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嘉庆年间开始，清廷的中枢机构军机处有个不成文的规矩，最为忌讳额满。即军机上原本是六位大臣，但通常只有五人在位。不然，其中必有人流年不利，或身死或获罪等大变故。五人中通常是三位满人，两位汉人。两位汉军机又以籍贯划分为南方人和北方人。

同治六年十月，李鸿章的会试同年，丁母忧复起出任礼部侍郎的沈桂芬被擢升为军机大臣。原本，沈桂芬当军机大臣是不太够格的，由于另一位汉军机李鸿藻是河北保定人，而他则是占了籍贯江南吴江的优势，属于南方人，因而得任。

沈桂芬为官清廉，敢于担责，深得慈禧太后的信任，逐渐在军机大臣中崭露头角。到了光绪初年，文武兼备的满军机文祥去世，遗缺总理衙门大臣被沈桂芬兼任。时恭亲王奕倦政，李鸿藻是清流翰林们的领袖，不屑与外人打交道，另两人宝鋆、景廉碌碌无为，尸位素餐而已。所以，军政重担皆落到沈桂芬一人头上，在国是决策中掌握了绝对话语权。因而时人认为，沈桂芬是有清以来第一位掌握中枢实权的汉人大臣。

左边第一位即沈桂芬

沈桂芬先后当了十五年军机大臣，最后死于任上。其间虽然位高权重，亦伴随无数的宦海风波，最为惊险的一次，莫过于差点被赶出军机处。根据清代笔记小说记载，同治皇帝死去的那晚，忙作一团的军机大臣们各有分工。沈桂芬、宝鋆、李鸿藻等人商议办丧和去醇王府迎立光绪帝继位，文祥则负责撰写向天下人宣告同治已死，迎立光绪的“哀诏”、“恩诏”。

那时，文祥已经病入膏肓，提不起笔，适逢工部尚书兼步军统领的荣禄在旁，便自己口授让荣禄代笔。按惯例，荣禄执笔写诏是越权行为，但他还是按照文祥的吩咐动笔了。荣禄写到一半，进来一个人，正是沈桂芬。他看到荣禄擅动枢笔拟旨，脸色大变，心里既气又恨，原本属于自己的权力被剥夺了。沈桂芬不恨文祥，却从此惦记上了荣禄。

荣禄其人风度翩翩，讲究穿衣吃饭，是满人中有名的俏郎君，也有传言他是慈禧太后的“莲花六郎”。他生性警觉，知道沈桂芬是个心胸狭隘的人，今晚过后必定会想办法报复自己，因而决定先下手为强。

到了光绪四年，贵州巡抚黎培敬调任回京，遗缺空了下来，一时没有合适人选。军机大臣和垂帘听政的两宫太后在朝堂上议事时，慈禧忽然说道：“贵州巡抚着沈桂芬去吧！”众人乍听此言皆吓了一跳，沈桂芬时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充任军机大臣，官居一品，兼且并无过错，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外放到贵州当二品巡抚。所以，这个决定遭到宝鋆和恭王的竭力反对。后来，慈禧也觉得自己的决定近乎于荒唐，她原本对沈桂芬映像不坏，便以勇于接受臣下纳谏的姿态，收回了成命。

荣禄

有惊无险的沈桂芬叩头谢恩后，回到军机处跟同僚们聊起此事，叹息说：“空穴来风，风由何处起？”大家细细回忆起来，近几日朝中大臣除了荣禄外，并没有人被慈禧单独召见过。沈桂芬也怀疑是荣禄在其中捣鬼，苦于没有真凭实据，于是想到了与荣禄关系亲密且是换帖的兄弟，前往荣禄处打探消息。

这个人就是时任左都御史、同光两朝帝师的翁同龢。那时，翁同龢并不满足现有官职，他渴望的是进入军机，执掌朝政。因而私下里和老乡沈桂芬走得很近，希望通过他的援引成为军机大臣。翁同龢经过数次旁敲侧击，并大骂沈桂芬的出色演技，得到了荣禄的信任，终于获悉荣禄给沈桂芬挖坑的详细经过。随即转身到了沈桂芬府上，将把兄弟荣禄给卖了。

这年年底，京城大旱，人心浮动，屡有盗抢案发生。有御史上奏指责说京师治安不靖，是由于步军统领衙门镇压不力导致。于是，光绪的生父醇王奕譞建议调动武卫军入卫京师。此举遭到了荣禄的反对，便又把靠山醇王给得罪了。沈桂芬从中看到了机会，他向两宫太后提出自己的看法说，荣禄身兼数职，无法集中精力专注京师的治安。不如把他的工部尚书和内务府大臣两个职位暂时免除，只保留步军统领的专职，想必京畿周围很快就会人心安定。

荣禄挨了这个闷棍有苦难言，他的警觉告诉他，自己被翁同龢出卖了。沈桂芬敢于在两宫太后面前打击报复，就是最好的证明。醇王自从奏调武卫军一事被荣禄否决后，也不再是他的靠山，指望不上。心灰意冷的荣禄遂称病辞官，闲居在家。

沈桂芬虽然攻倒荣禄，却始终担心他在京中与王公大臣们关系密切，说不定哪天就会卷土重来，决定继续落井下石，找机会把他赶出京城。不久，西安将军出缺，沈桂芬力保荣禄出任，得允。同治七年，沈桂芬病死。次年，翁同龢心愿得偿，入值军机处。荣禄自被排挤到西安至甲午战争爆发十多年里，官职始终没有变动。其心中对沈桂芬、翁同龢的怨恨可想而知。

“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临朝训政，荣禄以大学士、直隶总督的身份出任军机大臣。而支持新政的翁同龢则被打倒，革职罢官回乡，并勒令地方官严加看管。有清一代的帝师中，诸如朱珪、杜受田、李鸿藻等人生前极受皇帝礼遇，死后皆被赐以“文正”的美谥。唯有翁同龢下场最惨，可见荣禄对他的怨毒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