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目的論視角淺析保羅·維亞爾的《阿詩瑪》譯本的翻譯策略

【摘要】保羅·維亞爾是第一個將彝族長詩《阿詩瑪》介紹給世界的西方人，他不僅僅是傳教士，更是文化的傳播者，本文擬從目的論的角度淺談保羅·維亞爾在翻譯《阿詩瑪》時的翻譯策略。

【關鍵詞】目的論;阿詩瑪譯本;翻譯策略

一、研究背景

保羅·維亞爾在雲南彝族地區滯留了近30年，保羅·維亞爾不僅完成了他最初的傳教任務，更對彝族文化做了非常系統的調查研究，撰寫編著了很有代表性的作品。保羅·維亞爾是第一個向海外介紹《阿詩瑪》的人。

目前很多對《阿詩瑪》的翻譯研究多集中於英語或日語的版本，而對法語版本的分析幾乎沒有，對第一個翻譯《阿詩瑪》的保羅·維亞爾的版本的分析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本文擬從翻譯目的論的角度簡略分析一下保羅·維亞爾對《阿詩瑪》的翻譯策略。

二、理論背景及研究意義

傳統翻譯一般以“信”、“達”、“雅”作爲評判翻譯作品好壞的標準，基本上以原文本爲中心，把“原文中心論”作爲評價翻譯的最高標準，特別強調譯文與原文的對等性，認爲譯文就應該是原文語言符號的一種忠實轉換，特別是文學翻譯，尤其要忠實於原文。但隨着翻譯研究的“文化轉向”，翻譯理論同其他學科理論開始相互交叉，互補、互識，不僅擴寬了翻譯研究的研究視野，同時也爲其他學科的理論研究提供了獨特的視角。

與其他翻譯領域不同的是，長期以來文學翻譯一直強調對原文的忠實，即要做到“信”，因爲一部分學者認爲文學翻譯不具有明顯的目的性，所以否認了譯者對文學文本的再創造，然而，文學翻譯從某種程度上來講，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目的性的再創造工作。

現代翻譯理論認爲翻譯的根本性質和最終目的是文化之間的互動和交流，是對他族文化的闡釋和再現，通過譯者自身對源語文本的閱讀和理解，將源語文本中所表現的異族文化傳達給譯語文化。所以翻譯決不是簡單的語言層面上的語義轉化，也不僅僅是語言學意義上的生成形式，而是文化的雙向流動。

保羅·維亞爾到中國來的目的就是傳教，這是當時的西方人對非西方文化進行的人類學的考察活動之一，對他國實施殖民統治，因此傳播基督教精神的重要方式之一的翻譯活動打從一開始就具有了鮮明的意識形態的色彩。保羅·維亞爾對彝族文化和彝族長詩《阿詩瑪》的譯介活動本身就帶有鮮明的社會文化目的，可以從目的論的角度對保羅·維亞爾的翻譯活動進行研究，分析其翻譯策略，探討其如何在彝族地區成功實現中西方的跨文化交流。

三、保羅·維亞爾《阿詩瑪》的翻譯策略分析

翻譯不是無意識進行的，而是有目的的一種行爲，目的論就認爲翻譯是一種有目的性的行爲活動，這種行爲活動將決定譯者採取何種翻譯方法和策略。

現代翻譯理論認爲，翻譯不僅僅是不同語言符號的簡單轉換，同時更是文化的轉換，是從代表一種文化的語言表現形式轉換到代表另外一種文化的語言表現形式，從翻譯的目的和特色來看，它是思想層面上的交流;從功能方面來看，翻譯則承擔着傳播文化的作用。

《阿詩瑪》是在彝族中用撒尼語口傳的敘事長詩，它不單向我們講述了一個美麗且悲壯的愛情故事，更反映了撒尼人的生活習慣和風土人情。詩歌語言蘊涵着非常豐富的文化信息，而不同的民族卻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所以在翻譯詩歌時最困難的就是如何向異國的讀者傳遞原詩中那種含蓄而微妙的文化信息。所以就翻譯策略而言，在詩歌翻譯中主要存在着異化和歸化兩種翻譯策略。

（一）保羅·維亞爾譯本中異化策略的體現

異化和歸化翻譯法其實是直譯和意譯的延伸。異化翻譯法是從源語文化出發，使譯文突破目的語常規，保留原文中的異國情調，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由美國翻譯理論家勞倫斯·韋努蒂首先提出來的。異化要求“譯者儘量不驚動原作者，讓讀者向他靠近”，“把外國文本中的語言文化差異注入目的語文中，把讀者送到國外去。”[1]這種翻譯方法有利於保留源語文本中的異國情調，雖然給人感覺譯文會不流暢，但正是這種不流暢的風格，給讀者帶來了一種不同於閱讀熟悉的本族文化的新鮮感，可以更直觀地感受到和體驗到不同的價值觀。

保羅·維亞爾在彝區居住了近30年，作爲一個外國人，他熟悉當地文化，又通曉本國文化，這一優勢使得他在彝區傳教時得到了當地人的歡迎。他在向外介紹《阿詩瑪》時保留了彝族詩歌的特點——復沓。在他的書中明確的提到了彝族詩歌的這一特性：“（在他們的文學中）重複是非常常見的;如果要表達同樣的意思，作者就會使用同樣的句子。”[2]

《阿詩瑪》原詩中爲了表現阿詩瑪的母親看到自己女兒的成長的喜悅心情，原詩分別從阿詩瑪出生滿三個月開始，每一小節末尾都用了阿媽喜多少場的句式來表達母親看到女兒成長的每一步那種無以倫比的激動心情。而在保羅·維亞爾的譯文中也忠實的再現了這一重複形式：“阿媽喜兩場”——Le coeur de la mèretroisfois content;“阿媽喜三場”——Le coeur de la mèretroisfois content;“阿媽喜四場”——Le coeur de la mèrequatrefois content;“阿媽喜五場”——Le coeur de la mèrecinqfois content;“阿媽喜六場”——Le coeur de la mère six fois content……

彝族詩歌中經常用數字表達概數，常使用數字6，99，120來表達很多的意思。而這在法語中沒有對應的文化概念。所以在翻譯到數字的時候，保羅·維亞爾並沒有採用法國人熟悉的表達方式，而是沿用了彝族人民的表達，讓讀者直觀地感受到彝族的數字文化。比如，原詩中是這樣描寫阿詩瑪取名時的熱鬧場景：“女兒的父親，灌滿99壇酒，請來120名客。女兒的母親，挑選99朵花，請來120名客”[3]，保羅·維亞爾的譯文爲：Le père de la jeunefille/Remplitquatre-vingt-dix-neuf dames-jeannes; Il invite cent vingtconvives. La mère de la jeunefille/choisitquatre-vingt-dix-neuffleurs blanches; Elle invite cent vingtconvives.[4]這樣通過具體數字的翻譯，讓讀者彷彿親自到場感受到當時場面的宏大和熱鬧，也體驗到了彝族人天性熱情好客。

（二）保羅·維亞爾譯本中歸化策略的體現

歸化理論來自於美國交際翻譯理論家奈達，根據其理論，“歸化”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使目的語讀者做出月出發語讀者一樣的反應，主要強調譯本的交際功能，該理論認爲只有譯入語讀者獲得與出發語讀者一樣的信息才能說這個譯本是忠實的，是成功的。與異化不同，歸化理論是把原文作者請回來，在翻譯中採取歸化策略可以淡化原文的陌生感。

在保羅·維亞爾的譯本中可以找到“歸化”的痕跡。比如，在提到阿詩瑪的夫家和阿詩瑪家爲了要孩子去拜神時譯文中使用了lEsprit（Troisfoisil adore lEsprit;）這個詞，而沒有使用Dieu， Divinité這些通常用來表示神靈的詞語。這說明保羅·維亞爾作爲神職人員的專業性，他通過lEsprit一詞很好地將彝族人崇拜的神靈和基督教中提到的神靈進行了區分。因爲在天主教中，lEsprit指的是聖靈或者是聖神。根據教義上帝藉助聖靈和人類對話，聖靈只是上帝的三個位格中的第三位格，但絕非上帝。因爲保羅·維亞爾到中國的目的還是傳教，所以在向法語讀者介紹彝族文化時，使用lEsprit一詞能使教徒在閱讀時不至於出現混淆概念的情況。

又如在提到給阿詩瑪取名時的場景中，原文提到了阿詩瑪的父親用99壇酒宴請賓客，原文是這麼說的：女兒的父親，灌滿99壇酒”，保羅·維亞爾的譯文爲：Le père de la jeunefille/Remplitquatre-vingt-dix-neuf dames-jeannes，此處使用了dames-jeannes一詞，這個詞在法語裏面表示一種大肚玻璃瓶。誠然，當時的彝族人不可能使用玻璃瓶來裝酒，現在也沒有使用玻璃瓶，而是使用陶土做的大土罐，然則這種裝酒的容器在法國是沒有的，保羅·維亞爾就巧妙地使用了法國人日常常用的酒瓶dames-jeannes來暗示，讓讀者比較直觀的能理解原詩想要表達的意思。

四、保羅·維亞爾譯本中的其它策略

除了上述兩種比較明顯的翻譯策略外，保羅·維亞爾譯本中還存在其他的翻譯策略：

（一）音譯加註

因為保羅·維亞爾的譯本是來自口頭唱本，所以在譯本中爲了保持原文的特色，保羅·維亞爾在翻譯名詞時儘量的保持了原來的發音，比如提到阿詩瑪的名字時，原文是這麼寫的：Elle sappelleraChema（belle doré），此處的chema和普通話中的阿詩瑪的發音不太一樣，所以筆者推測此處應該是演唱這個版本的歌者口音的問題，或者是當時本地人對阿詩瑪的彝族發音，爲了讓讀者更直觀的理解這個名字的意思，保羅·維亞爾在後面還加註瞭解釋“美金花”，這也是學者黃建明推測這首節選詩來自《阿詩瑪》的證據之一。

對於詩中出現的地名，保羅·維亞爾也保留了原來的發音：Adjo， Jeka， Neka，這使得整首詩充滿了異域風格。

（二）模仿

前面提到了保羅·維亞爾譯本主要是根據彝族的口頭版本，不同的人在演唱時版本會有所變化，因此保羅·維亞爾譯本爲了保持口頭特色，在用語上也儘量的口語化，其次譯本的時態多以直陳式現在時爲主，體現了口頭的特點。同時爲了保持詩歌的流暢，在需要表示過去時態時，保羅·維亞爾使用了簡單過去時，在常規語法中，簡單過去時是不可能與直陳式現在時並用的，而在這個譯本里，保羅·維亞爾這樣使用，只能解釋爲是爲了保持詩歌行文的原有的節奏感。其次，在譯本里大量的使用了排比和重複的句型，比如：Enmontant au pays dAdjo/Enmontantjusquau haut; Troisfoisil adore lEsprit/Troisfoisil se prosternedevantlEsprit…/Troidfoisilssacrifient à lEsprit/TroisfoisilsadorentlEsprit; 這樣的處理方式是在模仿原詩中復沓的表現形式，同時也完整的再現了原詩的行文特點，原汁原味的傳遞了原詩的文學魅力。

意識形態決定翻譯的方式。通過對保羅·維亞爾的《阿詩瑪》譯本的翻譯策略分析，我們可以看出翻譯《阿詩瑪》並不是保羅·維亞爾最初的本意，在原文中，他也提到只是通過這首節選的詩來表現彝族的詩歌特點。其次，保羅·維亞爾對彝族地區文化的研究出發點還是爲了更好地在當地進行福音佈道，所以他對彝族文化的翻譯也是以此爲出發點，對《阿詩瑪》的其中幾個小節的翻譯也就顯得很質樸，並沒有非常精深的用詞和行文規範。但正是這一無心插柳的行爲，讓其翻譯正好體現了彝族詩歌中要表現的簡單，純潔和質樸的特點和特色。

參考文獻：

[1]黃建明.19世紀國外學者介紹的彝族無名敘事詩應爲《阿詩瑪》.民族文學研究.2001年第2期.

[2]Susan Bassnett.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M].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1994.

[3][4]Paul Vial. Les Lol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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