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的時候，百姓們大多是小農經濟的個體，過着自給自足的生活。對於他們來說，土地是最爲重要的資源，在歷史的絕大多數時代，只要能夠保證農民們的土地，就可以維持社會的相對穩定。

而在歷史上，影響小農經濟的主要因素主要是豪強對於土地的兼併。在遭遇天災或者荒年的時候，百姓們會無力繳納政府的稅收，他們就只能通過出賣自己的土地來換取足夠的收入。而他們的土地會被當地富戶購買，形成土地兼併的現象，他們自己也會成爲地主的佃戶。由於古代對於富戶的稅收是和百姓不同的，而且佃戶不必承擔徭役，這會讓國力出現較大的損失。

因此只要統治者能夠保證農戶的土地不被兼併，國家的財政收入就會得到較好的保障。晉代初期，政府賜予了百姓大量的耕地，按理說，這些土地的收入足以保障人民的生活。不過不久之後，晉代還是有很多百姓成爲了地主的佃戶，讓晉朝政府的中央財政受到極大的影響，這又是由什麼原因造成的呢？

晉武帝司馬炎畫像西晉初期的佔田制度

在西晉建立的時候，國家剛剛從戰爭的陰影中解放出來，雖然在平吳的過程中，並沒有爆發大規模的戰爭，但是之前近百年的亂世還是讓中國的人口數量銳減。而且巨大的軍事壓力也讓國家養育了大批軍隊，這對當時的農業生產產生了嚴重的影響。

三國時代的軍隊

因此在統一國家之後，西晉政府將恢復農業生產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當時國家的整體情況是荒地極多，能夠正常耕種的土地數量十分有限。因此西晉出臺了佔田制度，按照年齡分配給每位百姓土地。這些被分配的土地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被稱爲佔田，可以被視作百姓的私人財產，他們不但可以在上面耕種，也有處置的權力。鑑於當時國家荒田太多，因此還額外分給他們另一部分土地，被稱爲課田。對於這部分土地，其所有權屬於國家，在上面耕種是農戶的義務，而其收成也要上繳給國家。

古代耕作的農民

在這樣的土地制度下，西晉政府也對賦稅制度進行了改良，他們並不按照百姓實際掌握土地的大小來徵收田稅，而是按照戶口數量來徵收所謂戶調。之所以西晉政府會採取這樣的政策，是想要引導百姓多多開墾自己名下的荒田，這樣可以讓農業生產得到更快的恢復。

按理來說，這種按照人口進行稅收的政策可以有效地激起百姓的生產積極性，並且還可以保證百姓的生活，不會引發大規模的土地兼併。但是在西晉時期，政府下轄的戶口數量卻出現了快速的下降，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西晉戶口政策的隱患

前面提到西晉的佔田制度會按照人口的年齡來進行劃分，並賜予他們不同的土地數量。這種制度設定的初衷，就是要顧及不同年齡人口的勞動能力，避免他們承受太重的勞動負擔。但也許是西晉政府想要恢復生產力的願望太過迫切，他們對丁口質量的劃分存在一定的問題。在《晉書·食貨志》中對於當時人口的劃分有如下記載：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正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爲次丁，十二以下六十六以上爲老小，不事。

而當時正丁男需要佔田七十畝，課田五十畝，女子三十畝，課田二十畝，而次丁則是這個標準的一半。從上面的分配規則中，我們看到在西晉時期，十三歲的孩子就已經需要承擔繁重的勞役任務了，這對他們來說無疑是十分沉重的負擔。

近代的兒童和老人都要承擔沉重的耕作任務

雖然西晉時期的賦稅不是按照土地來徵收的，但是無論正丁次丁都有耕種課田的義務。在周代的時候，每個成年男子需要耕種一百畝的土地，但是晉代的大小要遠大於周代，周代的百畝在晉代只等於三十餘畝。這說明晉代正丁需要耕種的課田就幾乎相當於兩個周代成年人，而十三四歲的孩子就要承擔成年人的工作任務。雖然耕作技術相較於周代有所上升，但是這依然不是他們所能承擔的，這讓百姓產生了畏難的情緒。耕作課田已經讓他們很難支持，更遑論耕作自己的佔田了。西晉沉重的勞役

在百姓們需要承擔沉重的耕作任務之外，他們還需要執行西晉政府安排的勞役。西晉初期大量的城市都需要重建，而且王公貴族的生活十分奢靡，這讓百姓的勞役任務十分繁重。在這樣的條件下，他們就更難完成耕作任務了，百姓們就有了逃避勞役和賦稅的想法。

西晉初期王公貴族生活奢靡

而西晉政府在建立的時候，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因此在政策上也有不小的優待。他們可以廕庇自己的家屬不用承擔勞役，而官位較高的人甚至可以廕庇自己的家丁和奴僕。在這樣的背景下，有不少晉代百姓紛紛主動放棄自己的土地和自由民的身份，前往投奔豪門大族，。這讓西晉時期的土地兼併變得十分興盛，而西晉政府直接管轄的百姓數目明顯下降，其稅收和軍事力量也受到了巨大的影響，這也是西晉後來衰敗的根本原因。

西晉八王之亂

西晉作爲終結了東漢後亂世的大一統王朝，重新構建有足夠權威的中央政府是他們最重要的任務。這要求他們必須要控制足夠的人口，因爲只有這樣，他們纔能有足夠的財政收入和徭役勞動力。

爲了穩固人口，西晉政府賜予了百姓們十分廣大的耕地，其賜地面積在中國的歷朝歷代中都是十分罕見的。並且西晉還將田租改爲戶調，以此來激勵百姓開墾更多的耕地。但是西晉政府對於百姓的勞動力估計不足，讓百姓們揹負了沉重的勞動負擔。

與此同時，西晉初期王公貴族奢靡的生活還讓百姓們背上了勞役的包袱，這讓他們更難維持正常的勞動秩序。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放棄自己的自由民身份，到士族的門下尋求庇護，這讓士族的權力變得十分強大，而西晉中央政府的力量則受到了巨大的削弱，爲之後的亂世埋下了隱患。

參考文獻：

【1】《晉書·地理志》

【2】《晉書·食貨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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