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萊恩：中美兩國會再打一場大國爭霸戰嗎？

近日，美國《外交事務》雜誌刊載本文論述中美爆發戰爭的可能性。作者追溯了上個世紀英德兩國爆發大戰的起因，並將今日的中美關係與一戰前英德關係作了比較。作者在本文中既客觀論述了霸權國家爲維護其地位不擇手段的事實，也對中國可能的未來走向妄自揣測。中國長期以來堅持和平發展的外交路線，多次重申永遠不會稱霸，但作者像絕大部分西方學者一樣，不願相信這一點。觀察者網翻譯本文，謹供讀者參考。

[文/克里斯托弗·萊恩 譯/觀察者網 由冠羣]

自冷戰結束以來，美國的決策者、權威人士、國際關係學者和政策分析人士一直認爲，大國戰爭無非是過去時代的遺物。1986年，歷史學家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將二戰後的時代稱爲“長期和平”時代，因爲蘇聯和美國最終並沒有發生衝突。幾年後，政治學家約翰•穆勒（John Mueller）提出，不斷變化的行爲規範使大國衝突變得不合時宜。到了2011年，心理學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認爲，“長期和平”已經演變成“新的和平”，其標誌是人類已經越來越少的使用暴力手段去解決問題。

當然，阿富汗、利比亞、蘇丹、敘利亞、烏克蘭和也門等國持續不斷的衝突也說明，現階段在小國爆發有組織的武裝衝突並不罕見。儘管如此，鑑於自16世紀現代國際體系建立以來血腥的政治歷程，令人感到喫驚的是大國之間自1945年後就再沒有爆發過戰爭。

然而，這並不意味着大國衝突再不會出現。事實上，儘管學術界和政界人士試圖不再將大國戰爭視爲真實的威脅，但大國之間爆發戰爭的條件仍然存在。當今大國之間的緊張局勢依舊持續存在，尤其是在美中兩大國之間，任何一個火星都可能引爆兩國之間的衝突。因出現權力轉移的趨勢，兩國又都在競爭本國的聲望和地位，這增加了兩國迎頭相撞的幾率。如果兩國不改弦更張，兩國在未來幾十年間爆發戰爭不僅是可能的，而且是極有可能發生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財產損失 圖片來源：資料圖

不應有的樂觀主義

即使在美中地緣政治競爭加劇之際，大多數認真思考外交政策和大戰略的美國人也拒絕相信戰爭可能會發生。這種樂觀主義主要來自於幾個著名的國家行爲理論。首先，兩國間經濟方面高度的相互依賴性降低了兩國爆發武力衝突的風險。但歷史提供了許多例子來反駁這一假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歐洲各國在經濟和文化上的相互依存度達到最高峯，而兩大主要交戰國英國和德國間更有着密切的經濟聯繫。即使美中兩國的相互依存關係在理論上可能會降低兩國間爆發戰爭的風險，但兩國的經濟聯繫近年來已經開始土崩瓦解，雙方都開始與對方的經濟脫鉤。

質疑爆發大國戰爭的可能性還源於對核威懾力量的信心。核戰爭所引發的同歸於盡風險當然在防止冷戰變成熱戰方面發揮了作用。然而，近幾十年來，技術進步削弱了這種威懾力。小型化、低當量核彈頭和高精度載具的結合，使曾經難以想象的事情變得不難想象：打一場不會導致世界毀滅的“有限”核戰爭。

最後，其他學者認爲，所謂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將維護和平。這種觀點認爲，美國通過領導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多邊機構以及傳播和平合作這一原則理念，現已爲國際行爲提供了規律性和可預測性。一些人，比如政治學家吉爾福德·約翰·伊肯伯裏（G.John Ikenberry），就樂觀地預測，儘管中國會崛起，美國的主導地位最終將結束，但這種秩序仍能持續數十年。

然而，這種假設是有問題的。這一秩序不僅受到國際形勢變化的挑戰，而且在傳統上捍衛這種國際秩序的國家內部，其政治形勢也發生了變化。在美國和歐洲，民粹主義和非自由主義民主的興起是對當前秩序的反彈，也是對擁護並從這種秩序中獲利的精英的反彈。隨着國內對該秩序的支持減少，權力的天平開始向其它國家傾斜，這一體系調停衝突的功能必然會受到削弱。崛起中的大國也可能會看到一個徹底改變此體系的機會，從而增加了爆發戰爭的可能性。

歷史課

除了理論之外，歷史還表明，對大國戰爭的制約要比表面看上去的更弱。特別是，1914年，英德兩國的較量達到了爆發戰爭的高潮，這一過程表明了兩個大國是如何被無情地捲入到一場衝突中去的，而這場衝突直到爆發那一刻都看似不太可能發生。這場戰爭與今天美中兩國間的競爭再相似不過了。

20世紀初，德意志帝國迅速增長的經濟、技術和海軍力量開始對既有的英國主導的國際秩序發起挑戰。儘管兩國之間有着密切的貿易關係，但英國精英開始將德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視爲一種威脅。此外，他們憎恨德國在經濟方面的成功，因爲他們認爲這種成功源自於他們視爲不公平的貿易和產業政策：他們認爲，德國的繁榮源於國家干預，而不是源於主宰英國政治經濟的自由放任主義做法。英國的精英們也對德國懷有深深的反感，因爲他們認爲德國的政治文化使軍隊享有特權，其價值觀與自由主義價值觀基本上是對立的。簡單地說，他們認爲德國是個不可救藥的壞角色。這也就不奇怪爲什麼戰爭一開始，英國人就立即把這場衝突理解爲是自由主義與普魯士專制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

英德兩國在爭權奪利的同時也在爭奪輿論主導權。德國建立大型海軍和拓展海外殖民地的國際政治戰略激怒了英國，英國作爲一個擁有廣大海外領土的貿易國，不能忽視在北海對面出現一個競爭性的海軍強國。然而，實際上，德國的造艦計劃並不是出於經濟或軍事考慮，而是德國渴望獲得國際地位。德國的目標不一定是要挑戰聯合王國，而是要國際社會承認它是與英國平起平坐的世界大國。

儘管兩國存在一些可能引發衝突的誘因，但在1914年8月兩國爆發戰爭並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歷史學家查拉•斯坦納（Zara Steiner）和基思•尼爾森（Keith Neilson）所指出的，兩國“在領土、皇位或邊界方面沒有什麼直接衝突”。事實上，有一些重要的因素還可能會促進兩國間的和平：貿易、文化紐帶、相互聯繫的精英和皇室家族等等。

那他們爲什麼要打仗？歷史學家瑪格麗特•麥克米倫（Margaret MacMillan）的答案是，這場戰爭是“一個感到自己優勢正在消失的主要全球大國與一個崛起中的挑戰者爆發衝突所致。”

這種轉變很少能被和平管控。現存強權往往過於傲慢，總是教導別國該如何管理本國事務，但對較弱小國家的恐懼和擔憂卻往往漠不關心。這樣的強權，比如當時的英國和今日的美國，不可避免地會抵制自己的病危通知，而崛起中的大國則迫不及待地想要得到它應得的份額，無論是殖民地、貿易、資源還是影響力。

1914年前的英德對立與當代美中關係之間的相似之處既引人注目，也值得人們警惕。美國發現自己正處在英國曾經佔據的位置上，一個相對實力正在逐漸減弱的在位霸主。華盛頓和那時的倫敦一樣，也對敵手的崛起表示不滿，因爲它把這種崛起歸咎於不公平的貿易和經濟政策，並認爲其對手是一個壞角色，其價值觀與自由主義背道而馳。對中國而言，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德國一樣，今天迅速崛起的中國希望自己被承認爲是在國際舞臺上與美國平等的大國，並在自己所屬的地區謀求霸權。英國無法以和平方式適應德國的崛起，這引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是否遵循英國的先例將決定美中競爭是否以戰爭告終。

理念之爭？

對中國領導人來說，他們本國的歷史爲那些未能躍升成爲強權的大國提供了警示。正如學者們所指出的，中國在19世紀中葉的兩次鴉片戰爭中被英法兩國擊敗，是因爲中國無法適應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由於中國領導人應對不力，更強大的帝國主義列強才能夠控制中國的內政；中國人把後來西方列強和日本壓制中國的時代稱爲“百年國恥”。

中國目前的崛起是因爲它想要爲自己所遭受的恥辱復仇，並恢復其在19世紀前東亞的主導地位。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這一過程的第一步。爲了刺激經濟增長和促進現代化，中國融入了以美國爲首的國際秩序。正如鄧小平在1992年所說，“落後就要捱打。”北京的長期目標不僅僅是致富。它的目標是在足夠富有後獲取必要的軍事和技術能力以爭奪東亞霸權，將美國趕出這一地區。中國加入這一世界體系並不是爲了保護它，而是要從內部挑戰它。

這一戰略已經成功。中國在每一重要的實力尺度方面都在迅速接近美國。2014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稱，以購買力平價衡量，中國已超過美國成爲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按市場匯率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現在已接近美國的70%。隨着中國繼續從疫情引發的經濟衰退中迅速復甦，在這個十年結束前，無論以何種標準衡量，中國都可能超越美國成爲全球第一大經濟體。

從軍事角度看，情況也類似。2015年，由蘭德公司組織的研究“美中軍事記分卡”提到，美中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力量差距正在迅速縮小。中國業已提高的軍力正威脅着該地區的美國艦隊和基地。這項研究的作者也對這種轉變表示驚訝。他們說，“即使對本報告的許多撰稿人來說，他們一直在跟蹤亞洲軍事形勢的發展，變化的速度……也令人感到震驚。”

美國決策者越來越多地將美中競爭不再視爲一場傳統的大國競爭，而是民主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較量。今年7月，美國國務卿邁克•蓬佩奧發表了一次演講，其主要目的是從意識形態角度塑造美中敵意。他說：“我們必須牢記，（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一個馬列主義政權。”

美國不能再忽視我們兩國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的根本差異，就像中國共產黨從來沒有忽視過一樣。

就像在冷戰時期將蘇聯描述成“邪惡帝國”，將中國政府的合法性從美國公衆心中抹去、將中國刻畫成國際政治中的壞角色，這種言辭的目的就是爲將來更激烈的美中摩擦打下基礎。

不僅像蓬佩奧這樣的鷹派人士已透過意識形態棱鏡看待中國。就是華盛頓的一大批當權者也開始相信，對美國的真正威脅不是中國日益增長的軍事和經濟實力，而是北京對美國政治和經濟發展模式發起的挑戰。正如庫爾特•坎貝爾（Kurt Campbell）和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2019年所寫的，“中國最終可能會提出比蘇聯更強大的意識形態挑戰”；中國“崛起爲超級大國將使專制政體產生很大吸引力。”

美國對華政策的這種意識形態轉向是不明智的。它在華盛頓製造了一種狂熱情緒，使戰爭更有可能發生。美國最好應該把意識形態從這一局勢中剔除，把它與中國的關係當作一種傳統的大國競爭關係，在這種競爭中，外交的目的是通過妥協、和解和求同存異來管控競爭。另一方面，意識形態競爭的本質是零和遊戲。如果你的對手是邪惡的，妥協（實際是談判本身）就會變成綏靖。

前路危險

今天，美中關係正處於自由落體狀態。由於特朗普政府發動了貿易戰，美中經濟關係已岌岌可危，美國的技術政策旨在迫使華爲等中國企業關門大吉。很容易看出，任意幾個着火點都可能在未來幾年引發戰爭。朝鮮半島事態可能會將美中兩國捲入其間，兩國的軍事演習也加劇了南中國海和臺灣海峽的緊張局勢。華盛頓也在挑戰有關臺灣地位的長期共識，逐漸接近承認臺灣獨立於中國，並公開承認美國曾有保衛臺灣的軍事承諾。美國還對北京的新疆政策以及在香港實施嚴厲的新安全法做出了強烈反應。在這兩起事件中，美國兩黨官員都譴責了中國，國會和特朗普政府都對中國實施了報復性制裁措施。

儘管遇到了美國的反彈，中國仍不太可能放棄本國成爲東亞地區霸主的目標。北京還將繼續敦促美國給予它平等的大國地位。如果要迎合中國意願避免戰爭，那就要美國收回它對臺灣作出的安全保障承諾，並承認北京對臺灣擁有主權。華盛頓還需要接受這樣一個現實：它的自由主義價值觀不是普世的，就此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不再譴責北京的香港和新疆政策，並不再赤裸裸地要求變更體制。

　近日臺海局勢風起雲湧 圖片來源：新華網

美國採取這些措施的可能性很小。這樣做意味着承認美國主導地位的終結。這使得爆發熱戰的可能性越來越大。與冷戰時期美蘇一般接受對方在歐洲的勢力範圍不同，今天，華盛頓和北京對誰應該在東海、南海和臺灣地區享有主導地位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

美國公衆輿論也不太可能阻止這場可能發生的戰爭。從歷史上看，美國外交政策決策圈並不積極呼應公衆輿論，許多美國選民對美國的對外軍事承諾及其意義知之甚少。一旦中國發動攻擊，特別是對臺灣發起攻擊，“聚旗效應”（譯註：聚旗效應是政治學和國際關係上的一個概念，指在國家面臨戰爭或是外交危機的時候，國家領導人或執政者能在一定時期內獲得很高的支持度，同時國內輿論會減少對政府施政的批判。）和美國政府操縱輿論的能力很可能會化解公衆的反戰情緒。美國領導人會譴責北京是一個無情的、具有侵略性的、擴張主義的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其目的是鎮壓生活在民主土地上的熱愛自由的人民。美國公衆會被告知打仗是維護美國普世價值觀的必要條件。當然，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戰、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一樣，如果戰爭進行得不順利，那麼公衆的幻想就會破滅。不過，此時已爲時已晚。

在過去幾年裏，多名觀察家認爲（包括如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和埃文•奧斯諾斯Evan Osnos這樣美國著名的中國分析專家在內），美國和中國可能會像1914年的英國和德國一樣“夢遊着”進入戰爭。儘管兩國仍在走向衝突的途中，但現在每個人都已二目圓睜。

問題在於，儘管支持加劇對抗的人正在大聲而明確地闡明觀點，但在外交決策圈內部，反對此類政策的人卻出人意料地保持了沉默。其中一個原因是，許多通常主張美國外交政策應保持戰略自律和剋制的人，近年來在中國問題上變得更加強硬。

在一般同意美國應從中東（有人說，甚至是從歐洲）撤軍的學者和分析人士中，很少有人支持在東亞進行類似的戰略調整。相反，這個陣營中的一些人，特別是著名的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阿爾海默（John Mearsheimer）現在聲稱，美國必須反對中國獲取地區霸權。但這一觀點是基於20世紀初困擾英國戰略思想家哈爾福德•麥金德爵士（Halford Mackinder）的地緣政治噩夢：如果一個單一大國主宰了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它就可能獲得全球霸權地位。麥金德的理論有許多弱點。在他那個時代，軍事實力就等同於人口數量和煤鋼產量。在麥金德時代，歐亞威脅被誇大了，現在仍然如此。中國的地區霸權不值得靠發動戰爭去奪取。

美國是否能夠，或者是否會和平地放棄其在東亞的主導地位，承認中國具有與美國平等的大國地位，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然而，如果華盛頓不這麼做的話，那它就踏上了一條通往戰爭的快車道——這場戰爭的後果可能會使美國在越南、阿富汗和伊拉克遭受到的軍事災難相形見絀。

（觀察者網由冠羣譯自美國《外交事務》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