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新冠肺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让本就处于百年未变之大变局的世界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产生了更多不确定性。

在国际经济环境发生剧变的当下，中国迅速做出了反应和调整，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双循环”具体是指什么？哪些行业会因此发生重大变化？它对国计民生将产生什么深远影响？

以下是几位专家学者的分享精编，未经本人审阅：

口述：芮萌 许斌 白果

编辑：三三

来源：正和岛综编自环球人物

01、芮萌：利己又利他，有钱一起赚才能走得更远

在学术界，有人认为“双循环”是为了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短期解决方案，有人认为是长期的；有人认为是中国被动的选择，有人认为是我们的主动出击。

其实，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提出中国应该反思“赶超型”的工业化路径，要建立新的产业体系和创新能力，调整扭曲的价格和实现内部良性循环，努力走出一条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拉动的路径，同时用和平方式与资源供给国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战略分工。这或许就是“要素市场化改革”和“国内大循环”战略的早期思考。

新冠疫情爆发后，国际交通中断、国际贸易停滞，很多国家和地区连口罩都无法自给自足。美国、日本等国开始进一步鼓励本国企业把部分制造业转回国内。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外贸市场来拉动经济已经不现实。

另一方面，过去因为人口红利、资本价格低廉两大优势，主要靠出口和投资拉动经济，但现在这两大优势都在减弱，中国人均GDP已经超过1万美元，已经不可能像韩国、新加坡那样长期依赖外贸，未来我们的主要动力一定是内需。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内需是主要动力，并不是让中国经济回到自给自足的封闭年代，政府提出的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 。

过去经济全球化模式是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提供技术、资金、市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提供劳动力、资源、产品。说白了，就是“中国人制造，美国人消费”。

美元霸权，美国政府可以无限制地印钞票，在全球卖东西，一旦发生金融危机还可以转嫁给世界。中国牺牲了各种各样的资源，用几代人的汗水、低附加值的产品一步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随着“双循环”的推进，我们要更侧重“中国人制造，中国人消费”，同时和那些与我们价值观趋于一致的国家和地区进行更密切的合作。

对于企业而言，很多中国出海企业发展势头非常不错，此前出海企业更多考虑的是商业风险、运营风险、市场风险，但是现在由于频频遭受美国政府的打压和威胁，企业更多的需要考虑地缘政治风险。

以前，出海的中国企业不涉及美国的核心利益，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但现在，美国的心态变了，觉得自己收保护费的霸权受到了挑战，以后可能收不到了，所以才不择手段地阻止非美国企业在全球的发展。

在实力还不够强大的当下，中国企业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对方的游戏规则捍卫自 身权利，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所在国企业的合作，互利共赢，有钱一起赚。

中美贸易摩擦也让我们意识到，中国还有很多短板，过去太追求短期利益，导致很多核心技术被外国卡脖子，未来“内循环”会重点加强这些领域的投入和建设，尤其是芯片、软件等核心科技产业，政府也会在财税、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

此外，中国具有领先优势的5G技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方面，国家也会推出相关政策巩固和扩大优势。

再一个就是资本市场，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和对接国际资本市场。

风险与机遇是并存的，中国自主可控的高科技产业，比如新机电、高端消费、军工、粮食安全等都有机会。

中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800万人左右，就算其中只有10%是精英，也有80万人，再加上每年几十万的留学生，这是一项重要的资产，未来我们要把它用好。

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是以它自己为中心，什么便宜都占、什么好处都拿。今天我们要强调的是共赢，“双循环”不仅利己，也要利他，这样才能看得更广、走得更远。

02、许斌：增加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是实现“内循环”的必要手段

从1980年-2008年，世界迎来了历史上第二轮全球化浪潮。虽然偶经风浪，但全球经济保持了蓬勃的发展态势。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国家在此期间推出了旨在促进国际化和自由化的宏观政策和改革举措。

全球化和自由化为何能推动经济繁荣？因为能让企业降低成本，提高利润，从而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

但是，随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逆全球化抬头，第二轮全球化浪潮或将不可逆地走向终结，根本原因在于全球化虽然能提高效率，却以牺牲公平为代价。

我认为，新冠疫情的爆发开启了一个“新时代”。在国际化和自由化盛行的“旧时代”里，大家追求的是效率至上；而在“新时代”里，大家除了重视效率，还会力求安全，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同时保证风险最小化；对某些行业的企业，例如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的芯片企业，保持安全甚至比提高效率更重要。

四年前特朗普政府提出了“美国至上”，印度莫迪政府近期也提出要实现“自立印度”。可以说，新冠疫情的爆发，加速了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后新冠时代”，全球格局将如何演化？鉴于过去大家从全球化中受益颇多，所以不可能退回到完全闭关锁国的状态，更大的可能是全球经济区域重组的进程或将加快。

面对当前的国际新形势，中国提出了要“加快形成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其中“内循环为主”，也就是主要聚焦内循环，同时注重内外循环的相互促进。

那么如何发展“内循环”？

这就要充分挖掘内需，以降低对外部市场需求的依赖。

内需包括两方面：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影响消费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更准确地说是当前收入和预期收入。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硬币的另一面：消费增加了，储蓄就会减少。储蓄减少，意味着投资下降，长期GDP增速将下行。

在当前的情况下，要想实现“内循环”，就必须促进消费；要促进消费，就必须提高人们的消费意愿，也就是让他们少储蓄，同时提高收入水平，增加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目前，政府正在促进社会公正、提升社会福祉方面的决心和行动，但这并非朝夕之功，挑战将长期存在。

对于“外循环”而言，挑战同样存在。要想推动“外循环”，中国必须继续扩大对外开放，继续优化投资环境和营商环境，主动应对“区域重组”的趋势，如加强和东盟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关系，从而为长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03、白果：实现“内循环”经济，一定要防止房价过快上涨

全球化时代是否已终结？最直接的答案是“否”。非但没有终结，随着数字化的贸易平台、支付手段和金融交易平台的兴起，全球化程度未来还会继续加深。

不过，全球化的形态将发生本质变化，而我们正在经历激烈的转型期。

我国国际贸易近一两年遭遇的挑战，虽然有特朗普政府推波助澜、激化矛盾的直接原因，其本质仍然是这一轮调整的延续。可以预见，在下一个全球性相对稳态秩序建立之前，我国对外贸易很难恢复到改革开放前三十年那种高歌猛进的状态。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不管是就其发展阶段还是经济体量，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依靠大规模的加工贸易来发展。而下一阶段的全球化，也一定是一个更具合作性、更加平衡、讲究共赢的系统。

因此，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仅是对目前调整期形势的判断和回应，也是中国长期发展的必然趋势。

发展“内循环经济”，最重要的是使国内的需求与供给更好地匹配。

从供给方来看，我国各主要行业的供应链能力都越来越强。但在如半导体芯片等尖端领域，离自给自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我国企业的品牌力目前还远逊于国际企业，这意味着我国企业满足国内终端需求的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近几年来，我们看到国内企业开始在品牌上发力，也看到越来越多国产品牌的诞生和壮大。很多供应链企业也积极尝试打造自有品牌，并诞生了诸如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用户连接制造）等创新性的商业模式，这些都是符合“内循环”发展要求的战略调整方向。

除了快速学习品牌运作的相关知识，与专业的服务商合作，企业家们还需要转变投资理念，充分认识和了解全球化的现状，谨慎扩大产能，特别是一些外贸依存度过高的行业，如电子和纺织等。

同时，要更加重视研发和创新，敢于加大对无形资产如技术、人才、设计、品牌力、创造力等的投入。

要更加重视服务业特别是产业服务业的重要性。我国服务业尽管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仍远低于国际发达国家的水平。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服务业的占比将继续扩大。

我国在数字技术领域有较为深厚的积累，完全可以在数字服务领域大展拳脚。以电子产品为例，我国在智能手机等领域的出货量已经是全球第一，但相关互联网服务的市场占有率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提高产业服务能力，特别是发展数字服务相关产业，不但具有很强的市场和盈利空间，还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加我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

在国家政策层面，旺盛的国内消费需求是“内循环”的保障。扩大国内消费需求的最好方式不是鼓励消费，而是切实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释放消费潜力。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好办法，是促进蕴含有更多劳动附加值的企业和行业的发展。

中小微企业吸纳了城镇中80%以上的就业，是服务业的主力军，也是创造力的来源。它们的健康发展对于“内循环”经济的顺利运行至关重要。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是一个系统工程。如何利用多元的方法改善中小微企业的营商环境，创造相对平等的竞争市场，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

疫情期间，政府对于面临较大经营压力的中小企业予以一定的资金支持，这是很好的政策举措。而与政策本身同等重要的，是政策的稳定性、持续性。政策执行要杜绝“运动式”的做法。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实现“内循环”经济，一定要继续防止房价过快上涨。高涨的房价会大大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从而降低社会总消费需求，提高商业运营成本，分流生产性投资。

在外需极其旺盛的时候，高房价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还不甚明显。但在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体中，高房价一定会抑制生产性活动。即使房价走高会带来短期的财富效应，长期必然会导致国家的经济空心化和国际竞争力降低，乃至经济的衰退。

从目前的政策看，国家决策层面已经充分地认识到这一点，并积极将资金通过股市、债市等金融渠道，引向生产性活动。

总之，全球化的阶段性调整是其进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有调整才可能有新秩序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