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結束了自唐末以來延續百年的中原藩鎮混戰局面，讓國家逐漸走出了戰亂時期。在此過程中，他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避免宋朝重蹈五代的覆轍，使其走出短命王朝的歷史週期律。而這些措施中，最爲出名的便是“杯酒釋兵權”的故事。趙匡胤通過這種形式，逐漸剝離了各個藩鎮節度使的兵權，使其無法任意調用軍隊，加強了中央集權，也降低了叛亂和戰爭的風險。後人對趙匡胤的這一操作評價很高，也被認爲宋朝數百年內部穩定的根基。可是從歷史來看，這個操作並不是趙匡胤發明的，只是在他之前難有成功者罷了。

實際上在後唐莊宗李存勖執政時，就已經意識到藩鎮節度使割據給國家帶來的危害。在這種環境下，加強中央集權，削弱藩鎮節度使的兵權，便成了他首要執行的軍事策略。然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導致了更加嚴重的藩鎮叛亂，他自己也興教門之變中被叛軍殺死，領導藩鎮叛亂的李嗣源即位稱帝，成爲後唐明宗。在五代史中，李存勖這種情況並不罕見。從他的繼任者李嗣源開始，幾乎每個皇帝都對限制藩鎮割據和加強中央集權做過不同的嘗試，但最終都是以失敗而告終。最接近成功的是後周世宗柴榮，可後周也在趙匡胤的陳橋兵變中改朝換代。

從歷史角度來看，唐朝滅亡後的藩鎮割據成爲了五代時短命王朝更迭的主要原因之一。而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必然是通過限制藩鎮節度使的權力來加強中央集權，使朝廷能夠全面控制國家軍隊，讓政局恢復到平穩狀態。雖然五代時的皇帝們經過了多番努力，試驗了各種不同的辦法，但最終卻是引發更嚴重的叛亂，導致王朝在叛亂中覆滅。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也是削減藩鎮節度使兵權，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卻沒有引發藩鎮叛亂，成功限制了節度使們的軍權，穩定了國家局勢，其深層次原因值得後人借鑑。

分析唐末以來藩鎮割據和叛亂的根源，其實是政治格局的變化所致。由於黃巢起義導致唐朝中原政權衰弱，於是各地的藩鎮節度使紛紛崛起，逐漸成爲割據一方的土皇帝。他們在地方上不但擁有軍隊大權，還把持民政權力，對土地、人口等各方面的資源進行壟斷，也因爲爭奪資源和權力引發各種戰爭。

唐末時河中節度使王重榮和大太監田令孜爭奪鹽池之利而引發戰爭，河東節度使李克用與宣武節度使朱溫爲搶地盤引發戰爭，便是這種內戰的典型。這種戰爭不但對國家破壞很大，也使得民不聊生，國家走向衰敗。藩鎮節度使強大起來後，便滋生勃勃野心，走上挑戰皇權的道路，成爲國家覆滅的掘墓人。

從深層次來看，藩鎮節度使強大的根源實是藩鎮軍隊的強盛。而組成藩鎮軍隊的將門世家子弟，成爲了藩鎮節度使進行戰爭的主要力量。將門世家來自於中國古代世兵制兵役制度的衍生，他們本是世代當兵的軍戶。由於長期處於戰爭之中，總結了一套戰爭指揮作戰和訓練的技能體系，使這些軍戶家族的子弟成爲了戰亂時的職業軍人。由於唐宋時期沒有國家體系的軍事培訓機構，所以軍隊中的兵源大多來自於軍戶和將門世家。將門世家的子弟擁有專業的軍事技能，豐富的戰爭經驗，很快就成爲軍隊的高層，被藩鎮節度使們所倚重。

由於將門世家是世代從軍作戰，使得軍事技能代代傳承，所以很快成爲軍隊中的主流。藩鎮軍隊的各種軍事指揮和戰鬥技能都是來源於將門世家，所以藩鎮節度使和將門世家形成了長期合作的關係。藩鎮節度使帶着以將門世家子弟爲核心的軍隊南征北討，爭奪各種權勢和利益。而將門世家在瓜分這些利益的同時，也向藩鎮節度使輸出大量的人才。再加上各將門世家之間的聯姻、利益交換等操作，使得藩鎮節度使下形成了龐大的利益關聯網絡。而藩鎮之間戰爭，甚至挑戰皇權帶來的巨大利益，便是被這個利益鏈所控制。

五代的皇帝們想要收回藩鎮的軍權，加強朝廷的中央集權，實際上就是在挑戰藩鎮以下個將門世家的利益鏈。將門世家子弟組成了藩鎮軍的核心，而藩鎮節度使則是他們的利益代言人，面對皇帝削除兵權和中央集權的政策，他們肯定是集體反對，甚至不惜發動叛亂和改朝換代。

而在藩鎮強大時，朝廷中甚至採取的軍人執政的制度。朝廷政事堂、樞密院等重要機構的官員，大多來自藩鎮和將門世家。一旦皇帝有廢除藩鎮和加強中央集權的舉動，他們都會集體抵制，甚至勾結軍隊密謀造反。在這種內外勾結的情況下，皇帝的所有操作都不可能成功，只會給國家帶來災難。

後周建立之後，從太祖郭威到世宗柴榮都意識到藩鎮控制國家，並形成內外勾結的軍人政治的原因，所以提出了迴歸文官政治的方略。在經過馮道、王樸、李谷等人的一系列努力後，逐漸削減了各地藩鎮的兵權，減少了他們對朝政的遙控，幾乎完成了國家政治格局的變革。然而趙匡胤卻鑽了個空子，他與樞密副使王溥勾結，利用政權更迭的機會搞出陳橋兵變，然後奪取皇位，建立了宋朝。而杯酒釋兵權，便是趙匡胤在趙普的建議下，搞出的繼續削減藩鎮兵權的辦法。這個辦法吸取了柴榮的經驗，彌補其中的漏洞，穩定了宋朝的政治大局。

實際上從柴榮的經驗看，已經避免了很多引發叛亂的措施，使得後周時期幾乎沒有大規模的藩鎮叛亂。柴榮在後周朝廷中大量任用文官，用文武並重的策略來攤薄藩鎮和將門世家在朝廷的影響力。他通過戰爭抓緊兵權，並形成了樞密使和禁軍對立制衡的政治格局，讓各地藩鎮無法私自調用軍隊，減少了引發戰爭和叛亂的風險。這種嘗試後來被趙匡胤所繼承，是現代軍事學中軍令和軍政分離管理制度的雛形，比西方軍事學建立這種制度早了數百年。這種制度極大的限制了禁軍將領和藩鎮節度使的兵權，減少了他們對朝廷的威脅。

這個制度相對於之前其他皇帝採取的制度有很大的優勢，其中最大的優點是削權而不減利。五代時的其他皇帝削減軍權，同時也會削減將領和藩鎮節度使的利益，這就會引發軍隊中將門世家子弟的強烈反彈，這就有了釀成兵變和叛亂的隱患。因爲禁軍將領、節度使和將門世家是利益共同體，面對朝廷的這些削權操作自然共同進退，這就無法避免叛亂的發生。可是當調兵全和統兵權分離後，禁軍將領、節度使和將門世家的利益是沒有任何損失的。他們統領軍隊的權力還是保持原樣，地方利益依舊保證，這就讓將門世家沒有了造反的動力。

調兵權收歸樞密院控制後，禁軍和藩鎮軍隊都無法自由調動。他們的任何動作都被朝廷派駐的官員所監控，這就避免了戰爭因個人和家族利益的衝突而爆發。只要朝廷不動搖將門世家的利益，將門世家就不會跟着藩鎮節度使造反，這樣能一來藩鎮就不會對朝廷形成威脅。將門世家本身就沒有調兵的權力，所以對朝廷收回這個並不反對，而缺了將門世家的支持，藩鎮節度使個人反對卻是沒用的。調兵權收歸樞密院後，樞密院由文官所掌控，直接對皇帝負責，也就減少了藩鎮對朝廷政治的干涉。

可是這個制度仍舊不完善，有着很大的漏洞。其中最大的漏洞就是，禁軍、藩鎮將領和文官樞密使勾結後，便會讓皇帝失去兵權的掌控。趙匡胤就是利用這個漏洞，和樞密副使王溥勾結，才成功的取代了後周的皇帝。因此趙匡胤即位後，在趙普的建議下進行了進一步的兵權拆分，形成了以文御武的權力格局。

首先，他把禁軍一分爲三，將原來的侍衛親軍分爲馬軍和步軍兩個部分，加上殿前司共三個衙門，俗稱禁軍三衙。三個衙門互不統屬，只負責日常的軍事訓練、建設等任務，其他後勤裝備等權力完全剝離。而任何一隻禁軍的調動、官員任命等都要由樞密院下令，這就限制了軍隊內部結黨。

趙匡胤能在陳橋兵變中成功上位，軍隊內結黨是重要措施之一。他搞得所謂“義社十兄弟”便是在禁軍中結黨，並通過王溥把持了禁軍的各個關鍵崗位。這使得在整個兵變過程中，軍隊方面對趙匡胤非常配合，幾乎是兵不血刃就拿下了東京汴梁城。趙匡胤自己可以這麼幹，但不允許別人這麼幹，所以通過拆分禁軍的方式瓦解結黨的可能性，減少內部隱患。同時他又將後勤、裝備等權力收回，使得軍隊在調動和訓練時受到極大的限制，也就讓軍隊失去了造反的原動力。沒有後勤裝備的支持，軍隊要成功兵變幾乎是鏡花水月。

第二，趙匡胤採取強幹弱枝的策略，逐漸的將地方藩鎮軍的精銳調入禁軍，而將禁軍裁汰的弱旅調到地方做廂軍，並按週期對將領進行輪換。宋朝以輪訓和駐防的理由將各地軍隊調到汴梁，然後按週期進行輪替。通過各種調整，地方藩鎮的精銳就成了禁軍，而弱旅則在地方維持治安，使得地方藩鎮的軍隊無法對國家和朝廷形成威脅。而調動過程中，又對將領形成輪替，使得將不知兵和兵不知將，造反的可能性大爲降低。但這麼一搞，也讓地方上宋軍戰鬥力急劇下降，對外戰爭屢戰屢敗，弱宋之名由此而來。

第三，趙匡胤採取文武對立，以文御武的策略。從政治地位、利益、權勢上抬舉文官集團，讓其與武將集團形成對立的關係。軍隊中不但有文官監軍，而且軍隊的每次對外行動都需要上報樞密院，使得軍隊在文官集團的掌控之下。如此一來，文官和武將就形成了對立關係，在軍事策略的執行上是以文御武的策略。這一方面便與朝廷和皇帝對各個軍隊的管理，另一方面也是防止文官和武將勾結。這也是趙匡胤在自己身上找到的經驗，然後用在了軍隊的制度中。他是靠着勾結文官才篡奪皇位了，自然不會給別的藩鎮將領這種機會。

由於文官和武將在軍隊中的權力有相當部分重疊，而朝廷大多數支持文官，排擠武將，使得文貴武賤的政治生態逐漸形成。文武官員集團的對立，減少了其勾結矇騙上級的可能，軍隊的任何事情被朝廷掌控，也就失去了兵變的機會。可是這麼做也容易搞成軍隊內訌，外行指導內行，常打敗仗也就不足爲奇了。

總的來說，從柴榮到趙匡胤，再到趙光義，一系列的軍事改革是非常成功的，也是領先於世界的。這對結束藩鎮割據的亂世，讓國家重新迴歸和平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此後幾百年時間內，將門世家也一直存在，始終是宋朝軍隊中的骨幹力量，但沒有引發大的動亂，其效果可以說非常出色。

可是這個制度仍舊不完善，在文官權力過大的時候，反而削弱了軍事實力的發揮，使得國家處於有力使不出的狀態。兩宋之所以在對外戰爭中出於守勢，並非因爲宋朝軍隊不強，而是在文官的管理下縛手縛腳，打起仗來發揮不出戰鬥力。現代的軍事制度是本質上是宋朝文官軍事政治的延續，但卻沒有宋朝時候的弊端，便是在制度上得以革新和發展。而宋朝因爲是文官執政，文官掌權後不願意犧牲自己的權勢利益，不再進行進一步的發展和改革，最終只能讓軍隊處於半死不活的狀態。這種狀態有利於朝廷的統治，卻不利於國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