空間纔會打開。所以這塊也是比較重要的。

第四、線上化。這次疫情確實很大的改變了我們線下的生活。比方說現在大家對於大規模的聚會還是覺得有點害怕。我平時一年的話，這種線下的大型活動可能要參加100～200場，飛行大概在150～160次，但是今年到7月之前我一共就飛了兩次，我現在主要幹主播、直播這個活。這其實難以避免。這就是一個巨大的變化，轉向線上在疫情之後也是大勢所趨。

這塊我們特別強調，爲什麼呢？我們對4G、對移動互聯網的設想，無非就是大家每天刷刷微信、刷刷抖音，或者搞點電商。但如果未來是5G，包括人工智能賦能的5G系統，它就不是我們這70億個人的40億臺手機的連接。現在的話，我想我們中國人可能一個人有兩臺手機，全球的話其實也就那麼幾十億臺手機。未來你不是一天到晚刷微信或者刷抖音，而是在和你們家的智能冰箱、自動駕駛汽車、攝像頭等等這些智能元器件溝通，這是你的生活狀態。那個時候連接的元器件的量級是多少？你家裏的智能設備可能是10臺、20臺那麼多，所以它連接的元器件會成量級的放大。而這就是未來，也就是萬物物聯的這樣一個世界。

華爾街見聞：在這樣的競爭過程中，中國是更有優勢，還是相對來說會經歷更多考驗？

邵宇：我覺得對中國來說的話，挑戰是非常大的。當然我們有我們的優勢，我們做了一些積累，在一些技術方面也有領先地位，但畢竟大部分的技術或創新來自於外部。

以前的話，我們更多是學習、模仿和再生產，而在目前的大國競爭的環境下，這裏面難度肯定是大的。所以我們也啓動了各種各樣的技術的研發計劃，包括加大對基礎科技的研究。啓動一次新的技術革命沒那麼簡單，它需要更多的投入，包括需要對資本市場的整體改革來支持，才能完成這樣一個歷史使命。

07

全球4.0時代

華爾街見聞：有人說你是海派宏觀的研究者，你自己的研究體系是怎麼樣形成的，有哪些比較關鍵的事件或者人啓發了你？

邵宇：我覺得所謂海派的話，就是說它可能更多的願意從全球化的角度，從開放經濟的視角，去考慮我們自身的變化。

在研究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樣一個特點：中國近現代的每一次重大的變化，不管是起和落，其實都是跟全球有密切的聯繫。於是我們就做了一個系統的研究，這個研究我們就叫做全球化的1.0、2.0、3.0。我寫了一本書叫《全球化4.0》。

什麼叫1.0？1.0就是航海時代，航海時代主要指西方的大航海時代。裏面有個有趣的對比，我們自己也有航海時代，鄭和的航海時代比葡萄牙人探索世界要早50多年。

但是結果怎麼樣？我們航海了一圈，買了大象回來就結束了，然後就開始實行海禁。某種意義上說，可能就是因爲當時的主政者沒有海派的眼光，看不到正在劇烈變化的世界。所以喫了一個虧。這是全球化1.0。全球化1.0應該還是在明朝和清朝早期，我們喫虧的話不太明顯，因爲對手還不是那麼強。

我最近在看一本書，講馬戛爾尼和阿美士德兩次朝覲中國清朝的皇帝，一次在乾隆時期，一次在嘉慶時期，爲了磕頭的事情搞了半天，最後沒談成。本來是來談貿易的、因爲磕頭的事情，大家沒見上面，搞得很狼狽，現在想想很可笑。

然後就是全球做生意的時代。中國出口的是茶葉、絲綢，相當於奢侈品，當時英國、歐洲貴族都是以買到中國的瓷器、紅茶和絲綢爲傲。當時人家給我們的是什麼？是他們機器化生產的土布，那個布我們不要的，因爲我們有自己紡的布，我們不愛穿那個工業化生產的布，當時我們要什麼？要白銀。

其實和現在全球化下我們要美元是一樣的，我們現在儲備有4萬億的花花綠綠美元，其實就是一張紙，而且現在這個紙越印越多，也不值錢。我們拿了白銀，就進入到內循環了。我們拿白銀幹嘛？大家囤積了白銀，買地，跟現在買房地產是一樣的。

後來發現白銀也不夠中國人，於是有了鴉片戰爭，因爲它貿易平衡不了。所以我們跟全球有沒有關係？有密切的關係。鴉片戰爭之後，我們就進入了失去的150年。大家在近代革命史中應該都看到了。

我們從1840年開始，不斷的在觸底、尋底、摸底、觸底反彈的過程中循環，到現在整整三個甲子過去了。要看到更爲透徹的整個世界的變化，不只是研究我們自己的東西，我覺得是通過研究，更多的看清楚對方、看清楚我們，看清楚西方、看清楚東方。這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做出更爲適合自己的各方面的選擇，包括我們的現代化路徑，這可能是我們的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特色。

另外的話，也是幸運，能夠出生在上海這樣一個全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前沿，能夠目睹這樣一個巨大的變化，特別是現在的這一輪全球化3.0，它的高潮以及它慢慢退潮的過程。我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研究框架的一個重要的背景。在這個過程中，再來看中國內生的變化，我相信對很多東西的本質都能看得更加清晰。

08

如何戰勝印鈔機

華爾街見聞：你前面也提到了你最近的一個研究成果，就是（投資理財）要戰勝印鈔機，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戰勝印鈔機的思路？

邵宇：這講起來其實就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了。首先，要去衡量我們究竟是用什麼作爲我們投資的一個基準。如果跟CPI去比的話，沒什麼意義，因爲錢越多，用於衡量CPI的消費籃子裏的商品越少。

你掙1萬塊錢的時候，每個月喫20斤肉，你掙10萬塊錢的時候，難道會喫200斤肉嗎？不可能，所以用CPI作爲基準沒有價值。

現在CPI其實起不來。拉到40年來看的話，CPI的年化增長大概在5%左右。而我們的可支配收入在過去的30年裏，年化增長在10%左右。10%其實不低了，一般來說，能夠跑贏年化增長10%的，我看大概只有北上廣深的房價。

下一個比較主要的基準就是，流動性的派生速度，比如跟M2去比。M2的話，我們給出了一個大家能理解的概念，就是印鈔機。但這麼說其實並不科學，因爲它不是一個印鈔的過程，它是一個總量購買力釋放的過程，它是由央行的資產負債表擴張，以及商業銀行的廣義貨幣跟信貸的擴張疊加起來的。

但無論如何它產出來的M2，就是我們所有的錢，所有的購買力。它的年化很高，在過去的30年裏M2的年化增速是20%，什麼意思？就是說如果你每年掙不到20%，你就是個失敗者。

大家可以算算，有幾個人能做到每年掙20%？比方說你的工資，能每年加20%嗎？連續加30年，你不加到天上去了？當然也有這樣的，極少數。

你的投資能不能做到這一點？我們算了一下，比方說股票，中國這塊4000只股票，A股、港股、美股加在一塊，年化能夠達到20%的股票應該不超過40只。也就是說這個基準非常高。

當然你還得做投資，否則你就輸了，輸的意思就是生活在一個巨大的貨幣幻覺裏面，你沒有跑贏它。要跑贏它，你的年化就得在20%。

究竟怎麼樣跑贏？大類資產要進行再次平衡。當時我們研究下來，一般老百姓可以選擇的100多種投資裏面，只有5種能夠跑贏，當然什麼會跑贏，大家可以去看《如何戰勝印鈔機》。

未來的話，我們覺得這裏的配置比例要動態的調整，以後跑贏印鈔機的核心資產的類別可能會有比較大的變化。當然現在的好處，告訴大家，就是基準下來了，因爲現在M2的同比增長才10%，不像原來的20%。但現在收益也下來了，所以我們就必須要調整我們的配置結構，包括擇時的方法，守衛自己的核心資產，才能夠在未來戰勝印刷機。

華爾街見聞：好，謝謝邵博。

邵宇x大師訪談錄完整視頻

——————

合作、版權請聯繫華老師：13641705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