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距今也不算太久，涌现出无数奇人异事，所以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明朝那些事儿》的火爆，也是一个例证。这本书比较偏向于正史，很多趣闻也未能收入。今天小珏就想说一说明朝中晚期的王宗沐与王士琦父子。

王宗沐是浙江临海人，根据年谱考证，他是“章安王氏”的“郡城派”，也是最兴盛的一支。然而，这个家族数代不涉仕宦，在封建社会中并不引人注目，直到王宗沐在嘉靖年间考上进士，才使得家声大振。

王宗沐在朝为官时，职位虽不高，但往来的朋友名气却很大。“后七子”领袖李攀龙、王世贞都是他的好友。他在多个地方出任过布政使，政务方面的记载平平，但在文化教育方面颇有建树。比如江西白鹿洞书院在当时已经式微，经过王宗沐的重修，再次焕发了活力。

后来，王宗沐的父亲去世，他按制度丁忧，编订了大量书籍，比如敬所文集》30卷、《奏议》4 卷、《江西大志》8卷、《海运志》2卷、《海运详考》1卷等等。但最出名的，应该还是史学著作中的重头戏《宋元资治通鉴》64卷。这部书按照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体例，记载了宋元两朝四百多年的历史。虽然内容简单了一些，但比较准确可靠，相比王宗沐在编订中是采取了宁缺毋滥的态度。

小珏怀疑，就是在编订这部关于宋史的过程中太过投入，太过入迷，导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所以，《临海县志稿》记载：

宗沐督学广西，梦天帝以韩魏公畀己，故以为名。

这说的是王宗沐曾经梦见天帝将韩琦赐给自己，于是他以为自己的儿子是宋朝宰相转世投胎。这个儿子，就是他的次子，因为韩琦字稚圭，所以王宗沐将儿子取名为王士琦，字圭叔。

韩琦可不是泛泛之辈，虽然北宋时名相辈出，赵普、司马光、王安石等人都比他的名气较大，但小珏始终认为，此公应为北宋执牛耳级别的宰相。即便是在北宋，“文能安邦，武能治国”的通才并找不出几个。

在不到20岁时，韩琦就以榜眼通过可科举考试，起点就超过了绝大多数人。他担任谏官时，铁骨铮铮，三年内上七十多道弹劾同僚的奏疏，特别是“片纸落去四宰执”让其声名大噪，百姓拍手称快。年轻的时候，他与范仲淹共守西陲，抵御西夏，得到了这样的评价：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老年时，他担任宰相十年，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特别是两次皇位交替时，都曾经起到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小珏也曾专门写过文章，如果不是韩琦的老成持重，恐怕当时的北宋也将会遭受血雨腥风。

王宗沐是史学大家，给儿子取这个名字，应该不光是梦境的传言，而是对韩琦的崇敬。时势造英雄，虽然他的儿子王士琦没有像韩琦那样起到过安邦定国的作用，但也确实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之才。

王士琦在万历年间考上进士，踏入了官场。他是以文官出身，却意外地参与了万历三大征中的两次战争，成为了非常出名的“边帅”。

1599年，明代贵州播州世袭土司杨应龙谋反，由于明朝毫无准备，战争形势一塌糊涂。时任重庆太守的王士琦不畏危险，单枪匹马前去招抚。杨应龙心怀叵测良久，当然不肯罢休，但王士琦拖延了时间，让明朝做好了充足准备，为播州之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更牛的是，他还毫发无损归来，并以功劳升四川按察副使。

在此之前的几年，王士琦早就活跃在朝鲜之役中。他当时的官职是山东参政，挂监军参政。他既不是主帅，也不是战将，所以名气既不能与李如松、麻贵比，也不能与刘綎、陈璘比，但他却在关键时刻稳定军心，力挽狂澜。

那是在全州之战时，刘綎军进攻失利，心灰意冷。主将如此，士兵更是毫无斗志。此时的王士琦大怒，将刘綎的下属捆绑问罪，杀鸡儆猴。刘綎这才又惊又惧，死战到底，这才有了以后克粟林、夺曳桥的胜利。（监军参政王士琦怒，缚其中军，綎惧，力战破之——《明史刘綎传》）

《明史》虽然没有给王士琦单独列传，但在其它人的记载中，这种事情还不少。这说明王士琦发挥了监军的职责，为朝鲜之役的胜利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当时在朝鲜的威望，并不亚于刘綎、陈璘，当他归国是，当地百姓还“勤金石而垂丹青”，在全州立《去思碑》作为纪念。

1954年，王士琦墓在临海被发现，并且出土了一百余件金器，其中二十多件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王氏父子在历史上颇有清名，临海当地还有“十伞巷”的遗迹，这些文物都是因为朝廷念及他的功绩，特地“赐祭葬”的。他的父亲王宗沐的偶然梦境，定下了王士琦一生为国尽忠的基调。他也不负父望，终成国之栋梁。

今天小珏聊了两个历史人物，分别是宋朝的韩琦和明朝的王士琦。宋朝和明朝都是汉人建立的两个王朝，都曾经有文化繁华，经济发达的顶峰，也有过扼腕叹息的结局。它们迷人的经历，让后人追索。现在平台与书店搞活动，推出的书籍都相当便宜，小珏特意精选了宋朝和明朝的两套书，全部正版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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