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族是當代中國五十六個民族中人口數目最多的一個民族，而“漢族”之所以稱爲“漢族”，這與漢朝有着重要的聯繫。

在中國古代，沒有一個朝代能像漢朝一樣有這樣多的中興盛世局面：文景之治、孝宣之治、光武中興…… 這其間漢朝大敗匈奴、聯結西域震懾了整個歐亞大陸，在漢朝強大的國力統治下，古代中原地區的人都自豪地稱自己爲漢人，這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漢朝情結的一個表現。

一、漢朝情結對唐朝詩人詩歌創作影響的原因

漢朝情結能對唐朝詩人的創作產生影響的原因主要有兩個，社會環境客觀因素和個人情感主觀因素。

首先來看客觀原因：

在唐政權還沒有完全建立的時候，它與遙遠的漢朝就已經有了某種程度上的呼應。

鑑於隋朝末年的暴政，當時的起義軍也好，地方割據勢力也好，都視隋朝爲秦朝第二，也都把自己看成是秦末逐鹿中原的豪傑之一。

當以李淵爲首的關隴貴族逐漸掌握戰爭的主導權，有了統一天下的氣勢時，很多人又不失時機地將李淵比爲創建漢王朝的劉邦。

這使得唐朝的統治者從一開始就將自己的王朝與漢朝相比擬，逐漸產生了濃厚的宗漢心理。這種宗漢心理也瀰漫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形成了唐人的“漢朝情結”。

從唐高祖李淵開始，唐朝的統治者對漢朝積極的政治措施秉持着“心嚮往之”的態度。

雖然初唐在一些具體的行政制度上，如三省六部制、科舉取士制等，是繼承隋朝的，但在施政心態上卻跨越了隋朝，甚至跨越了之前的魏晉南北朝，而直承漢朝。

在唐朝歷代皇帝頒佈的詔令制誥中，幾乎隨處可見對於漢朝制度、人事的讚美和效仿之情。

初唐統治者的宗漢心理引發了文士們的響應。

王勃在他的著作《大唐千歲歷》中率先提出了以“五德始終說”爲基礎的“唐承漢統說”。 將魏朝至隋朝一律劃爲非正統時期，而主張唐朝直接繼承漢朝，以“土德”繼“火德”。

這種主張不斷地影響後人，以至於武后時期的李嗣真和玄宗朝的崔昌都上書請求立周、漢朝的後人爲二王，立商、周、漢的後裔爲三恪，以表示本朝對漢朝正統的直接繼承。

在玄宗天寶元年，朝廷下詔立漢皇后裔爲二王、三恪之一，還在長安城內建周武王和漢高祖的祠廟。這就是唐人宗漢心理在政治制度上的反映。

如果說夏、商、周這些唐人心目中的正統王朝距唐人太遠，史料又復闕如，使得這些王朝在唐人心目中僅僅是個美好的符號的話，那麼漢朝在唐人的心目中則更加清晰，讚美、效仿起來也就更加有章可循了。

而且隨着宗漢心理由上層統治者向下層文士擴散發展，唐人就不僅批判地繼承漢代表面的制度、法規之類的東西，而是主要着重於學習漢人那種積極進取、昂揚向上的立業精神，和能容納一切有利於自身發展的各種異域文化的恢弘氣度。

唐詩中的“漢朝情結”也就隨之更加深化發展了。

再來看主觀因素。

唐朝詩人文學創作的漢朝情結表現出的情感主要爲三種：

其一，對歷史的重視與反思。

唐朝人對記錄漢朝歷史的史書的興趣超過了任何一代，唐太宗時期，國立文學館內設博士專門教授《史記》與《漢書》。

有唐一朝也湧現出了大批鑽研漢朝史書的著作，有人做過統計，唐人的這類著作不下二百卷。唐高宗還因爲太子李賢進獻所注《後漢書》而特地褒獎。這些關於漢朝歷史的研究成果無疑地促進了敏銳的詩人們對漢朝歷史的重視與反思。

其二，追求委婉的表達。

中國古代詩歌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提倡“含蓄”，評註《詩經》的“溫柔敦厚”可以看成古典詩歌的一個審美特質。

即使是抒發激情豪情的詩作，也要在結尾表露出情思綿長的意味，否則就會被指責爲太露筋骨，毫無餘味。

唐朝詩人利用漢朝人事來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就成爲很多唐朝詩人的選擇。雖然唐朝的詩論者也表達過對過度堆砌典故的不滿，但有更多的人表示出對恰當運用漢典的讚賞。

其三，對漢代文士的肯定。

唐朝詩人對漢朝文士積極入世或明智避世分別都有着贊同和欣賞，對那些才華橫溢卻命運坎坷的漢人更是感到同情，甚至在詩中引爲異代知己。

無論是辭賦家還是散文家、大儒，只要是富有才華的漢人，都在唐詩中佔有一席之地，被唐人們歌頌着、懷念着。唐朝詩人對漢人優秀的文學作品充滿了肯定。有的便由肯定發展到了繼承、效仿。

很多五七言古詩，尤其是初唐時宮廷文人創作的詩歌，都受到漢賦很深的影響。從其詩中宏大壯闊的全景畫面、鋪陳排比的繁複事物、鋪張揚厲的寫作手法都能隱約看出漢賦的影子。

漢朝情結對唐朝詩人詩歌創作影響的具體表現

在唐朝詩人的筆下，無論是詠懷心志，還是酬奉贈答，還是指評時事，很多詩句中都活躍着漢朝的人事，這些人事要麼寄託着詩人的感情、希望，要麼隱喻着詩人不想或無法直陳的時事。

唐朝詩人在選擇寫入詩中的漢朝人事時，眼界十分開闊。舉凡帝王將相、將軍豪傑、文壇奇才、才子佳人，乃至軍國大事、騷人愁思、邊地風光，無一不可入詩，無一不可爲我所用以抒一己之情懷。

二、總結起來，唐詩的“漢朝情結”主要有以下幾種表現形式：

其一，將本朝直呼爲“漢”。

唐朝詩人在寫作詩歌時，難免會涉及到本朝的事件、人物，無論是表達讚美之情，還是寓託譏諷之意，詩人們都極少直接採用本朝的名號——“唐”，而是用“漢”來代替。

可以說，在唐詩中，“漢皇”、“漢宮”、“漢將”等詞語比比皆是。這其中相當數量的“漢”，並不是在描述漢朝漢事，而是被唐朝詩人借用來代指本朝。

其中最爲大家耳熟能詳的就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漢皇重色思傾國”和“聞道漢家天子使”了，這兩句裏的“漢”都在代指“唐”。

將本朝直呼爲“漢”的現象，不僅僅出現在唐朝詩人們的抒情之作中，而且也出現在唐朝廷臣們擬定的告祭宗廟或神廟的樂章中。

在唐代宗廣德年間續造的《享太廟樂章·惟新舞》中就有“漢祚惟永”的詩句，以“漢”代“唐”來表達對本朝的讚美與期許。

這說明，以“漢”來代指本朝，已是爲朝廷所認可的一種意識，已經不是單純的藝術層面的顯示，而是帶有政治色彩了。

其二，借用漢朝名物指稱本朝名物，以示典雅。

在很多情況下，唐朝詩人放棄使用本朝對官職、宮室、地點等的稱謂，而選擇使用漢朝時對應的名稱，從而顯現出歷史感與典雅感。龍城是漢時匈奴的地名，是匈奴首領們祭天和舉行重大集會的地方。

到了唐朝詩人的筆下，“龍城”便成爲邊地的代稱，也用來指稱敵人的巢穴所在。王昌齡有首膾炙人口的《出塞》，其中就有“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的詩句。

其三，表明自己的心跡、行藏時，比附漢代人物。

唐朝，尤其是盛唐的士子進取心很強，有着很濃的入世意識。他們渴望加入朝臣的行列，指點江山，致君於堯舜。可仕途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如果出身寒門，無人汲引，那麼在朝堂上是難以有所作爲的。

所以有很多人將目光投向塞外，渴望立功邊塞，在刀光劍影中博取足以封妻廕子的功名。漢朝一些著名的人物，如投筆從戎、立功西域從而封侯的班超，年少請纓、壯志滿懷的終軍等人，成爲唐朝詩人慷慨立志時的絕佳比擬人物。

韋應物《始建射侯》中的“一朝願投筆”，表達的就是這樣的情感。

不同階段漢朝情結對唐朝詩人詩歌創作的影響

三、唐朝的不同時期漢朝情結對唐朝詩人的創作影響是不同的

初唐詩人們，尤其是宮廷詩人們，沉浸在王朝剛剛建立的喜悅中。他們往往以帝王的詩作作爲自己創作的風向標，在唱和酬酢中展現自己的詩才。

當唐初的帝王，尤其是太宗皇帝在御製詩中表達自己以漢朝帝王自比的豪情時，身邊的文學侍從在自己的詩中也自然要將當朝皇帝比爲創造兩漢盛世的君主。

這時候的詩作中也會流露出對漢朝統治者的否定之意，如太宗皇帝在《帝京篇十首》中詠歎：

“豈必汾河曲，方爲歡宴所”

還在《臨洛水》一詩中慨嘆：

“豈必汾陰曲，秋雲發棹歌”

這並不是他真的認爲漢武帝的“汾陰之宴”真的要不得，而是基於自己締造清明世界，君臣得以共享歡樂的自豪心理。

盛唐詩歌中的一般性的奉答酬酢詩、詠懷抒情詩及詠物詠史詩依然延續了初唐時期的“漢朝情結”，在一些典型的政治、社會事件、地點上選用漢朝人事來比附本朝。

而這一時期 “漢朝情結”在邊塞詩歌的表現，則有了十足的發展與演進。

在盛唐的邊塞詩歌中，詩人不但與初唐詩人一樣，借漢朝名將來比擬本朝將領，借漢軍的勝利來歌頌本朝的武功，而且他們選取的漢事更爲宏大，氣勢更加凌厲。如王昌齡《從軍行七首》中的：

“不破樓蘭終不還”

安史之亂前後持續近八年，給社會生產生活帶來沉重的打擊，許多還沉浸在盛世美夢中的詩人被驚醒。這個時期的詩人在以漢人自比的時候，往往少了份豪氣，而多了份沉鬱。

同樣是以揚雄作比，杜甫就沒有初唐王績的從容自得，他在《堂成》一詩中寫道：

“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解嘲”

就反映了自己面對時局消沉的心理。

在歌詠漢時才子的詩中，也往往將重點放在他們懷才不遇、命途坎坷的一面，而不是熱情地歌頌才華了。

晚唐詩中“漢朝情結”的表現，基本延續了中唐詩的風格，程式化現象依然突出。如果說有什麼突出的表現的話，那就是詠史詩了。

晚唐詩人對政局的失望，對現實的不滿，使得他們詩中的諷刺性大大增強，而其中藝術性較強的詩作，尤其是詠史詩，往往會藉助對漢朝史事的評價委婉地表達對現實的譏刺。比如杜牧的《月》：

“三十六宮秋夜深，昭陽歌斷信沈沈。”

結 語

唐詩大量採用漢典，表現出強烈的“漢朝情結”，這就把把漢朝那段輝煌的珍貴的歷史，用極富藝術意味的方式梳理、表現出來，而且使之與另一個盛世——唐朝的史實交相輝映。

唐詩的這一藝術特色也對後世的詩歌創作，乃至整個的文學創作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後世常常“漢、唐”並稱，與唐詩的“漢朝情結”不無關係，而且經唐詩整理過的漢朝典故越來越爲大家熟知，使得中華民族很多優秀的民族精神能夠以更爲藝術、更爲精煉的方式傳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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