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日 刊| 总第2340期

编者按：

创投会凶猛！无创投不电影节。梳理过去5年国内创投会的获奖项目，其中能够开展后制直至上映的，只占四分之一不到。创投项目成活率低的问题怎么破？让我们听听创投大拿王红卫教授怎么说。

近些年，各式各样的创投会可谓是琳琅满目，创投活动也是如火如荼。甚至可以说，没有创投会的电影节，似乎吸引力都没有那么大了，毕竟创投是电影节面向市场的活动设置。

对于今年金鸡节系列活动而言也是如此，金鸡电影创投大会座无虚席。

经过前期多轮评选，11月19日13个项目进入终极路演环节。主创现场进行项目阐释，从当天早上9：30一直持续到下午5点。台下落座的很多是抱着学习心态而来的青年创作者，不少投资方也位列其中。除此之外，黄建新、刘德华、徐峥担任主评审，王红卫、王易冰、李捷、梁静等22位制片人组成的评审团阵容堪称豪华。

评审团从1057个项目中选出30部入围作品，最终又评选出《村庄 音乐》《脐带》等获奖项目。

创投会的初衷是挖掘更多青年导演的优秀项目，但在实际转化过程中参与创投的影片遇到的困难也不少。受疫情影响，影视创作被按下暂停键。这也使得本就变数极大的影视创作过程更加复杂、艰难。在今年一对一洽谈环节，很少有明确态度的资方参投。

对此，影视独舌对话本届金鸡节创投大会评审团成员之一，常年参与电影节创投评审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红卫，听听他对当下国内电影创投生态的看法。

王红卫（右）

“内卷化”危机

张猛的代表作品《钢的琴》曾在2009年上海电影节创投会上获得“最具创意项目”奖，李霄峰的《少女哪吒》在2013年上海电影节创投会获“最具创意大奖”，《白日焰火》 2010年曾入围上海国际电影节创投会……不少近年的电影佳作，都与创投会有着不解之缘。

引自国外的创投会活动，最初是依托电影节又或是政府扶植而产生的。

这种模式进入中国后除了保留了基本模式，像依托北京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电影节、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等展开的创投会之外，也形成了商业公司、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发起等独具中国特色的模式，比如山一创投会、青葱计划的创投会、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等等。

但是，随着不同名称的电影创投会接连开展，越来越多作品获得奖项，真正拍出来与观众见面的影片却很少。梳理过去5年国内创投会的获奖影片，其中能够开展后制直至上映的，只占四分之一不到。

五花八门的创投会确实让电影创投面临“内卷化”困境——停滞不前没能向更好的模式迭代。

“2018、2019年开始，我认为创投会是过多的。首先就是项目不够用、重叠率高。复工以来的这些创投项目重叠率已经在百分之三、四十以上，进入终选的，有一半是我们这些经常参加各种创投的评审早就见过的。”

王红卫表示，这些项目通常品质较好，只不过还没有拍成，想要继续通过创投会去获取社会和业界关注，寻找没能落实的投资，吸引到明星演员、监制这类线上资源投入之后再去宣传，就会比同类项目有优势。

创投会太多，不仅导致项目和青年导演不够用，甚至连评委都不够用了。

“创投项目评选需要评委拥有一套复杂的知识体系，不仅对剧本、导演的判断要有经验，还要了解行业趋势，熟知影视制作的规律，对市场敏感，对新人成长要有经验……”王红卫表示，“为了增加曝光度，创投会喜欢找明星来做评委，有经验的优秀演员也许合适，但更多情况下，能胜任评委一职的人有限。”

谈及不同创投会的偏好，王红卫表示，一般官方组织的创投会评委阵容更雄厚，像金鸡节这样有二十多位评审的，综合意见会取一个最大公约数。对于民间创投会而言，3~5人的评审阵容规模较小，获奖结果更受评委个人喜好影响，有特色的项目更易获得青睐。

金鸡创投三位主评审：黄建新、刘德华、徐峥

“7分文艺片”VS“5分类型片”

创投会评选出的获奖项目，转化成完整影片需要时间较长，一般周期是3~4年。在这个过程中，成活率也不高。对此，王红卫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一方面，客观来看创投会更像是海选，创投影片的成功率本来也不会很高。这些影片在创投会后往往要经历自然选择、优胜劣汰。

“很多时候是评审觉得某个项目不错，但是投资方却认为这个项目有问题、不敢投，以及可能投资方都开始接洽了，但因为主创的沟通能力、实操能力问题让项目搁置。”

另一方面，创投会的入围名单通常比较宽泛，以给更多年轻人肯定为主，这样也会造成创投项目基数很大。但如果冷静观察后会发现，剧本可能只有一个创意点不错，项目整体一般，这也使得影片后续推进受阻。

这里似乎存在一个悖论。诚然，剧情和喜剧项目是电影市场的刚需类型，创投会鼓励类型创作。但另一方面这类创作在创投会又很难拿奖。

“即使有些创投会或者评审事先约定了鼓励类型创作，但也不能7分的文艺片不给奖，5分的类型片给奖。”作为在行业内浸淫多年的专业人士，王红卫和同行们始终坚持“标准不能降”。

“一般规律下，文艺片就更适合青年人上手，因为在文艺片中他们可以更多调用自己的个体经历和真实情感，而不需要那么多的技巧、经验和市场嗅觉。”

文艺片本就是电影市场上的小众群体，单靠青年导演操盘可能声量较小，线上资源加持必不可少。创投项目想要能够突围，背后少不了成熟电影人助力。比如《我不是药神》背后有宁浩、徐峥，《送我上青云》背后有姚晨。

而在创投会的另外一些创作者看来，他们也并非只想通过创投获得投资那么简单，听取更多评委意见、接受市场维度的评价也是他们参与创投的目的。 有的提案者表示，“我们更希望的是可以在这个平台上接收到一些更加专业的意见和反馈信息。”

同时，活动路演现场，记者对于几个项目的主创进行采访，他们并不讳言参加创投会对项目有提前预热、增加曝光的期待。

创投会结束，才是真的开始

“前辈扶持、后辈努力”似乎成了创投会的老生常谈。但到具体创投项目的推进则是另一番光景。

王红卫以自己任理事长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主办的青葱计划为例，“由李少红导演我们几个人的力量去推进，每年能拍两三个已经很不容易了。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每年把获奖项目都拍出来，已经是一个中型电影公司了。”

换言之，创投会只是一个起点、一个契机，只有项目真正拍成完整影片，才是创投会真正成活的体现，而不是它在创投会获了多少奖。

反观近年来与创投相关有一定影响力的影片，“《平原上的夏洛克》《过昭关》没有一个是去参加创投会拿到的资金，反而都是创作者自己写剧本、自己筹钱，押房子押车，要不就是靠过往积蓄完成拍摄的。”

王红卫表示，因为没人干涉，这几个项目的纯粹度很好，也因为没有退路，青年导演必须把电影拍出来的决心也很坚定。

实际上，这些硬着头皮完成的项目也考验了创作者的“人品”，要想真正做成一个项目，无坚持不能成。

当然，还有些人专门吃创投会这碗饭，整日游走于各个创投会间。因为混得脸熟，业界很多人会觉得他已经是资深导演了。事实上，这些创投导演并没有没拍过一部电影作品，而他的项目也永远在PPT上。

王红卫认为，要想提高创投会的产出率，最关键的还是业界要将关注和资源后移，多在创投会的后端下功夫，至于如何提升前端准确度，他认为很实际的办法是——拍摄样片。

相较于一般创投会给予获奖项目5万、10万、20万元不等的奖励，青葱计划每人100万元的奖励可谓是大手笔。这笔资金会专款用于剧本深化以及短片、概念片的拍摄。“找到剧本中的一段拍摄，不是Demo小样也不是片花，而是要有情节的一段戏。”

样片拍完之后如果觉得不行，投资方可以及时止损，而这部分资金也可以作为投资，一直留在项目里，转化为股权，而对于青年创作者来说，他们有自我认知、修改调整的空间。

此外，王红卫还以自己亲身经历佐证。他以2019年第十四届华语青年电影周“猎鹰计划”中的一个创投项目为例，其中一个项目在剧本阶段并没有引起评委注意。“我觉得这个剧本还可以，但也没有那么好，心里的获奖名单中并没有这个项目，但是到现场看了他拍的样片之后，我们评委三人一致决定给这个项目最高奖。”

这个项目就是《雨打芭蕉》，它去年十一月底拿了奖，今年十月底就拍摄完毕。这个快速产出的项目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拍摄样片的重要性。

今年金鸡创投会上，主评审黄建新不停强调的一个词是“信心”，而青年创作者的样片，能证明“我”有能力承担起对项目的责任，给投资方以信心。

从这个角度看，创投会的周期可以更长一些，扶上马，送一程。

【文/文朔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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