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新冠肺炎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突發事件，讓本就處於百年未變之大變局的世界加快了變化的速度，產生了更多不確定性。

在國際經濟環境發生劇變的當下，中國迅速做出了反應和調整，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雙循環”具體是指什麼？哪些行業會因此發生重大變化？它對國計民生將產生什麼深遠影響？

以下是幾位專家學者的分享精編，未經本人審閱：

口述：芮萌 許斌 白果

編輯：三三

來源：正和島綜編自環球人物

01、芮萌：利己又利他，有錢一起賺才能走得更遠

在學術界，有人認爲“雙循環”是爲了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短期解決方案，有人認爲是長期的；有人認爲是中國被動的選擇，有人認爲是我們的主動出擊。

其實，早在2008年，就有學者提出中國應該反思“趕超型”的工業化路徑，要建立新的產業體系和創新能力，調整扭曲的價格和實現內部良性循環，努力走出一條依靠國內市場需求拉動的路徑，同時用和平方式與資源供給國家形成互惠互利的戰略分工。這或許就是“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國內大循環”戰略的早期思考。

新冠疫情爆發後，國際交通中斷、國際貿易停滯，很多國家和地區連口罩都無法自給自足。美國、日本等國開始進一步鼓勵本國企業把部分製造業轉回國內。這種情況下，寄希望於外貿市場來拉動經濟已經不現實。

另一方面，過去因爲人口紅利、資本價格低廉兩大優勢，主要靠出口和投資拉動經濟，但現在這兩大優勢都在減弱，中國人均GDP已經超過1萬美元，已經不可能像韓國、新加坡那樣長期依賴外貿，未來我們的主要動力一定是內需。

但是，需要強調的是內需是主要動力，並不是讓中國經濟回到自給自足的封閉年代，政府提出的是“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互相促進” 。

過去經濟全球化模式是以美國爲首的發達國家提供技術、資金、市場，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國家提供勞動力、資源、產品。說白了，就是“中國人制造，美國人消費”。

美元霸權，美國政府可以無限制地印鈔票，在全球賣東西，一旦發生金融危機還可以轉嫁給世界。中國犧牲了各種各樣的資源，用幾代人的汗水、低附加值的產品一步步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隨着“雙循環”的推進，我們要更側重“中國人制造，中國人消費”，同時和那些與我們價值觀趨於一致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更密切的合作。

對於企業而言，很多中國出海企業發展勢頭非常不錯，此前出海企業更多考慮的是商業風險、運營風險、市場風險，但是現在由於頻頻遭受美國政府的打壓和威脅，企業更多的需要考慮地緣政治風險。

以前，出海的中國企業不涉及美國的核心利益，發展空間是比較大的。但現在，美國的心態變了，覺得自己收保護費的霸權受到了挑戰，以後可能收不到了，所以纔不擇手段地阻止非美國企業在全球的發展。

在實力還不夠強大的當下，中國企業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對方的遊戲規則捍衛自 身權利，另一方面也要加強與所在國企業的合作，互利共贏，有錢一起賺。

中美貿易摩擦也讓我們意識到，中國還有很多短板，過去太追求短期利益，導致很多核心技術被外國卡脖子，未來“內循環”會重點加強這些領域的投入和建設，尤其是芯片、軟件等核心科技產業，政府也會在財稅、投融資、知識產權保護等方面給予政策傾斜。

此外，中國具有領先優勢的5G技術、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車等方面，國家也會推出相關政策鞏固和擴大優勢。

再一個就是資本市場，繼續堅持改革開放和對接國際資本市場。

風險與機遇是並存的，中國自主可控的高科技產業，比如新機電、高端消費、軍工、糧食安全等都有機會。

中國每年畢業的大學生有800萬人左右，就算其中只有10%是精英，也有80萬人，再加上每年幾十萬的留學生，這是一項重要的資產，未來我們要把它用好。

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是以它自己爲中心，什麼便宜都佔、什麼好處都拿。今天我們要強調的是共贏，“雙循環”不僅利己，也要利他，這樣才能看得更廣、走得更遠。

02、許斌：增加中低收入者可支配收入，是實現“內循環”的必要手段

從1980年-2008年，世界迎來了歷史上第二輪全球化浪潮。雖然偶經風浪，但全球經濟保持了蓬勃的發展態勢。主要原因就是，大部分國家在此期間推出了旨在促進國際化和自由化的宏觀政策和改革舉措。

全球化和自由化爲何能推動經濟繁榮？因爲能讓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利潤，從而實現經濟效益最大化。

但是，隨着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逆全球化抬頭，第二輪全球化浪潮或將不可逆地走向終結，根本原因在於全球化雖然能提高效率，卻以犧牲公平爲代價。

我認爲，新冠疫情的爆發開啓了一個“新時代”。在國際化和自由化盛行的“舊時代”裏，大家追求的是效率至上；而在“新時代”裏，大家除了重視效率，還會力求安全，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同時保證風險最小化；對某些行業的企業，例如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的芯片企業，保持安全甚至比提高效率更重要。

四年前特朗普政府提出了“美國至上”，印度莫迪政府近期也提出要實現“自立印度”。可以說，新冠疫情的爆發，加速了這個“新時代”的到來。

在“後新冠時代”，全球格局將如何演化？鑑於過去大家從全球化中受益頗多，所以不可能退回到完全閉關鎖國的狀態，更大的可能是全球經濟區域重組的進程或將加快。

面對當前的國際新形勢，中國提出了要“加快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其中“內循環爲主”，也就是主要聚焦內循環，同時注重內外循環的相互促進。

那麼如何發展“內循環”？

這就要充分挖掘內需，以降低對外部市場需求的依賴。

內需包括兩方面：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影響消費需求的主要因素是收入，更準確地說是當前收入和預期收入。但是，我們也要看到硬幣的另一面：消費增加了，儲蓄就會減少。儲蓄減少，意味着投資下降，長期GDP增速將下行。

在當前的情況下，要想實現“內循環”，就必須促進消費；要促進消費，就必須提高人們的消費意願，也就是讓他們少儲蓄，同時提高收入水平，增加普通老百姓尤其是中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目前，政府正在促進社會公正、提升社會福祉方面的決心和行動，但這並非朝夕之功，挑戰將長期存在。

對於“外循環”而言，挑戰同樣存在。要想推動“外循環”，中國必須繼續擴大對外開放，繼續優化投資環境和營商環境，主動應對“區域重組”的趨勢，如加強和東盟以及“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合作關係，從而爲長期經濟增長注入新動力。

03、白果：實現“內循環”經濟，一定要防止房價過快上漲

全球化時代是否已終結？最直接的答案是“否”。非但沒有終結，隨着數字化的貿易平臺、支付手段和金融交易平臺的興起，全球化程度未來還會繼續加深。

不過，全球化的形態將發生本質變化，而我們正在經歷激烈的轉型期。

我國國際貿易近一兩年遭遇的挑戰，雖然有特朗普政府推波助瀾、激化矛盾的直接原因，其本質仍然是這一輪調整的延續。可以預見，在下一個全球性相對穩態秩序建立之前，我國對外貿易很難恢復到改革開放前三十年那種高歌猛進的狀態。

事實上，今天的中國不管是就其發展階段還是經濟體量，都不需要也不可能再依靠大規模的加工貿易來發展。而下一階段的全球化，也一定是一個更具合作性、更加平衡、講究共贏的系統。

因此，強調“以國內大循環爲主體”，不僅是對目前調整期形勢的判斷和回應，也是中國長期發展的必然趨勢。

發展“內循環經濟”，最重要的是使國內的需求與供給更好地匹配。

從供給方來看，我國各主要行業的供應鏈能力都越來越強。但在如半導體芯片等尖端領域，離自給自足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尤其重要的是，我國企業的品牌力目前還遠遜於國際企業，這意味着我國企業滿足國內終端需求的能力還有很大提升空間。

近幾年來，我們看到國內企業開始在品牌上發力，也看到越來越多國產品牌的誕生和壯大。很多供應鏈企業也積極嘗試打造自有品牌，並誕生了諸如C2M（Customer-to-Manufacturer，用戶連接製造）等創新性的商業模式，這些都是符合“內循環”發展要求的戰略調整方向。

除了快速學習品牌運作的相關知識，與專業的服務商合作，企業家們還需要轉變投資理念，充分認識和了解全球化的現狀，謹慎擴大產能，特別是一些外貿依存度過高的行業，如電子和紡織等。

同時，要更加重視研發和創新，敢於加大對無形資產如技術、人才、設計、品牌力、創造力等的投入。

要更加重視服務業特別是產業服務業的重要性。我國服務業儘管近年來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仍遠低於國際發達國家的水平。在未來的國際貿易中，服務業的佔比將繼續擴大。

我國在數字技術領域有較爲深厚的積累，完全可以在數字服務領域大展拳腳。以電子產品爲例，我國在智能手機等領域的出貨量已經是全球第一，但相關互聯網服務的市場佔有率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提高產業服務能力，特別是發展數字服務相關產業，不但具有很強的市場和盈利空間，還可以進一步增強我國製造業的國際競爭力，增加我國出口產品的附加值。

在國家政策層面，旺盛的國內消費需求是“內循環”的保障。擴大國內消費需求的最好方式不是鼓勵消費，而是切實提高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結構，釋放消費潛力。而提高居民收入的最好辦法，是促進蘊含有更多勞動附加值的企業和行業的發展。

中小微企業吸納了城鎮中80%以上的就業，是服務業的主力軍，也是創造力的來源。它們的健康發展對於“內循環”經濟的順利運行至關重要。改善中小微企業的營商環境是一個系統工程。如何利用多元的方法改善中小微企業的營商環境，創造相對平等的競爭市場，是擺在各級政府面前的重要課題。

疫情期間，政府對於面臨較大經營壓力的中小企業予以一定的資金支持，這是很好的政策舉措。而與政策本身同等重要的，是政策的穩定性、持續性。政策執行要杜絕“運動式”的做法。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實現“內循環”經濟，一定要繼續防止房價過快上漲。高漲的房價會大大降低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從而降低社會總消費需求，提高商業運營成本，分流生產性投資。

在外需極其旺盛的時候，高房價帶來的負面影響可能還不甚明顯。但在一個以“內循環”爲主的經濟體中，高房價一定會抑制生產性活動。即使房價走高會帶來短期的財富效應，長期必然會導致國家的經濟空心化和國際競爭力降低，乃至經濟的衰退。

從目前的政策看，國家決策層面已經充分地認識到這一點，並積極將資金通過股市、債市等金融渠道，引向生產性活動。

總之，全球化的階段性調整是其進一步發展的必由之路，有調整纔可能有新秩序的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