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古老的中國被西方的鴉片貿易訴求，以及隨之而來的堅船利炮撕下了一個大口子。

對於中國來說，這是前所未有的大變局，也是三千年中國面臨的最大困局。

一個國家沒有改革的需求，便沒有保存自我的手段。

那時候，清朝爲了應對世界大潮流，應對近代化變革，所有事物都在“近代”與“古代”兩種無可阻擋的龐大力量的拉扯之下，整個社會被完全的撕裂，形成一幅空前的景象。

就拿近代工業最核心也是最基礎的設施——鐵路來說。

修一條鐵路，在高速迅猛發展，所有人都熟知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今天，可能只需要解決資金、土地、規劃等技術性問題和一些制度管理性問題。

但在清朝，技術性問題都不是事，真正的大問題是觀念、文化、思想、認知的各方面問題。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在現代，技術官僚是一個含有貶義的名詞，但是在清朝，技術官僚是實打實的國家人才，這種人纔在清朝少之又少。

在清朝，就算克服重重限制，辛辛苦苦把鐵路建好，也會出現新的重重阻力，使得鐵路修建再次陷入“困局”之中，最後在鐵路上跑的可能照樣只能是馬車。

清朝“馬拉火車困局”中的三股阻礙力量

同治十一年（1872年），大清國的內憂終於全部清理完了，國家終於重新安穩下來，清朝現在唯一的大患就是西方列強，於是爲了強軍富國，清廷在洋務派官員的倡導下也開始了近代化改革，以中樞上的恭親王奕訢、地方上的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爲首的洋務運動已經如火如荼的開展了幾年。

作爲近代化，工業化最核心的基礎設施——鐵路，在當時，大力引進西方設備和西方科學技術的大環境下，按理說早就應該水到渠成——當時無論是西方人，還是洋務派官員都想直接引進，因爲火車的便利和用途遠超馬車。

但清廷的頑固不化卻讓世人震驚。

清廷對鐵路的解決方式很簡單，也很奇葩，那就是一個字“拆”：不管花多少銀子，都要把鐵路買回來，然後拆了。爲此甚至不惜得罪自己一向恐懼的洋人。

第一條被“拆”的鐵路，由英國商人杜蘭德出資在北京修造，這種風馳電掣的“鐵傢伙”，讓京師的人震撼，很多人把火車視爲西方妖物，幾乎釀成民變，清廷趕緊飭令軍隊拆毀了這條鐵路。

同樣一拆了之的，還有英國商人在開埠城市上海修造的一段鐵路。這是由當時的怡和洋行，瞞着清廷，打着修建一條“馬路”的理由修建的鐵路，這也就是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吳淞鐵路。

西方洋人的意思就是先打着“馬路”的由頭，先把鐵路修好，等生米煮成熟飯，木已成舟，讓清廷無可奈何地承認鐵路已經修成的事實。

等到鐵路修好，清廷才得知詳情，非常惱火，當時的上海道臺屬於極端頑固分子，他甚至聲稱若強行修建鐵路激起民變，他“將臥鐵轍中聽其軋死”，哪怕讓火車軋死，也要阻止火車的通行。

無奈，西方洋人只好將鐵路賣給清廷。

次年九月，鐵路停運並被拆毀，鐵軌和運營車輛等物全部沉入到“打狗港”之中……

就連西方洋人修建鐵路都是如此艱難，何況是中國人自己修建的。

於是就出現了中國近代史上“最滑稽”的一幕：在中國第一條官方自建的唐胥鐵路上，拉着運煤火車跑的，不是風馳電掣的火車頭，而是騾馬，理由竟然是“爲了避免擾動風水”。

修路的英國工程師一看覺得太荒誕了，火車是近代工業時代的動力，馬匹是古典農耕時代的動力，居然用騾馬拉着火車頭跑，簡直太荒謬了，因此嘲笑這條鐵路是“馬車鐵路”。

晚清的現實，就是這樣又荒誕，又合理——從歷史的視角看，它們是荒誕的；然而對當時的個人而言，一切又符合邏輯。

在清朝，每個反對的勢力都有着看似無可指責的理由，其中有三股最著名的阻礙力量：一、頑固派官員將修建鐵路與中華傳統文化道德捆綁

頑固派官員根本不從“科學”、“技術”層面反駁修建鐵路，而是將技術問題進行道德捆綁，把鐵路說成是西方的“奇技淫巧”，會惹怒神靈，招來巨大災難。使主張修建鐵路者居於“崇洋媚外”的“道德劣勢”。

在他們心中，修建鐵路就是違反中華幾千年來的傳統文化道德，強行將鐵路與中華古典傳統文化道德進行分割，進行對立，有鐵路就沒有中華古典傳統文化道德，有中華古典傳統文化道德就沒有鐵路，兩者不能共存。

二、實務派官員擔憂影響晚清穩定大局

實務派官員擔心鐵路破壞中國關隘險阻，使西方列強輕易的長驅直入，沿線被迫失業的船工、苦力、赤貧的農民，可能會再次發動太平天國、捻軍那樣起義，破壞好不容易穩定的地方局面。

這一點在洋務派官員中佔比例很大，對於他們來說，鐵路可以修建，但是必須是中國人掌管，這不可避免的與西方列強產生衝突，這也是導致鐵路在晚清時期的中國發展不起來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清廷的中樞不願承擔相應的責任

關於修建鐵路與否，朝廷中樞始終都是作爲一個旁觀者，而不是主導者，甚至連倡導者都不是。

慈禧太后明白建鐵路是爲了國家“自強起見”，但卻不願承擔可能帶來的罵名。

恭親王奕訢倒是願意承擔罵名，“鬼子六”就是這樣來的，但是他畢竟不是真正的最高統治者，在清廷的中樞，他也只是最高決策者之一，很多事情掣肘太多，無法施展拳腳。

地方上掣肘就小了很多，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都爲中國近代化做出來很大的貢獻，但是地方畢竟不能代表清廷中樞政府，沒有中樞政府的統一規劃，最後只能是地方各自爲政，對國家害處遠大於益處。

這三股力量合力，不僅火車替代馬車十分艱難，其實也讓中國與文明接軌的道路，每一步都舉步維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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