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浙江杭州某企業家向國圖捐贈了四種古籍，有罕見的唐代雕版印刷梵文《大隋求陀羅尼經咒》、明萬曆三十六年至天啓元年（1608-1621）麗江木增土司刻藏文本《甘珠爾》、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內府刻朱印藏文本《甘珠爾》梵夾裝一函（夾）、清光緒年間銅版刊藏文本《聖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每種都價值不菲，豐富了國家圖書館館藏，是嘉惠學林、助力文化傳播的義舉。

《大隋求陀羅尼經咒》

《甘珠爾》

《聖般若波羅蜜多八千頌》

收藏在我國由來已久，中國文化源遠流長、包羅萬象，這其中囊括了收藏的風雲滄桑。我國的收藏熱一般被歸爲五次：北宋，晚明，康熙盛世，晚清至民國初年，當代（20世紀80年代至今），可謂綿延不絕、流韻常在。現如今，收藏浪潮洶湧，種類日益豐富，參與者越來越多。除了專業的收藏家，許多收藏愛好者也逐漸加入。

這麼多人熱衷於收藏，究竟是盲目的，還是理性的？收藏的目的又是什麼？是爲了投資盈利，還是純粹的個人喜好？

首先，投資的心理肯定是存在的。在2017年北京保利十二週年秋拍“震古爍今—從北宋到當代的中國書畫”專場拍賣中，齊白石《山水十二條屏》以8.1億元落槌，加上佣金以9.315億元人民幣成交。這高昂的價格震撼了很多人的心靈，也激發了不少新的收藏者加入到收藏隊伍中。在2020年7月法國博桑·勒費福爾拍賣行舉行的亞洲藝術品拍賣會上，含佣金爲812.8萬歐元（摺合人民幣約6500萬元），被國內私人藏家拍得的兩冊《永樂大典》成爲年度最貴古籍；2012年，宋版孤本《錦繡萬花谷》全八十卷領銜的179種、1292冊過雲樓藏書在北京匡時拍賣，成交價達2.162億元人民幣，創下中國古籍拍賣的世界紀錄之時，又有多少人開始悄悄試水收藏。

不可否認，爲數不少的人確實在收藏活動中獲得了利益，集聚了財富。但是，這並非真正意義上的收藏。真正的收藏者，其動機絕不流於投資或投機目的的利益驅使，或者是享受坐擁寶物，手中把玩的暗自竊喜。高端的收藏行爲應當是在靈魂深處珍愛收藏品，並將之付諸到呵護實踐中。收藏着期盼這種美和文化因子，因爲自己的保護而傳承、延續下去。

王國維將古之成大事者、做學問者分爲三種境界。收藏也流行着三境界：第一境界是物質上的追求溫飽的趨利；第二境界是趨名，以此達到精神上的滿足；第三境界是達到靈魂上的寧靜和超脫。我深表贊同，但是還想補充幾句。人畢竟是生活在一定的社會中，社會責任感是不可或缺的。在第三境界中加上延續美，守護愛，傳承文化因子，從而突破小我，進入大我之境，也是題中之義。

唐太宗李世民喜歡《蘭亭序》，派人到處搜求，日思夜寐地想得到這件珍品。高宗李治和武則天對這件帖子也是寶愛不已。但是，至今，這件真跡仍然去向不明。說隨葬在昭陵者有之，深埋在乾陵裏的也有之。我能理解這種深到骨髓裏的喜歡，但是如果僅憑一己之好，就將藝術品陪葬並永久佔有的私心，實在是不敢苟同。

宋徽宗是書畫天才，他不僅以“瘦金體”標新立異，在花鳥魚蟲的丹青間撒播靈性與心香，還傾情於收藏，法書、名畫、青銅器等無所不愛，收羅於宣和殿中，年年歲歲經眼寓目，並下詔編有《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爬梳詳捋。其中，《宣和畫譜》就有20卷，收錄了魏晉以來231位名人的畫作6396件，是現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內府藏品目錄。也許這些書畫幫他構造了一方精神自由棲息之地，以實現靈魂的片刻靜寂。

乾隆的收藏達到天下之最，宮中珍奇羅列，《石渠寶笈》等著錄中可見件件不同凡響。他曾六下江南，每次必於行前列出清單，攜書畫於行囊之中，便於對照江南人情、風物，行吟細品。2017年，臺北故宮博物院舉辦了一場題爲“行篋隨行——乾隆南巡行李箱中的書畫”的展覽，41組件乾隆的江南隨行書畫集中陳列，這位皇帝以古爲友、寄情翰墨的情愫躍然紙絹。在這些名跡中，有一幅明代崔子忠所繪《畫蘇軾留帶圖》。御駕經潤州（今江蘇鎮江），乾隆看到蘇軾當年留下的玉帶，睹物思畫，便火速命人從京城、跨千里之途送往金山寺，迫不及待這廂展畫，那邊覽勝，大發懷古之幽情。

此後，這幅畫成爲他下江南的必備品，縱81.4cm、橫50cm的侷促空間裏，鈐印累累之外，還挨挨擠擠、題寫了5首御詩。“玉鞶猶是子瞻遺，當日禪機竟若爲”“印公四大偈，東坡不能答”“道母圖中物，頭陀寺裏迎”“七百餘年玉帶遺，笑他佳話竟何爲”“印老徒稱其語勝，蘇公應悔此名垂”等詩篇裏，字字浸潤着乾隆的款款深情。

但是，還有一些收藏家，他們對嘔心瀝血積聚起來的藏品，不僅情深，而且意長謀遠，拋棄了一己之私與表面的浮華，將之融入到對家國的真淳大愛中。收藏大家張伯駒說：“予所收蓄不必終予身爲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傳有緒”。他將一生所藏無償捐贈給故宮博物院、吉林省博物院等公藏單位。收藏家錢鏡堂，畢生藏品逾5萬件，多次捐獻書畫、金石拓片、古籍等，供大衆飽覽。

鄭振鐸生前爲文物保護鞠躬盡瘁，在抗日炮火中聯合張元濟等學者在上海組織“文獻保存同志會”，搶購嘉業堂、鐵琴銅劍樓等私藏珍本，避免民族瑰寶慘遭破壞或遺失。不僅如此，他還將自己全部藏書捐給國家，這些書價值極高，曾得魯迅“恃孤本祕笈，爲驚人之具”之評價。國家圖書館的西諦藏書即是他的貢獻，17224種，94441冊典籍，共同構成鄭振鐸學術世界的洋洋大觀，惠及了無數讀者。

這樣的收藏家還有很多，梁啓超、周叔弢、傅增湘等一大批有志之士都爲我國的文物、文獻保護工作貢獻頗巨。僅以梁啓超爲例，他一生收藏了許多金石拓片和海量圖書，去世前留下遺囑“所藏書數十萬卷，當俟國中有稍完備之圖書館時全數捐贈，以供海內學子以求”。後來，這些拓片和典籍全部捐獻給他生前短暫擔任館長、苦心經營過的國家圖書館，其中拓片達1284件，藏書有4萬多冊。和這些藏品一併捐贈的還包括他的作品手稿以及生前陪伴他筆耕不輟的書桌。

如今，在國家典籍博物館的“名家手稿”展上，這書桌靜靜地佇立一隅，和梁啓超手稿一起供大衆參觀，激勵着後學。而在國家圖書館的文創商店裏，一件根據館藏梁啓超舊藏《君車出行圖》拓片，原樣複製的畫像吸引了無數目光。這幅畫像的原石於清光緒八年（1882）出土于山東濰坊，爲漢代畫像石，對研究漢代文化意義重大，後流入法國，今藏於巴黎博物館。梁啓超當年於國外輾轉得到了這件拓片，漂洋過海帶其還鄉，捐之於國家圖書館。

“獨樂樂不如衆樂樂”，這些收藏家們的舉動，於不知不覺間早已超越了一己之樂，上升到爲國家、民族留守文脈的公心。這就是收藏的最高境界，突破自我的藩籬，爲國、爲民守住過去的輝煌、今日的寶庫，給未來留下希望！

來源：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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