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是当代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人口数目最多的一个民族，而“汉族”之所以称为“汉族”，这与汉朝有着重要的联系。

在中国古代，没有一个朝代能像汉朝一样有这样多的中兴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孝宣之治、光武中兴…… 这其间汉朝大败匈奴、联结西域震慑了整个欧亚大陆，在汉朝强大的国力统治下，古代中原地区的人都自豪地称自己为汉人，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汉朝情结的一个表现。

一、汉朝情结对唐朝诗人诗歌创作影响的原因

汉朝情结能对唐朝诗人的创作产生影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社会环境客观因素和个人情感主观因素。

首先来看客观原因：

在唐政权还没有完全建立的时候，它与遥远的汉朝就已经有了某种程度上的呼应。

鉴于隋朝末年的暴政，当时的起义军也好，地方割据势力也好，都视隋朝为秦朝第二，也都把自己看成是秦末逐鹿中原的豪杰之一。

当以李渊为首的关陇贵族逐渐掌握战争的主导权，有了统一天下的气势时，很多人又不失时机地将李渊比为创建汉王朝的刘邦。

这使得唐朝的统治者从一开始就将自己的王朝与汉朝相比拟，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宗汉心理。这种宗汉心理也弥漫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形成了唐人的“汉朝情结”。

从唐高祖李渊开始，唐朝的统治者对汉朝积极的政治措施秉持着“心向往之”的态度。

虽然初唐在一些具体的行政制度上，如三省六部制、科举取士制等，是继承隋朝的，但在施政心态上却跨越了隋朝，甚至跨越了之前的魏晋南北朝，而直承汉朝。

在唐朝历代皇帝颁布的诏令制诰中，几乎随处可见对于汉朝制度、人事的赞美和效仿之情。

初唐统治者的宗汉心理引发了文士们的响应。

王勃在他的著作《大唐千岁历》中率先提出了以“五德始终说”为基础的“唐承汉统说”。 将魏朝至隋朝一律划为非正统时期，而主张唐朝直接继承汉朝，以“土德”继“火德”。

这种主张不断地影响后人，以至于武后时期的李嗣真和玄宗朝的崔昌都上书请求立周、汉朝的后人为二王，立商、周、汉的后裔为三恪，以表示本朝对汉朝正统的直接继承。

在玄宗天宝元年，朝廷下诏立汉皇后裔为二王、三恪之一，还在长安城内建周武王和汉高祖的祠庙。这就是唐人宗汉心理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如果说夏、商、周这些唐人心目中的正统王朝距唐人太远，史料又复阙如，使得这些王朝在唐人心目中仅仅是个美好的符号的话，那么汉朝在唐人的心目中则更加清晰，赞美、效仿起来也就更加有章可循了。

而且随着宗汉心理由上层统治者向下层文士扩散发展，唐人就不仅批判地继承汉代表面的制度、法规之类的东西，而是主要着重于学习汉人那种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立业精神，和能容纳一切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各种异域文化的恢弘气度。

唐诗中的“汉朝情结”也就随之更加深化发展了。

再来看主观因素。

唐朝诗人文学创作的汉朝情结表现出的情感主要为三种：

其一，对历史的重视与反思。

唐朝人对记录汉朝历史的史书的兴趣超过了任何一代，唐太宗时期，国立文学馆内设博士专门教授《史记》与《汉书》。

有唐一朝也涌现出了大批钻研汉朝史书的著作，有人做过统计，唐人的这类著作不下二百卷。唐高宗还因为太子李贤进献所注《后汉书》而特地褒奖。这些关于汉朝历史的研究成果无疑地促进了敏锐的诗人们对汉朝历史的重视与反思。

其二，追求委婉的表达。

中国古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提倡“含蓄”，评注《诗经》的“温柔敦厚”可以看成古典诗歌的一个审美特质。

即使是抒发激情豪情的诗作，也要在结尾表露出情思绵长的意味，否则就会被指责为太露筋骨，毫无余味。

唐朝诗人利用汉朝人事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就成为很多唐朝诗人的选择。虽然唐朝的诗论者也表达过对过度堆砌典故的不满，但有更多的人表示出对恰当运用汉典的赞赏。

其三，对汉代文士的肯定。

唐朝诗人对汉朝文士积极入世或明智避世分别都有着赞同和欣赏，对那些才华横溢却命运坎坷的汉人更是感到同情，甚至在诗中引为异代知己。

无论是辞赋家还是散文家、大儒，只要是富有才华的汉人，都在唐诗中占有一席之地，被唐人们歌颂着、怀念着。唐朝诗人对汉人优秀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肯定。有的便由肯定发展到了继承、效仿。

很多五七言古诗，尤其是初唐时宫廷文人创作的诗歌，都受到汉赋很深的影响。从其诗中宏大壮阔的全景画面、铺陈排比的繁复事物、铺张扬厉的写作手法都能隐约看出汉赋的影子。

汉朝情结对唐朝诗人诗歌创作影响的具体表现

在唐朝诗人的笔下，无论是咏怀心志，还是酬奉赠答，还是指评时事，很多诗句中都活跃着汉朝的人事，这些人事要么寄托着诗人的感情、希望，要么隐喻着诗人不想或无法直陈的时事。

唐朝诗人在选择写入诗中的汉朝人事时，眼界十分开阔。举凡帝王将相、将军豪杰、文坛奇才、才子佳人，乃至军国大事、骚人愁思、边地风光，无一不可入诗，无一不可为我所用以抒一己之情怀。

二、总结起来，唐诗的“汉朝情结”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形式：

其一，将本朝直呼为“汉”。

唐朝诗人在写作诗歌时，难免会涉及到本朝的事件、人物，无论是表达赞美之情，还是寓托讥讽之意，诗人们都极少直接采用本朝的名号——“唐”，而是用“汉”来代替。

可以说，在唐诗中，“汉皇”、“汉宫”、“汉将”等词语比比皆是。这其中相当数量的“汉”，并不是在描述汉朝汉事，而是被唐朝诗人借用来代指本朝。

其中最为大家耳熟能详的就是白居易《长恨歌》中的“汉皇重色思倾国”和“闻道汉家天子使”了，这两句里的“汉”都在代指“唐”。

将本朝直呼为“汉”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唐朝诗人们的抒情之作中，而且也出现在唐朝廷臣们拟定的告祭宗庙或神庙的乐章中。

在唐代宗广德年间续造的《享太庙乐章·惟新舞》中就有“汉祚惟永”的诗句，以“汉”代“唐”来表达对本朝的赞美与期许。

这说明，以“汉”来代指本朝，已是为朝廷所认可的一种意识，已经不是单纯的艺术层面的显示，而是带有政治色彩了。

其二，借用汉朝名物指称本朝名物，以示典雅。

在很多情况下，唐朝诗人放弃使用本朝对官职、宫室、地点等的称谓，而选择使用汉朝时对应的名称，从而显现出历史感与典雅感。龙城是汉时匈奴的地名，是匈奴首领们祭天和举行重大集会的地方。

到了唐朝诗人的笔下，“龙城”便成为边地的代称，也用来指称敌人的巢穴所在。王昌龄有首脍炙人口的《出塞》，其中就有“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的诗句。

其三，表明自己的心迹、行藏时，比附汉代人物。

唐朝，尤其是盛唐的士子进取心很强，有着很浓的入世意识。他们渴望加入朝臣的行列，指点江山，致君于尧舜。可仕途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如果出身寒门，无人汲引，那么在朝堂上是难以有所作为的。

所以有很多人将目光投向塞外，渴望立功边塞，在刀光剑影中博取足以封妻荫子的功名。汉朝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投笔从戎、立功西域从而封侯的班超，年少请缨、壮志满怀的终军等人，成为唐朝诗人慷慨立志时的绝佳比拟人物。

韦应物《始建射侯》中的“一朝愿投笔”，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情感。

不同阶段汉朝情结对唐朝诗人诗歌创作的影响

三、唐朝的不同时期汉朝情结对唐朝诗人的创作影响是不同的

初唐诗人们，尤其是宫廷诗人们，沉浸在王朝刚刚建立的喜悦中。他们往往以帝王的诗作作为自己创作的风向标，在唱和酬酢中展现自己的诗才。

当唐初的帝王，尤其是太宗皇帝在御制诗中表达自己以汉朝帝王自比的豪情时，身边的文学侍从在自己的诗中也自然要将当朝皇帝比为创造两汉盛世的君主。

这时候的诗作中也会流露出对汉朝统治者的否定之意，如太宗皇帝在《帝京篇十首》中咏叹：

“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

还在《临洛水》一诗中慨叹：

“岂必汾阴曲，秋云发棹歌”

这并不是他真的认为汉武帝的“汾阴之宴”真的要不得，而是基于自己缔造清明世界，君臣得以共享欢乐的自豪心理。

盛唐诗歌中的一般性的奉答酬酢诗、咏怀抒情诗及咏物咏史诗依然延续了初唐时期的“汉朝情结”，在一些典型的政治、社会事件、地点上选用汉朝人事来比附本朝。

而这一时期 “汉朝情结”在边塞诗歌的表现，则有了十足的发展与演进。

在盛唐的边塞诗歌中，诗人不但与初唐诗人一样，借汉朝名将来比拟本朝将领，借汉军的胜利来歌颂本朝的武功，而且他们选取的汉事更为宏大，气势更加凌厉。如王昌龄《从军行七首》中的：

“不破楼兰终不还”

安史之乱前后持续近八年，给社会生产生活带来沉重的打击，许多还沉浸在盛世美梦中的诗人被惊醒。这个时期的诗人在以汉人自比的时候，往往少了份豪气，而多了份沉郁。

同样是以扬雄作比，杜甫就没有初唐王绩的从容自得，他在《堂成》一诗中写道：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就反映了自己面对时局消沉的心理。

在歌咏汉时才子的诗中，也往往将重点放在他们怀才不遇、命途坎坷的一面，而不是热情地歌颂才华了。

晚唐诗中“汉朝情结”的表现，基本延续了中唐诗的风格，程式化现象依然突出。如果说有什么突出的表现的话，那就是咏史诗了。

晚唐诗人对政局的失望，对现实的不满，使得他们诗中的讽刺性大大增强，而其中艺术性较强的诗作，尤其是咏史诗，往往会借助对汉朝史事的评价委婉地表达对现实的讥刺。比如杜牧的《月》：

“三十六宫秋夜深，昭阳歌断信沈沈。”

结 语

唐诗大量采用汉典，表现出强烈的“汉朝情结”，这就把把汉朝那段辉煌的珍贵的历史，用极富艺术意味的方式梳理、表现出来，而且使之与另一个盛世——唐朝的史实交相辉映。

唐诗的这一艺术特色也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乃至整个的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后世常常“汉、唐”并称，与唐诗的“汉朝情结”不无关系，而且经唐诗整理过的汉朝典故越来越为大家熟知，使得中华民族很多优秀的民族精神能够以更为艺术、更为精炼的方式传承下去。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