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motion

影片講述的故事橫跨十餘年,講述了品學兼優的高中生宋浩,高考保送名額被好朋友李唐(市長之子)頂替,自己與父親也捲入了一場兇殺案中。

爲了逃避罪孽,他放棄前程遠離家庭,從天之驕子變爲一個普通工人。因母親葬禮,十餘年後他返回故鄉,遇到了點亮他生命的潘曉霜,並開始了新生活。

但昔日好友與敬重的父親都不再是從前的樣貌,過去的罪孽與當下人心與利益的糾纏卻讓他無可避免地深陷泥潭。

看完電影,恐怕感受都是:這不是一部讓人能獲得平靜的電影。

哪怕它的攝影與音樂再冷靜舒緩,演員的表演再細微節制,藍色爲主調的畫面看上去再寧靜豁達,角色和觀衆卻都無法逃出的電影中的低氣壓漩渦。

罪孽、救贖是本片的關鍵詞。

但罪孽可否被救贖?

在現實的強壓之下,一個普通人,又如何獲得內心的風平浪靜?

是本片向觀衆提出的問題。

由此看來,《風平浪靜》中的“風不平浪不靜”其實在兩個層面共振。

首先,生活就是大海,金錢與權力颳起的血雨腥風讓所有人都無法置身事外。

在此環境下,實力抵不過勢力,一切都可以爲後者低頭,一切也可以被後者抹煞。

章宇飾演的宋浩憑藉自身根本無法掙脫這樣的環境,不幸的是,他越靠近故土,反而越駛向漩渦的中心。

從一開始高考保送的名額被頂替,他就成了被權力侮辱與損毀的對象。

鄧恩熙所飾演的叛逆少女也是如此。她因爲人一瞬間的惡意而失去家人,成爲孤兒;又因想守住自己的家,當釘子戶“擋人財路”而被謀殺。

《風平浪靜》通過這些人物給我們展示了一個全方位被錢與權侵蝕的社會。

教書育人的學校,是錢權可以收買的地方。

作爲避風港的家庭,是錢權可以挑撥出縫隙的地方。

而本應爲社會健康運轉服務的官方機構,內部也出現了腐化與潰爛。

錢與權合謀,人性的惡也不斷滋生。

殺掉一個“擋路”的少女,正如推倒一棟破樓一樣理所應當。陷害一個“戴罪之人”,就更不需要什麼猶豫,這種沒有價值的人,就最有“利用價值”。

“釘子戶被殺”、“官商合謀”、“富人作案找人頂包”、“高考保送名額被搶”這些具體的、充斥着底層血淚的事件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並不少見。

《風平浪靜》將其放入片中,自然不僅是想把它們作爲一個個情節點那麼簡單。

導演李霄峯就曾透露,希望通過這部電影能對這十幾年來中國社會的變化做一個反映。

在他看來,這些事情不一定消極,它們的存在就是這個時代的樣貌的一隅。

當然,李導演說的含蓄,我們從電影裏卻可以看到現實中存在的種種弊病,也能清晰且強烈地感受由這些弊病所帶來的憤懣與悲慼。

儘管本片尚未如楊德昌一般,以手術刀的精密來剖析社會問題,爲城市畫像。

但這些“事件”與“悲劇”的存在也反映了創作者的責任感,或許勇於感受,敢於呈現,也許會成爲進一步思考的武器。

《風平浪靜》的野心也不止於對社會做一次頗爲灰暗的素寫,人物內心的波瀾同樣受到關注。

其中,最有亮點的人物就是章宇飾演的宋浩,一個少年時代被他人搶走保送名額,並誤傷他人揹負罪孽的“背鍋俠”。

與我們所習慣的“很倒黴但能折騰”的犯罪片男主不同,章宇的角色相當靜態。

他並不試圖突破宿命或大環境的網羅,而是相當隱忍地承受,並且抗拒轉機的來臨。

這樣一個人物,在影片中大部分的行動都不是出於自身的慾望或目標,而是被迫或無意達成。

出走是因爲被頂替與誤傷,多年後返回家中是因爲母親葬禮,與李唐合作也是因爲被要挾,哪怕是愛情的幸福,也是宋佳飾演的潘曉霜以相當低自尊的主動給他“送上門”的。

這種“被動”看上去非常憋屈無能,但並不是因爲人物的貧瘠與弱小,而是出於一種更爲道德化與智性的罪孽感。

影片中,宋浩離家出走後一直在建築工廠從事體力勞動。而在宋浩接到母親去世的電話決定回家後,一塊大石頭轟然落地。

這一個鏡頭或許就能解釋宋浩的人物狀態。

誤殺他人的罪孽就如懸在心上的巨石,也是他所揹負的十字架,而他一直在等待它落地,或許也未曾期待它落地。

少年的他因覺得自己有罪,就懲罰自己離開家庭;多年返回家鄉因覺得自己有罪,便對自己誤殺之人的女兒鄧恩熙關照有加;因覺得自己有罪,便不願接受來自潘曉霜的愛情。

這種以肉身苦難作爲磨礪(離家從事“低等的”體力勞動),以禁慾作爲自我保護機制(拒絕愛情),以默默付出作爲贖罪(關照孤女)體現了宋浩的善良與自我訓誡的德性,同時也在這種壓抑與“擰巴”的人物氣質中,透露了人物精神世界所湧動的張力。

有趣的是,他周遭的人物與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首先是女性角色。宋佳飾演的潘曉霜,忘我又清醒,她與章宇在收費站一起喝着酸奶的場面或許浪漫過大部分愛情電影裏的甜蜜擁吻。

鄧恩熙飾演的孤女,早熟又倔強,也在聲控燈的一明一暗中,也能與章宇形成勢均力敵的精妙。

由李鴻其飾演的好友李唐,則更加外放,一身小丑般的紫紅西裝,癲狂之下卻是捉摸不透。像極了《老手》中的劉亞仁所飾演的紈絝富二代。王硯輝所飾演的父親,不怒自威,控制慾與貪慾把整個家庭都摧毀。

《風平浪靜》自然不是橫空出世的,它與中國大陸的犯罪片創作也形成了對話。

它內向的救贖主題,會讓我們想起幾年前也曾在上影節大放異彩的《烈日灼心》。

它映射時代社會的野心,則讓我們想起了直白說出“會過去,會忘記”的《風中有朵雨做的雲》。

那麼當觀衆們在看犯罪片的時候,想看的是什麼?當創作者選擇拍一部犯罪片的時候,想表達的是什麼?

顯然,這兩個問題太過寬泛,犯罪片作爲一個大類型,內部有多種風格樣式。

觀衆顯然也不能被簡單劃定成鐵板一塊。

但犯罪片作爲一個古老的電影的類型,除了固有的娛樂性外,優秀的犯罪片確實還溝通着觀衆對罪與惡的慾望,揣測着人性的幽微,同時發揮着以嚴肅態度指涉、批判現實的功能。

再聚焦到大陸影壇,那些備受肯定的犯罪片,大多都是如此,它們有着作者表達的追求,也有着商業上的企圖。

因此,它們在類型片體系中並不能成爲一個漂亮工整的娛樂樣本。

在藝術片體系中又有些瞻前顧後,顧此失彼。那我們又該如何考察這些電影?

宏大敘事的野心若不能把控得當,或許會淪爲乾癟無趣的社會符號或是用來挑撥觀衆情緒的廉價情節點。

儘管《風平浪靜》有着情節趕場、邏輯不暢的問題,從而帶來了堆砌事件的嫌疑。

但好在它通過了一個相對有品質的視聽表現與別緻的人物爲我們帶來了大陸犯罪片中不太常見的“負罪”的體驗。

它的人物不再徘徊或爆裂,也不是每時每刻接受烈日炙烤般緊張。

而是在風浪之中搖晃,高高低低,或被席捲或漂浮,卻始終存留着水手般的堅強與忍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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