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人：曾将女性视为“财富”，不“流”别处，不和藏族人通婚

他们的生活区域大约是这样一个范围：中国西藏察隅县西部和中国藏南地区东部，即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横断山脉西部、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杜来河流域和察隅河流域等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的林区（岗日嘎布山脉西支和米什米山地）。

他们的人数总计有5万多人，居住在察隅的人共有1300多人。被称为人，也叫巴人，还有一些人把他们称为米什米人。米什米山是西藏墨脱县东部的巨大山脉，是一个以地名命名的称呼，所以有人说“米什米人”意思是“不开化的人”，应该是不正确的。

解放前，他们绝大多数居住在深山老林，过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生活。西藏民主改革前，他们备受歧视，被蔑称为“猴子”、“野人”，有一些资料里还说，他们崇拜猴头，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并未见到。西藏民主改革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人家家户户住在绿树掩映的木楼里，人人安居乐业，日子越过越好。因为人数少，在很多的资料里，他们都被称为中国56个民族之后的“第57个”，一个神秘的部落。

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无文字，包括两个部落：一是杜来河流域的达让人，说达让话；一是察隅河流域的格曼人，说格曼话。两种语言不同，但人通用达让话交流。格曼部落的族源来自缅族分化而来。

达让语，又称迪迦罗语，是藏缅语族的一种语言，与义都语同属义都-达让语支，词汇以双音节和多音节词为主，有丰富的构词词头和弱化音节；语法以虚词和语序为主要手段，辅有少量屈折形态。名词的数，动词的体、式、态、趋向等都用虚词表达。

格曼是人的自称，所以，人使用的语言被称为格曼语，与达让语差别较大。词汇以双音节和多音节词为主，借词主要来源于藏语、汉语，也有少量印地语借词。语法以黏附和屈折形态为主要手段，辅以虚词和语序。基本语序为主-宾-谓，名词、代词作修饰语放在中心词的前面，形容词、数量词做修饰语在中心词后面。

我们一直不喜欢把语言作为部族或民族来源的重要依据进行研究，因为它具有可塑性，改变一个部族或民族语言往往需要不了多长时间，而在依据语言来研究一个部族或民族的历史时，语言往往会带来一些负面或蒙蔽性的东西。所以，语言往往会是一种表象，仅仅是一种参考。

人守望着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古老传说，一个类似于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大洪水传说，其中还包括着一个类似于后羿射日的传说。大致的内容是这样的：人的祖先是一个名叫阿加尼的人。在很久很久以前，世界是一片汪洋，发生了大洪水，阿加尼来到高处，用四根柱子撑起了自己的生活空间。在阿加尼的身边还有一个妹妹、一只老鹰、一只猴子，阿加尼最初以老鹰为妻，老鹰每次做饭都把自己的羽毛煮进饭里。猴子是一只公猴子，见了很不开心，就出门找了一只母猴子繁殖了很多小猴子，这给了阿加尼启示，他也和一只母猴结婚，生了4个男孩子：老大叫东衣、老二叫东马、老三叫东都、老四叫东代。

后来，因为猴子繁殖太多，总和人争夺有限的果实，阿加尼用自己的智慧打败了猴子。在传说中，他把石头烧红，等猴子回来坐上去，结果把猴子屁股烫红了，“啊”“啊”地乱叫，至今还是如此。那时，天上有两个太阳，太热，阿加尼有些受不了，就杀死了一个太阳。另一个太阳很不高兴，8年没有出来，大地变得阴冷潮湿。阿加尼没有办法，只好请“鬼”来帮忙，好吃好喝招待“鬼”，让“鬼”为太阳送去了美酒，太阳终于又出来了，大地又重见光明。

这可能是人“不信神仙信鬼怪”的原因吧，在生活里，每有做宗教活动，他们都是请巫师做法事。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生育。妇女在怀孕初期就要请巫师来“送鬼”，要经过一个晚上，孕妇坐在屋里听其念诵。内容是祈祷吉祥顺利，生下的孩子聪明漂亮，不聋不哑不瞎不傻之类。如孕妇还在娘家，丈夫就须准备一头猪两只鸡送给岳父。在怀孕中期和临产时也都要这样“送鬼”。如遇难产还要杀鸡杀猪祭祀。

婴儿出生后，人全村都停止劳动一天，过四五天再停止劳动一天。他们认为，如果不停止劳动，会使生育的浊气冒犯“鬼魂”从而使庄稼减产，谷物会烂掉。丈夫更不能参加劳动。生男孩要停止劳动，有的5天，有的11天；生女孩停止劳动，有的4天有的10天。

人守望着的古老传说最后的结局是这样的：阿加尼的4个男孩子长大了，想要分家了，在老四东代在上山开荒种地时，老大东衣、老二东马、老三东都把家里的大部分东西都背走了，他们后来成了汉族、藏族和珞巴族。老四东代从山上回来后，家里只剩下一张野狗皮、一张竹席、一点粮食。家里本来有文字，但被大哥、二哥和三哥带走了，只给老四东代留下了一张字条，由于肚子饿，东代就把字条吃掉了。东代后来成了人的先祖，而因为那张被吃掉的纸条，人一直没有了文字。

传说是人类有文字史以前的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在人守望着的古老传说分明就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一部分。今天的学者们在对人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人的宗教崇拜、民风习俗、族群迁徙流动状况，分析人与其可能的祖先珞巴族、藏族的异同，找出前者并非源自后两者的证据，并从人的体质、信仰崇拜和族群迁徙揭示出人源于古羌人这一论断存在的较大合理性。[i]

“巴”一词，“”为“上”之意，“巴”为人，是人因居住生活于山上而得名的。有学者认为，人中的达让是从丹巴江流域的义都人中分出来的，由于械斗，战败者跑了出来，繁衍发展而成。主要依据除了语言、风俗还有姓氏：达让和义都在语言和风俗习惯上都存在比较接近的情况；另外，在察隅县的达让中共有24个姓，其中11个姓都有最早来源于义都人的说法。

至于格曼，被认为主要是从东边来的，即来源于今缅甸北部迈立开江上游靠近葡萄地方的布荣地区，这里与察隅曲的东南支流各勒木河（嘎仓河）只是一山之隔。主要依据也是语言、风俗和姓氏，如：如杜西、布雷等姓都来源于布荣。过去格曼普遍使用的、几乎人手一个的那种长约80厘米的旱烟袋，就是从布荣地区传入的，因而称为“布荣巴吊”（格曼话称烟袋为“巴吊”），后来才逐渐自己打制。布荣地区的语言和格曼话基本一样，只是在语音上有些差别。[ii]

在人的风俗里，有以下几点需要重述：

1.人的婚姻主要是父权制下的一夫一妻制，也有相当数量的一夫多妻家庭。这些一夫多妻家庭的存在，主要是因为买卖婚姻与炫富。一方面，有钱的人家，就可以多买妻子，以向外界证明自己有实力；另一方面，人同姓实行转房婚，将女性视为一种“财富”，不“流”别处，妇女丈夫死后需要转嫁给丈夫的兄弟或侄儿，甚至也可以转嫁给丈夫其他妻子的儿子，但不准转嫁给叔、伯长辈。在一夫多妻的家庭中，丈夫决定在哪个妻子处住宿，就将他所背的熊皮袋挂在她的房门口，妻子要以宾客相待。丈夫有权将妻子转赠或出卖，妻子却无权离开丈夫。人虽然禁止同姓之间的通婚，但与藏族、珞巴族之间也不通婚，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需经历，主要是由于部落小、人数少、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造成的。直到21世纪初，经过当地政府的教化，人才基本上是一夫一妻制了。

2. 人以刻木、结绳、摆木棍（树枝）记事。如请某人五天后来参加送鬼祭祀，就送去一条打着五个结的绳子，再如，双方发生纠纷找人评理时，评理者讲一道理就放一根草棍或树支，放得越多就表示理由越充足。他们的数字概念差，无历算，以月缺月圆为一月，以包谷成熟一季为一年。无“过年”的观念，也无其他固定节日。这和人与藏族、珞巴族不通婚的道理一样，也是由于地理环境相对封闭造成的。

3. 人头巾分白头巾和黑头巾，戴白头巾者为“达让”，黑头巾者为“格曼”。头巾不光是戴，还可以用来防冷防晒保暖等，也可以在进山打猎时当绳子用、被子盖。比方说，人如果要经过一条小河，但河上没有桥，怎么办？这时，他们就会把头巾解下，在头巾上弄个铁钩，甩到对面的树上钩住，然后自己荡过去。这里面包含人在相对封闭地理环境中，逐渐产生和形成的一种生存智慧。

4.人禁忌人去世后，在死者的家属面前提到死者时，直呼其名。即使在平时谈话中也都忌讳提到已经死去的人的名字，不论是同姓还是异姓的都一样忌讳。否则，会被认为是莫大的不敬和侮辱。有的因此而发生严重的纠纷。违反这个禁忌的要向死者家属赔礼道歉，并要杀猪宰牛宴请才能平息。有时因此引起械斗，死者亲属把对方的猪牛抢来杀吃。社会舆论是同情和支持死者家属的。这中间除了禁忌本身的因素，不难看出还有“礼仪”的成分——直到现在，西部很多地方、很多民族，也都有着同样的忌讳，这是中华文明在人群体的体现之一。

通过以上几点，我们想要说的是，一个群体或是部族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地方生活久了，一方面既可以保留本群体或是部族的一些传统习俗；另一方面，就地理环境而言，也会形成自己的发明创造。为了让自身更好地生存下去，这种发明创造存在的时间久了，也可能会形成一种全新的风俗，与先前的民族传统习俗存在明显差异。因此，研究历史，应该分清习俗形成的时间点，进而更加注重地理与文化圈的养成和造就，才可能避免主观臆断和走弯路，才能正确地了解和认识一个群体或是部族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