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汉朝的军队是承袭秦国和秦朝中通用的征兵制度而形成的。身强力壮的丁要在30岁时应征入伍，必须在皇帝的御林军中服役一年，在原籍军中服役一年。这至少是位于京师附近地区的情况。在边陲地区招募的登记入伍士兵都驻留于那里。但大家在边陲地区也可以发现以银价招募的雇佣军。至

汉王朝进入热带地区

汉人向长江以南的开拓，形成了东亚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既是因为这种开拓共持续了近三千年的历史，又是因为伴随它发生了多种变化（居民的迁移运动、民族融合、旧文化的消失或改造、互相借鉴······).这些古老民族在今天，仅仅形成了既不能提供有关古代文化的确切观念（尽管某些特点具有引人注目的稳定性），又不能提供古代不同民族分布的基本观念的一种残余。

某些民族似乎已经完全消逝了。那些具有独特文明的大土酋管辖区和大王国，都逐渐被天朝的远征和一种逐步的同化所消灭或化为乌有了。惟有考古学才能对某些这类原始文化投下一束强烈的光芒。由此，汉代史料中曾简单地提及其政治中心位于今云南昆明平原的滇王国的真实存在史，从1956年起突然被令人惊奇的考古发现所揭示。

▲滇王国假想图

该王国的经济是以大饲养业和农业为基础的，它在战国时代末期和公元前2世纪时，就曾与东部控制着位于四川和广东之间道路的夜郎国尚武部族、云南西部的昆明部族以及成都平原上的汉人保持着关系。它占据着位于长江上游和缅甸之间的要塞。其商业财富解释了它得以发展一种特殊青铜艺术的原因。这种艺术中渗透进了多种影响，其中最明显和最出乎预料的可能是鄂尔多斯和草原的影响。昆明湖东南的石寨山考古发掘，提供了带有小贝壳的卓越而又非凡的青铜器，这是王族家庭的御用品，其盖子上都装饰有凸形画面，它们形成了有关其居民的经济、宗教崇拜和日常生活的珍贵物证。

滇王国于公元前109年被汉朝军队消灭。其国王将其尊号一直维持到昭帝（公元前87~公元前74年）执政期问，但经过一次疫乱之后即被撤销了。汉王朝的开拓枪民可能未让这种独特文明残留下任何痕迹。公元前86和公元前82年，汉朝对云南西部昆明部族发动的远征，使汉王朝入主的地区一直扩展到缅甸边境。由缅甸北部的掸王国于公元100年左右（公元94、97和120年）进贡的方物，一直被运到了洛阳。1924年，在河内以南约一百五十公里处的清河地区的东山，发现了又一处遗址。它揭示的另外一种青铜文明，基本上与滇文明是同时代的文明。那些居住在吊脚楼上的渔民、猎人、农人的文明是以使用铜鼓为特征的。其装饰图案表现了一些其中绘有以羽毛为饰的舞蹈艺人的宗教场面。

▲依水而建的吊脚楼

在乐器中，有人提到了芦笙，这是一种口吹琴，在热带地区流行很广，由此而衍生出汉地的笙。草原和汉地的影响在东山文明中是显而易见的。在那里输入的物品中，计有战国时代的一种容器和一把剑，同时还有王莽时代（公元9～25年）的铢钱。滇与东山文明中的真实情况，在其他古代王国中也无疑是相同的，但我们没有掌握其任何考古遗迹。面对大海和被大山隔绝的福建以及浙江南部，在公元前3~公元前2世纪时，就形成过这样的一个独立王国，即闽（福建和福州河的古称）－形成越人的众多渔业民族之一，他们自上古时代起就占据了位于浙江港湾和越南顺化之间的所有海岸。

秦始皇的远征在那里仅仅是一项无希望的行为，但汉王朝却于公元前2世纪末以武力进入那里，并于公元前110年摧毁了这里的越国。拥有肥沃的大平原（广州地区的西江流域、红河三角洲）的全部沿海地区（由广东和直到今岘港附近的越南组成），从战国时代（公元前5~公元前3世纪）起，就被汉地贸易渗透进去了。在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公元前214年发动远征之后，他便在今桂林、广州和河内诸地驻军。

▲西汉改革家、政治家王莽

但在秦帝国崩溃之后，那里又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其统治家族可能是与汉族混血的赵氏，这就是南越国。该王国的居民应该是傣族和孟一高棉人的先祖，其主要经营活动似乎是贸易和捕捞业。其最重要的港口是广州港、合浦港（珍珠捕捞地区，位于广东雷州半岛的西部）和一个位于胶州湾的港口。其贸易涉及到了象牙、珍珠、玳瑁、犀牛角、植物纤维纺织品和海岛奴隶。经过多次干预（其中最早的几次要追溯到公元前181年），汉朝的几支远征军于公元前113年进入了广州地区和红河三角洲。南越国的领土于两年之后，被改建成汉朝的郡。

在汉朝政权于中国南方和越南控制的热带与沼泽地区，所呈现的经常性不安全的气氛，那里的植物和经常是山峦的地势－毫无疑问适宜丛林游击战，因此，这里的突然袭击和伏击战持续不断。在相当于王莽执政和汉朝光复初年的混乱时代，汉朝在云南、广东、越南北部和中部的移民大幅度增加了。但从公元40年起，人民起义在红河三角洲风起云涌，从而又导致了今越南的北方和中部以及广东西部合浦地区全部居民的起义。征侧（Tru'ngThǎc)和征贰（Tru'ngNhi)两姊妹（其长者不失时机地取得了太后的尊号）是这次大反叛的首领。她们在当代被尊为越南的民族独立英雄。然而，汉将马援（公元前14~公元49年）被册封为“伏波将军”，于公元43年平息了这次叛乱。

向东南亚和印度洋的最早开放

汉王朝在广东和越南的立足，使中国的影响扩大到了东南亚。在柬埔寨发掘到的青铜斧模仿了汉斧的式样。可断代为公元1世纪的汉代陶瓷碎片也在婆罗洲的东部、爪哇的西部和苏门答腊的南部被发现了。同时，汉代各郡向南的扩展使东南亚和印度洋国家得以首次与中国社会建立直接关系。《汉书》中的一段文字提供了公元前1世纪时通向南海和印度洋诸海道中的第一种路程志。但这些关系仅仅是从公元最初几个世纪才得以真正发展起来。继印度、伊朗人在海上扩张之后，从公元3世纪起紧接着便是中国向南部的航海高潮。

▲存放于博物馆中的青铜斧

考古（广州地区、广西桂县、湖南长沙的慕葬）揭示了汉代舶来品的输入有玻璃、琥珀、玛瑙、光玉髓。东南亚籍的奴隶贸易已由某些墓葬中的小雕像得以证实。中国的非本地植物茉莉于公元3世纪开始在广州地区栽培。印度的使节于公元89和105年曾出使汉朝宫廷。有关中国与爪哇岛之间正式关系的首次记载，被断代为132年。印度一伊朗海上贸易的发展，无疑可以通过航海技术的进步来解释，印度与中东和地中海之间交换的发展、佛教的传播、那些在摆脱了对感染之恐惧的商贾们的宗教；在欧亚大陆的北方之路受代阻绝时，对新产金地区的发现，无疑是公元最初几个世纪亚洲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它是东亚诸国沿海平原印度化文化之起势源。它也可以解释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东部地区之间断断续续的接触。这个印度－伊朗贸易的大站之一，似乎是湄公河三角洲上扶南（Phnam),即古柬埔寨王国的一个港口。在该古城的遗址上，取已经于那些被断代为公元2~6世纪的古迹之中，发现了一枚于152年轧制的罗马钱币，带有孝子安东尼（AntoninLePieux,138~161年）的人头像，另外一枚上带有马可·奥勃留（MareAurèle,161～180年）的图像。《梁书》（502~557年）卷54提到，大秦国（“大秦”一词系指罗马帝国的东部地区）的商人，在汉代就经常访问扶南国。

▲湄公河畔

120年，大秦眩人（幻人）作为礼物被缅甸的一个王国送到了洛阳宫廷。166年，罗马商人（也可能是帕尔米拉的叙利亚人）遣使，曾在越南中部海岸停留，汉文史料中提到了这一切。另外两次类似的遣使，则于226年在南京和284年于洛阳被提及。东地中海和中国南部之间的这种远古关系，仅仅具有一种简单的新奇意义，它们揭示了具有某种经济意义的贸易交流的存在，它们都受到了中国丝绸吸引力的刺激。

结语

参考资料：《中国社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