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兵諫，扣留了蔣介石，並通電全國提出八項政治主張，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事變發生後，經過各方協調，最終得以和平方式解決。結局雖然比較圓滿，但“捉蔣”過程充滿曲折。華清池槍聲響起，蔣介石跳窗逃生，歷經艱難登上驪山，藏身在西繡嶺虎斑石附近。那麼問題來了，到底是誰最先發現蔣委員長的呢？

蔣介石藏身處今貌

我們先來看蔣介石日記是怎樣寫的。“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倉促不得鑰匙，乃越牆而出。此牆離地面僅丈餘許，不難跨越；但牆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着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候，扶掖以登。”按照蔣之說法，忍痛登上驪山，突然四周槍聲大作，衛兵中彈殞命，他只好重新往回走。“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巖穴中，荊棘叢生，纔可容身。此時身體已覺疲乏不堪，起而復僕者再，只得就此暫息，以觀其變。”

驪山腳下華清池今貌

參與臨潼“捉蔣”的內線部隊主要爲西北“剿總”衛隊第1、2營。據第1營營長王玉瓚回憶，經過一番短兵相接，東北軍衝入華清池五間廳，發現蔣介石臥室衣帽、假牙、黑斗篷大衣俱在，後牆發現一隻鞋子。“即令我營戰士從左側上山，第2營戰士從右側上山。我隨即帶人越過飛虹橋，跑出開陽門，同官兵們一起上山搜索。”

此時天色微明，第2營營長孫銘九亦率士兵急往山上搜索。跑在前面的班長陳至孝忽然喊道：“報告營長，委員長在這裏呢！在這裏呢！”孫銘九三步並作兩步，只見蔣介石剛從洞裏出來，彎着腰扶着石頭站在洞口邊。孫銘九晚年撰文指出，陳至孝當時報告說，我們沿這個方向搜索至大石頭旁，見洞裏蜷伏着一個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員長？趕快出來，不出來就開槍了！”裏面連忙回答：“我是委員長，你們不要開槍，不要開槍！”

孫銘九

王玉瓚的回憶文章有些出入，“躲在大石頭後面亂草叢中的蔣介石，可能是由於又怕又冷，不時伸出頭來，窺視周圍動靜，恰被我營手槍排班長劉允政、翟德俊兩人發現”。“蔣委員長在這兒呢！在這兒呢！”王玉瓚聞聲跑去，看到孫銘九已經先在，官兵遂把蔣介石連推帶搡架下山來。

王玉瓚

也就是說，孫銘九認爲第一個發現蔣介石的是第1營班長陳志孝，王玉瓚認爲首先發現蔣介石的是第2營手槍排班長劉允政、翟德俊。蔣介石自己是怎麼說的呢？“時叛部搜索益急，聞岩石上叛兵相語曰，‘此間有一服便衣者，或即爲委員長也。’另一叛兵曰，‘姑先打一槍再說。’又一叛兵呵止曰‘不要胡鬧！’餘乃抗聲答曰‘餘即蔣委員長，爾等不得無禮。’旋孫銘九營長前來，向餘長跪而泣，連言‘請委員長下山。’”

顯然，蔣介石並不認得第一個發現他的“叛兵”叫什麼名字，在他眼裏無非就是“叛兵甲”“叛兵乙”“叛兵丙”。這三位“叛兵”興許就是陳思孝、劉允政、翟德俊，至於哪位最先發現蔣委員長的，這就說不清了。

驪山腳下兵諫亭今貌

值得一提的是，孫銘九對王玉瓚撰寫的材料似乎頗有微詞。1981年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以下簡稱“文史委”）收到上海市政協五屆三次會議轉來市政協委員孫銘九的一件提案，要求召開臨潼扣蔣當事人座談會，澄清有關事實。文史委隨即致函上海政協轉請孫銘九提供一份當事人名單。7月10日，孫銘九回信，信中着重指出：

“跟隨我上驪山去搜查扣蔣的人，其中有我的隨從兵李恩波和衛隊2營7連和後續到的衛隊2營8連的人，還有營附商亞東也參加了搜查行動。但在我和蔣見面說話時，只有七八名衛士，包括最先發現蔣的2營8連陳志孝班長，當時並沒有任何其他軍官在場。”

蔣介石和張學良

是年12月底，文史委副主任張魁堂主持，在北京召開了關於華清池“捉蔣”真相辯論覈實會，邀請了王玉瓚、孫銘九等人各自述說自己的見聞，再次覈實臨潼兵諫的一些相關問題。會後，張魁堂撰寫了《臨潼扣蔣的兵力部署和主要的指揮官》一文，結論如下：

一、孫銘九的回憶存在錯誤，參加戰鬥和搜山的不僅有2營，還有1營。二、王玉瓚補充了一個細節，“搜山時，孫銘九和我都在前面指揮，孫在我前面，是他先看見委員長的。扣蔣之後，副司令（張學良）賞了我和每人5000大洋”。三、是誰第一個發現蔣介石的，不止一種說法，也很難弄清楚究竟是誰，但也無關宏旨，可以多說並存。

參考文獻：

1、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安事變親歷記》，1986年12月版

2、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安事變簡史》，1986年12月版

3、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121輯》，1990年9月版

4、臨潼縣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西安事變臨潼兵諫回憶》，1990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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