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级的黄武军没来上学。

前一天，他的作业一塌糊涂，写的字自己都不认识。老师气得冲他嚷：“三年级了不识字，四年级上去了照样不识字。家长出去打工是为了什么？”黄武军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每年3月初到10月底，父母都要去新疆打工拾棉花。

上午空闲的时候，赵宏智来到黄武军的家。在老师面前，奶奶开始抱怨孙子不乖，“这里晃一下，那里晃一下”，只有爸爸回来时才听话。“你妈妈只念到小学二年级，出去拾棉花都不会记账，全家人都不会记。”奶奶试图用家人的境遇说服孙子好好学习，黄武军耷拉着脑袋，小声啜泣。

赵宏智开导奶奶：“孩子肯定心里委屈嘛！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

另一边，学校的英语老师李香兰边吃饭边抱怨：“这不是老师的问题，这是家庭教育的问题！”赵宏智和她探讨，“现在我们以完成作业为出发点，但这有没有可能是恶性循环呢？如果以完成作业为目的，我们有没有别的方式？”

在硙子坝小学，赵宏智是这所村小的“救火队长”、协调员，也是所有人的伙伴。3年前，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主任赵宏智一头扎进深山，在硙子坝小学担任顾问，开始了一场改变乡村教育的实验。

到乡村去

硙子坝藏在群山深处，这个甘南村庄被称为“悬在木轱辘上的村落”，时至今日村民们仍然使用原始的木轮牛车劳作。外人进山，要先乘火车到甘肃天水或岷县，再乘汽车至宕昌县城，经两小时的山路才能辗转来到硙子坝。1500人的村庄仅有1/3的人口常年在村居住，且多为老人和孩子。

赵宏智来到硙子坝时已是冬天。

小学的门窗破破烂烂，教室没有暖气，全校106名学生要挨着冻上课。校园中没有自来水管道也没有食堂，孩子们喝不到热水，中午也不能在学校吃饭。老师的条件同样艰苦，宿舍用煤炉勉强取暖，午餐只能吃方便面。

更让赵宏智觉得糟糕的是，7名授课教师多是过去的民办教师，工资低、教学积极性差。“极度偏远的山村学校条件艰苦，年轻老师不愿来，只有老教师把这里当作养老的学校。”

赵宏智做的第一件事是将自来水接入校园，这件在城市中只需要一星期时间就能完成的事情，在这里困难重重。

由于地处海拔超过两千米的深山，气候寒冷，入水和排水管道必须要挖深坑埋在地下。起初赵宏智想找人帮忙挖管道，但工人要么说做不了，要么报价虚高。

赵宏智只能自己动手，买了地钻机，趁课余时间去挖坑。实在缺少帮手，赵宏智会花些钱请家长帮忙。最终，八十多米的地下入水管道和两百多米的排水管道他花了三个月才完成。

硙子坝有8个社4个自然村，不少学生上学需要早上5点出发，步行一个多小时到学校，中午无法回家吃饭。“冬天吃了冷的不会生病吗，一生病他就不来读书了，不读书成绩就上不去，这是一个循环。”

赵宏智说服校长建食堂。高原寒冷，不适宜建设永久建筑，赵宏智就搭起了板房，买食堂设备。学校没有专门的厨师，他以前在部队里当过司务长，如今在学校里又当起了大师傅，每天给学生、老师做饭。

学生们很少洗澡，赵宏智又搭了一间板房，买了电热水器等设备，定期带孩子们洗澡。教室门窗破烂，教师宿舍破破烂烂，赵宏智自己去改建，加装保温层。“基本找不到人做，只能自己搞。”

硬件改造工程磕磕绊绊，用了接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当地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花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些事情，但赵宏智觉得，吃饭、洗澡不仅是习惯的养成，也关乎最基本的尊严。

教育实验

在硙子坝，大家习惯叫赵宏智“老赵”。

老赵是成都人，当过9年兵，转业后进入中国农业银行四川分行营业部做了6年职员，后来又在成都的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当执行经理。在外人看来，这是一条安稳富足的生活轨道。但城市按部就班的生活让赵宏智觉得不舒服，他想去过另外一种生活。

2008年，他偶然在网上看到一个招聘支教志愿者的帖子，他当即决定辞掉投资公司的高薪工作，来到云南省玉龙县巨甸镇路西完小支教。

路西完小是一所寄宿制乡村小学，学生们大多是留守儿童，与全国大多数村小类似，教室、宿舍残破不堪，师资短缺。赵宏智在那里代三、四年级的数学课。一年的支教期很快过去，随着撤点并校，路西完小的老师数量增加了，赵宏智觉得自己应该到更需要志愿者的乡村去。

他支教的第二站是甘肃省宕昌县兴化乡扎扎路教学点。赵宏智加入了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长期支教团，成为基金会驻宕昌县长期志愿者分队队长。

扎扎路村教学点座落在一个山坡空地里，教室、厕所各一间。20个男孩、8个女孩，最大的13岁，最小的4岁，只有语文、数学两门课程。赵宏智觉得这样的教育机械且呆板，他教孩子们唱歌，带领孩子们修建花园、美化校园。

儿童节前的周末，他跑到县城买了很多玩具和糖果，趁夜色偷偷布置教室，第二天组织孩子们唱歌、跳舞、表演节目，尽情狂欢。

2011年，赵宏智成为西部阳光基金会阳光童趣园项目主管，在全国各地的乡村学校中推动公益项目落地。在实践中他渐渐体会到，乡村教育很难依靠单一的公益项目实现转变。2017年，已经成为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的赵宏智决定回到宕昌，在硙子坝开展一场关乎乡村教育未来的实验。

在硙子坝小学，赵宏智没有任何公立学校行政头衔，他的身份是顾问，很多决策他无法自行决定，需要与校长协商。在推动项目落实的时候，赵宏智尽量不去干涉公立学校的体系化管理。

但冲突依然存在，在校长眼里，赵宏智规划的艺术、健康类课程对成绩评比无益，而老师们的绩效工资以学科成绩为依据。作为顾问，赵宏智无法强制要求老师们开设艺术、健康类课程，只能身体力行地去影响其他老师，在有空时主动去上相关课程，带动其他人一起构思课程未来。

改造学校的资金也需要赵宏智筹措。除了西部阳光基金会最初投入的10万元资金，赵宏智自己又贴进去37万，每月1万5千元的工资几乎所剩无几。赵宏智曾想过引入公益项目支持，但学校情况复杂，而公益项目往往是单项支持，很难推动整体的改变，“每个公益项目都有专项资金，所以没有非限定资金支持，我只能自己掏钱。”

在硙子坝，捉襟见肘的时刻经常存在。纪录片《在乡村》曾长期跟拍赵宏智在硙子坝的教育实践，片中心理治疗师郭畅建议赵宏智种种菜，舒缓负面情绪。由于海拔和气候的原因，在硙子坝种菜要建菜棚保温，但赵宏智甚至拿不出建菜棚的钱，“要等下个月发了工资才能建起来”。

一己之力

在硙子坝，60%的年轻人都去新疆、内蒙等地拾棉花，或是去建筑工地做重体力活，留守在家的孩子们和老人们生活在一起，缺少交流和关注。赵宏智觉得，在乡村学校，老师应该补位，承担一部分关怀的责任。

每年的开学季、毕业季，赵宏智会带着老师们给学生办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开学典礼上，家长们被邀来参观校园，赵宏智向他们讲解食堂、浴室、游戏室的如何运转。毕业典礼上，每位毕业生都能领到一枚银质纪念章。

赵宏智觉得，乡村教育最大的问题是对人的忽视，乡村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学校教育没有关注到孩子的成长，而这些活动能够从小培养孩子们的仪式感，让深山里的孩子通过教育和社会交往方式实现连接。

两年多的时间，孩子们越来越不怕生，会整理自己的仪容仪表。有志愿者来硙子坝，孩子们主动跑上前打招呼，说“小姐姐你真漂亮”。

宕昌县教育局协调招聘了几名年轻的特岗教师，给硙子坝带来了新鲜血液，但是年轻教师压力很大。“要赚钱，要买房子，他们自己都不开心，怎么让孩子开心？”遥远封闭的山村，很容易让人悲观倦怠。赵宏智能做的是尽量改善教师们的生活条件，陪伴他们。

悲观、低落、疲惫同样贯穿着赵宏智的生活。“没有人和你有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话题，甚至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一个人在那里，怎么去抗衡呢？”

谈起乡村生活，赵宏智内心纠结。“面对生活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放弃，第二个是热爱。我没得选，只能去热爱。”赵宏智觉得幸福的回忆是短暂的，面对日常生活的苟且才是常态，而他创造幸福的方式是每年出国转一转，潜潜水。疲惫、失落暂时在海水中溶解、消散，离水上岸，再回到硙子坝，回到现实生活。

十年之功

赵宏智曾希望有更多伙伴能够来到硙子坝，在乡村学校长期耕耘下去。但目前为止，他仍然是那所山村学校最孤单的探路者。

2019年，他正式受聘21世纪教育研究院农村中心主任。赵宏智觉得自己的身份从“行动者”变成了“行动者+研究者”。硙子坝成为农村中心位于陇南的办公室，他在一线的实践和感想成为最鲜活的样本，帮助同事们探索未来乡村教育的种种可能。

最艰难的依然是协调外部资源和资金。“目前依然是资源和资金很紧缺的阶段。疫情之后，公益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项目都在发生变化，找资源更难了。”

现在，赵宏智对于在硙子坝建设团队不再执著。“大家生活的压力已经很大了。没必要强迫别人像我一样，一定要在农村待着。”但他仍然决定继续待下去。

“一所学校发生改变至少需要六年，经过一个小循环才能看见有机的变化”。赵宏智的目标是十年，他不确定等他离开后，学校的会不会又滑向过去的轨道。但他希望能够在十年中激活乡村学校中的人，进而转化为内生动力。

2014年，21世纪教育研究院发起了“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旨在各地乡镇及以下学生人数不足200的小规模学校搭建交流与成长的平台。截至2020年5月，小规模学校联盟共有29个省份的1554所农村小规模学校，区域联盟及教师自组织14家。

硙子坝小学是这些小规模学校的代表，赵宏智觉得，硙子坝的突围实际上是乡村小规模学校的突围。“如果不在一线冲锋，就没有人能顾及得到这些学校里的孩子。”赵宏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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