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千年封建王朝的統治下的思想基於儒家思想的控制，玄學始於老丹的《老子》，融合了儒家思想。每個朝代的思想意識主流不盡然相同，有以儒家禮教佔據，有以道家、法家思想貫穿。

魏晉南北朝在經歷了三國戰亂的紛爭，社會上玄學意識形態得到進一步的提升發展與當時的社會時事分不開，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兵戈亂世，爲何提倡無爲的玄學卻能發展壯大？

一、魏晉南北朝的玄學上下而求索

東漢末年，連年的戰亂使秦以來的四百餘年統一大業分崩離析，整個中華大地開始了長期的割據和混戰。鐵與血的殘酷現實成爲魏晉文人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信仰、價值、行爲準則等都陷入了深刻的危機。

人們痛切地感受到理想與現實的激烈衝突，多少仁人志士心懷天下的壯志被現實無情地擊垮，斷滅了士人在儒學正統薰陶下的對於政權的幻想與以天下爲己任的鬥志。

對人生的意義和個體存在價值的問題重新進行追問與反思，不再像兩漢那樣以外在的功業、品德、學識爲價值標準，而注重的是內在的思辨和精神氣度。這種"反思"意味着思想文化領域一場大的變革即將到來，是新舊時代交替發展的重要關頭。

儒學發展到東漢後期，其天命觀、讖緯迷信、名物訓詁等的種種價值規範都值得懷疑，無法提起學人在更高層次上的理論興趣。

隨着漢代政權的解體，儒學已日薄西山，於是，一種以重建社會價值體系、協調社會秩序、尋找個體生命價值的需要爲共同目的的新學說玄學逐漸形成。

二、魏晉玄學與竹林七賢的玄風思潮

"玄"取《老子》"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玄學以崇尚自然恬淡、虛靜幽眇的老莊哲學爲思想基礎，兼收儒學的思想精華，是一種具有強烈思辨色彩的理論。與其說玄學是一種神祕莫測的玄虛之學，不如說它是一種窺視人生本體意義的極富情致的學問。

玄學的出現標誌着在兩漢佔統治地位的儒學開始走向沒落，而玄學便隨着人的覺醒的主題曲，逐漸佔據了思想的主流。就思想意識的解放程度而言，魏晉完全可以與先秦媲美，人們衝破了儒家爲爭得功名而克己復禮的束縛，靈魂得到了空前的救贖。

在玄學之風盛行和人的全面覺醒的大背景之下，自曹操提出超道德觀念的用人標準開始，名士們高談老莊，談玄析理、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引發了對於人格美的推崇。

從《人物誌》到《世說新語》，反映了從以政治功利爲標準，到對人物精神風貌的審美品評的轉變。魏晉玄學一方面繼承了道家"自然"即道性本體的觀點，一方面又將自然與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命本真聯繫起來，是對漢代理論思維的進一步發展。

在玄學發展的不同階段，玄學家因其所處歷史環境與學術發展之不同，其本體論呈現出不同的姿態，其所重視的本體概念也略顯不同。又因魏晉時期畢竟爲中國哲學本體論自覺之早期階段，不同於宋明儒之本體論，故其本體概念的使用也顯示出多樣、龐雜的特點。

將玄學觀念落實爲具體的人生態度和思維方式，則不能不說竹林七賢。竹林七賢開啓了玄風思潮。竹林七賢中的何晏和王弼，不僅以妙善玄言的談風獲得時人推崇，更主要的是二人在玄學理論上的建樹爲魏晉玄學的發展起了開山之功。

何晏有着濃厚的文人色彩，不但精於《老》、《莊》，又有文集。玄風的思潮是對"獨尊儒術"的統治思想發起的一次具有超越性的挑戰，所有這一切都是大一統政治崩淸的必然結果，又似乎都在爲思想領域醞釀着一次異於前代的變動。

魏末時期，曹爽被殺，司馬氏政權的血腥和殘暴將與正始名士同期的竹林名士推向了深淵，竹林名士在理想與現實的衝突中，在苦悶和悲憤中，避世竹林，釀成了一場竹林玄風。

在曹魏政權執政時期，竹林名士的父祖依存於該政權，傳統的忠君觀念，使他們和曹魏政權產生一種難以割捨的情感，正始年間曹氏和司馬氏爲控制朝政而爆發的激烈黨爭，給他們上了生動的一課，他們既不願意成爲父祖的逆子，成爲曹魏政權的戴臣，又不願意爲了所謂的名節而與強權對抗，步何晏等人的後塵。

兩漢以名教治天下，統治者利用各種名節、儀禮爲工具來達到控制或約束的目的，無形中制約人的性情，在遵行禮教的原則下，人的情感逐漸被忽視，甚至以禮抑情，造成人性的扭曲，也出現守禮無真情的現象，禮教漸漸喪失其真性，淪爲一種表面的形式。

到了魏晉個體覺醒的時代，情禮之爭被激化，情的價值超越禮，成爲最高的社會價值。老莊思想以忘情，超越現實爲目的，而魏晉士人爲了達到情感的宣洩與釋放。

當士人建立在儒家思想範式下的人生理想與行爲規範逐漸被打破時，任情便成爲一種時尚。所謂任情就是以自我爲中心，不約束自己的情感，讓情感自由解放，這可視爲當時魏晉士人崇尚自然，標榜自我主義，反禮教的重要標誌。

形成於司馬氏集團的血腥殘暴中和高壓統治下的竹林玄風，是竹林名士以傳統儒家的濟世精神爲懷在濟世理想遭遇殘酷現實後所引發的憂世情懷和憤世情結，是一種面向莊學思想的轉化。

他們反對以禮制情，反對禮法制度對人性的扭曲、對真情實感的壓抑和摧殘。他們張揚個性，追求理想的生存狀態，視任情自然爲理想的人生境界。竹林七賢都是魏晉時期的隱士，殘酷的政治造成死傷無數。

士人普遍存有憂生之嗟，恰好隱逸可以滿足士人內心的空虛、恐懼、寂寞，在與世隔絕的生活世界裏，他們能盡情享受大自然、自由、快樂、平靜，這些都是時代和官場所無法賦予的精神需求。

隱居是爲求志、全道、鎮躁、圖安、動概、激情，能達到涵養心靈、成全心志、避害遠禍的目的。在不願違背理想的前提下，唯有遠離政治，隨心所欲，隱居於自然、田園、山野才能達到全生全志的目標。

三、玄學之風是古人精神的塑造

玄學爲士人們提供了拋卻塵俗、思想馳騁的極佳方式，他們將玄學融於遊覽山水的實踐活動當中，傾注對生命的熱忱和對自然的崇敬，在突出審美主體情感的同時，也肯定了審美對象的獨立性。

此時，個體的解放和思想的活躍可謂空前，加之受佛家關於體悟思空的思維方式的影響，一反漢代繁瑣論證、引經據典的固定模式，從重直覺轉變爲重意念，標誌着中國哲學史上的一次重大轉變。

這股玄學風是大一統政權下個性的極端被壓抑所形成的巨大社會反彈力，它在漢魏之際的思想解放運動中迸發出來，形成不可抗拒的追求人性自由和個性解放的時代潮流，衝擊着自秦漢以來形成的禮教制度。

人在這場個性解放的浪潮中所發出的呼聲和所表達的訴求，對於過分傾斜於羣體價值的儒家思想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對於大一統政治的專制傾向是一種合理的矯正；同時也是對道家思想的繼承和轉化。

特別是士人的理想人格經過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以及中朝名士的調整，最終在東晉定格爲"外玄內儒"的模式，強烈地影響着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魏晉人追尋自己的理想人格的過程中，也實現了自身的生命價值，這同時也是審美活動與日常生活中所要體驗和尋覓的終極價值目標。

魏晉風度之所以能夠具有極大的感召力，其內在原因就是以玄學家和藝術家爲代表的魏晉士人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這種思想和品德顯露在極爲險峻的政治歷史環境，就愈發地張揚出人的魅力，因而彌足珍貴。

魏晉玄學強調個體精神、人格的純任自然，追求超出於外物、倫理、慾望的獨立生命和價值。士人們在追求外在超越的同時又注重內在超越，充滿着濃郁的人文情懷，這一特點使魏晉玄學具有了濃厚的美學意味，這是魏晉玄學與先秦兩漢哲學的不同之處。

魏晉玄學是中國哲學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股哲學思潮，它不僅直接承襲了老莊道家學說，糾正了兩漢經學的弊病，也爲宋明理學提供了思想資源，成爲宋明理學的哲學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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