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軍情作者:執戈者

隨着民主黨候選人拜登以率先超過270張選舉人票勝出,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懸疑劇”似乎已經落幕。雖然特朗普還在不服輸,他的支持者也同樣“意難平”,圍繞選舉引發的爭議、衝突乃至騷亂還在上演,特朗普發起的法律訴訟已經展開——這一切都在表明,“懸疑劇”正在向着“鬧劇”方向發展,美國大選暴露出的美國之殤,已經成爲難以治癒的頑疾。

對於這次大選引發的亂象,美國《紐約時報》早在當地時間4日給出了標題:“昨晚只有一個輸家,那就是美國。”美國總統選舉空前爭議表明,當下的美國社會撕裂程度超過以往,選舉爭議可能引發騷亂的擔憂也變成了現實,美國民主制度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自由落體式下滑,美國自由民主的夢想再也照不進現實。顯然,“燈塔之國”的“燈塔”,又蒙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

特朗普之所以不願意接受敗選的結果,原因有二:一方面,是由於他謎之自信的不服輸性格;另一方面,在於這樣一個投機商人4年白宮生涯養成的對總統無限權力迷戀。特朗普上臺這4年,無論外界如何批評他的“有權任性”,美國內外政策也都深深打上了他個人意志的烙印,美國的內政外交嚴重“特朗普化”,也就是:美國凌駕於國際社會之上,特朗普所代表少數美國集團利益凌駕於美國國家利益之上。“特朗普化”的美國結果就是:在國際上表現爲與世界對立,在國內表現爲社會嚴重的撕裂與對立。

在大局基本已定的情況下,相較於對特朗普能否通過“纏訴”翻盤或者賴在白宮不交權,更值得觀察的應該是:在疫情失控、經濟下滑、種族衝突多重矛盾疊加之下,選舉爭議進一步加劇的美國社會的分裂與對立程度。也就是說,當一切塵埃落定之後後,拜登和他的民主黨是否有能力彌合美國的巨大傷口,帶領美國走出困境?

對於美國來說,這樣一個問題可能是靈魂的烤問,不同立場的人羣也許會給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正如兩位候選人此前都信誓旦旦地稱自己纔是那位“天降大任於斯人”的“天選之子”,並把對方的勝選描述成一場“災難”一樣。今年美國選民超高的投票率、拜登與特朗普獲得的超高選民票數也表明,兩人的支持者均恐懼於對方的當選才踊躍出來投票的,選舉引發的爭議與衝突則是基於對另一方當選的排斥與敵視。正如美國輿論所認爲的那樣,當今的美國已經進入了51%對49%的暴政時代,贏者通喫輸者失意,loser是喫不到蛋糕的。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國大選鬧劇雖然出現於一時,但美國的問題則累積已久。選舉只是個催化劑,美國內部的社會對立、經濟衰退和種族矛盾加劇,有着更深層的原因,即美國式資本主義發展遇到了自身難以解決的矛盾。過去幾十年,隨着美國經濟結構不斷脫實向虛,財富分配日益不公,社會階層益固化,以及“鐵鏽地帶”的發展停滯等等,成爲困擾美國的痼疾。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說過,“我們要以改變”,但他執政8年後問題“濤聲依舊”;即將成爲前總統的特朗普說,我可以“上美國再次偉大”,但他上臺4年留下的顯然是“一地雞毛”。當“美國夢”變成了“美國病”,“民主”的“神主牌”已經藥不好美國的病。美國人過去津津樂道於它的制度糾錯能力,每當國家走向危機關口,總能選出一位能夠糾偏的總統把國家帶上正確軌道。然而,這一切在21世紀後幾乎已成泡影,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的推選出來的領導人,他們當選後唯一能做的就是“隨波逐流”,沿着幾十年來形成發展的慣性走下去。因此,特朗普的讓美國再偉大也不過喊喊口號而已。事實證明,他比新世紀以來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輸得更慘、敗得更徹底。

不僅如此,隨着美國社會階層與政治版圖的固化,整個美國社會已陷入到“黨爭化”時代,“只站隊、不站對”成爲美國政治生態的顯著特點。黨派利益、階層利益凌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國內立法和決策進程實際上被各種政治捐款人、利益集團和遊說集團所綁架。最新調查顯示,在美國立法過程中,不管民衆的支持率多高或者多低,一項政策成爲法律的可能性都是30%。換句話說,美國的立法進程已經完全與民衆的支持率高低無關。與之相反,“有錢人”對政策的支持或反對,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它能否成爲美國法律。

“美國夢”曾是凝聚社會共識口號,但這個夢想已經完全褪色。在當前,它僅僅是權貴階層的夢,卻日益成爲新移民、有色人種的噩夢。民調顯示,美國民從認爲國家處在正確發展方向上的比例只有31.1%,認爲國家處在錯誤發展方向的比例卻高達62.1%。

其實,類似的民調數據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經出現,美國當權者做出了改變了嗎?顯然沒有。也許,不是掌權者不想做,而是美國深層的問題來自於基本制度導致的固有矛盾,讓他們向這個腫瘤開刀,誰也沒有這份膽量和勇氣。這,也許就是豪氣沖天的特朗普只把豪氣停留在口頭上的原因。指望78歲的拜登改變這一切?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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