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我方團隊張嶔

雖然在歷朝歷代的風雲變幻裏，“蠢出新高度”的“角色”從不少見，但要說“蠢到警鐘長鳴”的人物，卻得說說下面幾位在“落後捱打”的晚清歷史上，看上去“很聰明”的傢伙。

一、“勘破妖法”楊參贊

1841年3月，第一次鴉片戰爭正打到一鍋粥，單是廣東前線上，大角沙角虎門等要塞先後淪陷，勇將關天培等人壯烈殉國，英軍的戰艦大炮迫近廣州，千里之外的道光皇帝，情緒卻十分穩定：慌什麼，等朕的“殺手鐧”到了，別說能解廣州之圍，更管保把“英夷”殺得一個不剩。

這位道光帝眼中的“殺手鐧”，就是彼時大清軍界的第一悍將——參贊大臣楊芳。

鴉片戰爭爆發時，年過七十的楊芳，早已是名滿天下的狠角色。他十五歲起就從軍，一生南征北戰，還曾在西域立下“活捉叛軍首腦”的奇功。大清地界上什麼樣的惡仗硬仗怪仗，早就統統打了個遍。這次馳援廣州，到了就惹得老百姓“歡呼不絕”。儼然一幅“救星”的模樣。

雖然這位“楊參贊”到任後，戰場的頹勢絲毫不改，上來就被英軍的槍炮揍了個大敗。可“救星”到底是“救星”，看看英軍火炮彈無虛發的場面，一拍腦袋就明白了：“必有邪教善術伏其內”。這不就是“妖法”嘛。

那怎麼破這“妖法”呢？胸有成竹的楊芳，隨即上演神操作，除了扎草人建道場，來了一通“驅邪”操作外，還命人收集馬桶糞便，然後統統用小船拉到江面上，朝着英軍的炮口“懟”上去——不信破不了他。結果也是可以想：被燻壞了的英軍，接着一通炮火招呼，把楊芳苦心準備的“神器”炸了個稀爛。戰鬥打了不到兩天，清軍丟光了六個炮臺，傷亡數百官兵，廣州成了人家案板上的弱肉，輸得灰頭土臉。

隨着鴉片戰爭的喪權辱國，這“糞桶破妖法”的活劇，也成了晚清歷史上一樁出名的“真實笑話”。但實事求是說，別看這過程蠢到家，但楊芳確實已是清軍裏最優秀的人物，他都犯這錯，其他人必然更雷。比如鴉片戰爭慘敗後，簽訂《南京條約》的耆英就給出了雷原因——英軍都是光棍，打起仗來沒家庭負擔，所以不怕死。“比蠢”的一幕，讓多少後人看罷，都了嘆了再嘆。

二、“捍衛祖宗”周御史

晚清年間，大清真的“點兒背”，其實也趕上了一個歷史機遇：第二次科技革命。鐵路火車等新技術的推廣，叫西方世界的生產力再度大幅度提高。清王朝的“洋務派”官員們，也看到了這個好機會。“修鐵路”的呼聲，從19世紀下半葉起，就一年年高漲起來。李鴻章等人還費心費力，拉來了資金和技術。可這事兒有支持的，也自然有反對的，一羣守舊派官員唾沫橫飛，非要把這事兒攪黃。

比如御史周德潤，就是出名的“恨鐵路一族”。當1880年12月，晚清名臣劉銘傳拿出他嘔心瀝血的鐵路計劃時，周德潤上來就是一句神論：“鐵路之說,是直欲破壞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亂天下也”。也就是說，如果誰敢修鐵路，那就是對不起中國的列祖列宗。真有這麼嚴重？周御史言之鑿鑿：古代中國的聖人們，就會用木頭造船墨斗造車，鐵路這點“小技術”根本不算啥。修好了還讓不讓老百姓活了？

雖說周德潤的這番言論，現在看來很“神”，但放在大清朝，卻絕不是最“神”的。1865年時，英國商人在宣武門外修了條小鐵軌，結果滿朝大清文武臣工，都是“駭爲妖物，舉國若狂”。1874年李鴻章又主張修鐵路，一羣守舊派就大罵鐵路“山川之靈不安，即旱潦之災易召”。比起這羣“見了火車就像見了妖怪”的“精英”們，這周德潤大人，還真心不算反智。

可這“神論”的殺傷力也巨大，第二年大清唐胥鐵路艱難通車，可火車頭卻被大清朝“砍”了，只許用馬驢拉機車，形成了奇特的“馬拉火車”景觀。八年後，大清的鐵路終於修進了慈禧太后所在的西苑，可這次卻連馬驢都不能進，改成小太監們在鐵路兩邊拖着機車，吭哧吭哧拉着慈禧太后兜風。修個鐵路都這麼折騰，晚清想前進一步，可知有多難。

三、“召喚神兵”好尚書

庚子國難前後，大清朝堂上一位“蠢到出名”的高官，就是大學士徐桐。這位徐桐老先生自詡飽讀詩書，仇視一切和“洋”沾邊兒的事物。他曾認爲西班牙葡萄牙這些西方國家，都是“史所未聞，籍所未載，荒誕不經，無過於此”，也就是全是洋人編出來嚇唬人的，真實世界裏根本不存在。還對美國的國名大加嘲諷：“美國有什麼可“美”的？美國有什麼可“利”？”這麼個心高氣傲的老先生，就沒有瞧得上的人，還真有——啓秀。

對待啓秀大人，徐桐老先生的態度，那真是狠捧，大讚啓秀“學政才長，力持綱紀”。也叫擔任禮部尚書的啓秀，很快成了“庚子國難”前夜，大清朝堂上的“紅人”。待到八國聯軍入侵，作爲徐桐剛毅“鐵桿”的啓秀，更是大出風頭，甚至還給大清出了個制勝絕招：“五臺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攻。”好一個能召喚“十萬神兵”的尚書大人。

如此“神本事”，當時也不是啓秀一人的專利，比如曾廉王文龍等“同僚”，還曾主張做法引水，把八國聯軍統統淹死。作爲他們首腦的晚清大臣剛毅，當時更是洋洋得意，天天在城樓上觀戰，篤信只要打贏眼前幾仗，憑着這羣“神兵”，就能使“天下爲之太平”，類似“神認識”，堪比國外“手機信號傳播病毒”“喝消毒水治肺炎”等“神論”。

細品這蠢到家的情景，就知這不久後“中國人帶着首都被人攻佔恥辱進入20世紀”的創痛，到底是怎麼來的。

四、“照章辦事”好門子

“蠢人扎堆”的晚清權力場上，有一羣人卻是公認的“聰明人”——高官家的“門子”。這羣“看門的”瞧着不起眼，舉手投足都透着精明，更把一個“高難度”工作，常常駕輕就熟——收門包。

清朝官員往來，一個公認的“規矩”，就是送門包。只要下屬登高官家的門，就得是門包開路。而且這裏面講究多，送一個還不夠，就和燒香似的，一層一層往裏燒。而且“門子”們一個眼色，錢怎麼送，送哪裏去，都必須要心領神會。《清俾類鈔》記載，當時按察使給巡撫大人送“門包”，除了送大門包，一路上還要送小門包，折騰十幾個小時，花了好幾千兩，被宰到吐血，卻連巡撫大人的面都沒見着。

所以說，在清朝做“門子”的，基本都是這種萬里挑一的聰明人。可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深夜，湖廣總督瑞澂家的門子，卻是犯了傻：當時武昌知府偵得了革命黨的“重要情報”，緊趕慢趕跑來總督府報告，到了門口卻被“門子”攔住，管你天塌下來的大事，不給門包休想進門，氣得知府大人兩眼冒火——大清都死到臨頭了，你還在收門包。

如此愚蠢一幕，也成了緊接着辛亥革命的烈火裏，一段叫人啼笑皆非的插曲。其實就算門子“不收門包”又如何？武昌起義爆發時，收了多年“門包”的湖廣總督瑞澂，撒腿就跑沒影。大清爛到這個地步，一兩個門包收不收，又怎能救得了？荒唐的蠢事背後，就是腐敗亡國的警鐘長鳴。

參考資料：楊師羣《中國歷史的教訓》、錢鋼，胡勁草《大清留美幼童記》、夏雙刃《非常道》、李異鳴《非常人，非常事，非常言》、鐵馬冰河《令人拍案驚奇的晚清官場衆生相》、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浦江客《張居正如何痛恨“門包”陋規》、王月《除了詹天佑，你還應該知道這些對鐵路有貢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