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級的黃武軍沒來上學。

前一天，他的作業一塌糊塗，寫的字自己都不認識。老師氣得衝他嚷：“三年級了不識字，四年級上去了照樣不識字。家長出去打工是爲了什麼？”黃武軍和奶奶生活在一起，每年3月初到10月底，父母都要去新疆打工拾棉花。

上午空閒的時候，趙宏智來到黃武軍的家。在老師面前，奶奶開始抱怨孫子不乖，“這裏晃一下，那裏晃一下”，只有爸爸回來時才聽話。“你媽媽只念到小學二年級，出去拾棉花都不會記賬，全家人都不會記。”奶奶試圖用家人的境遇說服孫子好好學習，黃武軍耷拉着腦袋，小聲啜泣。

趙宏智開導奶奶：“孩子肯定心裏委屈嘛！不要給他太大的壓力。”

另一邊，學校的英語老師李香蘭邊喫飯邊抱怨：“這不是老師的問題，這是家庭教育的問題！”趙宏智和她探討，“現在我們以完成作業爲出發點，但這有沒有可能是惡性循環呢？如果以完成作業爲目的，我們有沒有別的方式？”

在磑子壩小學，趙宏智是這所村小的“救火隊長”、協調員，也是所有人的夥伴。3年前，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中心主任趙宏智一頭扎進深山，在磑子壩小學擔任顧問，開始了一場改變鄉村教育的實驗。

到鄉村去

磑子壩藏在羣山深處，這個甘南村莊被稱爲“懸在木軲轆上的村落”，時至今日村民們仍然使用原始的木輪牛車勞作。外人進山，要先乘火車到甘肅天水或岷縣，再乘汽車至宕昌縣城，經兩小時的山路才能輾轉來到磑子壩。1500人的村莊僅有1/3的人口常年在村居住，且多爲老人和孩子。

趙宏智來到磑子壩時已是冬天。

小學的門窗破破爛爛，教室沒有暖氣，全校106名學生要挨着凍上課。校園中沒有自來水管道也沒有食堂，孩子們喝不到熱水，中午也不能在學校喫飯。老師的條件同樣艱苦，宿舍用煤爐勉強取暖，午餐只能喫方便麪。

更讓趙宏智覺得糟糕的是，7名授課教師多是過去的民辦教師，工資低、教學積極性差。“極度偏遠的山村學校條件艱苦，年輕老師不願來，只有老教師把這裏當作養老的學校。”

趙宏智做的第一件事是將自來水接入校園，這件在城市中只需要一星期時間就能完成的事情，在這裏困難重重。

由於地處海拔超過兩千米的深山，氣候寒冷，入水和排水管道必須要挖深坑埋在地下。起初趙宏智想找人幫忙挖管道，但工人要麼說做不了，要麼報價虛高。

趙宏智只能自己動手，買了地鑽機，趁課餘時間去挖坑。實在缺少幫手，趙宏智會花些錢請家長幫忙。最終，八十多米的地下入水管道和兩百多米的排水管道他花了三個月才完成。

磑子壩有8個社4個自然村，不少學生上學需要早上5點出發，步行一個多小時到學校，中午無法回家喫飯。“冬天喫了冷的不會生病嗎，一生病他就不來讀書了，不讀書成績就上不去，這是一個循環。”

趙宏智說服校長建食堂。高原寒冷，不適宜建設永久建築，趙宏智就搭起了板房，買食堂設備。學校沒有專門的廚師，他以前在部隊裏當過司務長，如今在學校裏又當起了大師傅，每天給學生、老師做飯。

學生們很少洗澡，趙宏智又搭了一間板房，買了電熱水器等設備，定期帶孩子們洗澡。教室門窗破爛，教師宿舍破破爛爛，趙宏智自己去改建，加裝保溫層。“基本找不到人做，只能自己搞。”

硬件改造工程磕磕絆絆，用了接近一年的時間才完成。當地人不理解他爲什麼花這麼大的力氣做這些事情，但趙宏智覺得，喫飯、洗澡不僅是習慣的養成，也關乎最基本的尊嚴。

教育實驗

在磑子壩，大家習慣叫趙宏智“老趙”。

老趙是成都人，當過9年兵，轉業後進入中國農業銀行四川分行營業部做了6年職員，後來又在成都的一家投資諮詢公司當執行經理。在外人看來，這是一條安穩富足的生活軌道。但城市按部就班的生活讓趙宏智覺得不舒服，他想去過另外一種生活。

2008年，他偶然在網上看到一個招聘支教志願者的帖子，他當即決定辭掉投資公司的高薪工作，來到雲南省玉龍縣巨甸鎮路西完小支教。

路西完小是一所寄宿制鄉村小學，學生們大多是留守兒童，與全國大多數村小類似，教室、宿舍殘破不堪，師資短缺。趙宏智在那裏代三、四年級的數學課。一年的支教期很快過去，隨着撤點並校，路西完小的老師數量增加了，趙宏智覺得自己應該到更需要志願者的鄉村去。

他支教的第二站是甘肅省宕昌縣興化鄉扎扎路教學點。趙宏智加入了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長期支教團，成爲基金會駐宕昌縣長期志願者分隊隊長。

扎扎路村教學點座落在一個山坡空地裏，教室、廁所各一間。20個男孩、8個女孩，最大的13歲，最小的4歲，只有語文、數學兩門課程。趙宏智覺得這樣的教育機械且呆板，他教孩子們唱歌，帶領孩子們修建花園、美化校園。

兒童節前的週末，他跑到縣城買了很多玩具和糖果，趁夜色偷偷佈置教室，第二天組織孩子們唱歌、跳舞、表演節目，盡情狂歡。

2011年，趙宏智成爲西部陽光基金會陽光童趣園項目主管，在全國各地的鄉村學校中推動公益項目落地。在實踐中他漸漸體會到，鄉村教育很難依靠單一的公益項目實現轉變。2017年，已經成爲西部陽光基金會祕書長的趙宏智決定回到宕昌，在磑子壩開展一場關乎鄉村教育未來的實驗。

在磑子壩小學，趙宏智沒有任何公立學校行政頭銜，他的身份是顧問，很多決策他無法自行決定，需要與校長協商。在推動項目落實的時候，趙宏智儘量不去幹涉公立學校的體系化管理。

但衝突依然存在，在校長眼裏，趙宏智規劃的藝術、健康類課程對成績評比無益，而老師們的績效工資以學科成績爲依據。作爲顧問，趙宏智無法強制要求老師們開設藝術、健康類課程，只能身體力行地去影響其他老師，在有空時主動去上相關課程，帶動其他人一起構思課程未來。

改造學校的資金也需要趙宏智籌措。除了西部陽光基金會最初投入的10萬元資金，趙宏智自己又貼進去37萬，每月1萬5千元的工資幾乎所剩無幾。趙宏智曾想過引入公益項目支持，但學校情況複雜，而公益項目往往是單項支持，很難推動整體的改變，“每個公益項目都有專項資金，所以沒有非限定資金支持，我只能自己掏錢。”

在磑子壩，捉襟見肘的時刻經常存在。紀錄片《在鄉村》曾長期跟拍趙宏智在磑子壩的教育實踐，片中心理治療師郭暢建議趙宏智種種菜，舒緩負面情緒。由於海拔和氣候的原因，在磑子壩種菜要建菜棚保溫，但趙宏智甚至拿不出建菜棚的錢，“要等下個月發了工資才能建起來”。

一己之力

在磑子壩，60%的年輕人都去新疆、內蒙等地拾棉花，或是去建築工地做重體力活，留守在家的孩子們和老人們生活在一起，缺少交流和關注。趙宏智覺得，在鄉村學校，老師應該補位，承擔一部分關懷的責任。

每年的開學季、畢業季，趙宏智會帶着老師們給學生辦開學典禮、畢業典禮。開學典禮上，家長們被邀來參觀校園，趙宏智向他們講解食堂、浴室、遊戲室的如何運轉。畢業典禮上，每位畢業生都能領到一枚銀質紀念章。

趙宏智覺得，鄉村教育最大的問題是對人的忽視，鄉村的社會環境、家庭環境、學校教育沒有關注到孩子的成長，而這些活動能夠從小培養孩子們的儀式感，讓深山裏的孩子通過教育和社會交往方式實現連接。

兩年多的時間，孩子們越來越不怕生，會整理自己的儀容儀表。有志願者來磑子壩，孩子們主動跑上前打招呼，說“小姐姐你真漂亮”。

宕昌縣教育局協調招聘了幾名年輕的特崗教師，給磑子壩帶來了新鮮血液，但是年輕教師壓力很大。“要賺錢，要買房子，他們自己都不開心，怎麼讓孩子開心？”遙遠封閉的山村，很容易讓人悲觀倦怠。趙宏智能做的是儘量改善教師們的生活條件，陪伴他們。

悲觀、低落、疲憊同樣貫穿着趙宏智的生活。“沒有人和你有共同的愛好、共同的話題，甚至沒有共同的價值觀，一個人在那裏，怎麼去抗衡呢？”

談起鄉村生活，趙宏智內心糾結。“面對生活有兩種選擇，第一個是放棄，第二個是熱愛。我沒得選，只能去熱愛。”趙宏智覺得幸福的回憶是短暫的，面對日常生活的苟且纔是常態，而他創造幸福的方式是每年出國轉一轉，潛潛水。疲憊、失落暫時在海水中溶解、消散，離水上岸，再回到磑子壩，回到現實生活。

十年之功

趙宏智曾希望有更多夥伴能夠來到磑子壩，在鄉村學校長期耕耘下去。但目前爲止，他仍然是那所山村學校最孤單的探路者。

2019年，他正式受聘21世紀教育研究院農村中心主任。趙宏智覺得自己的身份從“行動者”變成了“行動者+研究者”。磑子壩成爲農村中心位於隴南的辦公室，他在一線的實踐和感想成爲最鮮活的樣本，幫助同事們探索未來鄉村教育的種種可能。

最艱難的依然是協調外部資源和資金。“目前依然是資源和資金很緊缺的階段。疫情之後，公益領域關注的重要議題、項目都在發生變化，找資源更難了。”

現在，趙宏智對於在磑子壩建設團隊不再執著。“大家生活的壓力已經很大了。沒必要強迫別人像我一樣，一定要在農村待着。”但他仍然決定繼續待下去。

“一所學校發生改變至少需要六年，經過一個小循環才能看見有機的變化”。趙宏智的目標是十年，他不確定等他離開後，學校的會不會又滑向過去的軌道。但他希望能夠在十年中激活鄉村學校中的人，進而轉化爲內生動力。

2014年，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起了“農村小規模學校聯盟”，旨在各地鄉鎮及以下學生人數不足200的小規模學校搭建交流與成長的平臺。截至2020年5月，小規模學校聯盟共有29個省份的1554所農村小規模學校，區域聯盟及教師自組織14家。

磑子壩小學是這些小規模學校的代表，趙宏智覺得，磑子壩的突圍實際上是鄉村小規模學校的突圍。“如果不在一線衝鋒，就沒有人能顧及得到這些學校裏的孩子。”趙宏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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